设立丰收节的初衷，并不是把它设定成政治性节日，而是想要培育一个民俗性的节日，丰收节应该是农民的节日，也是扎根在乡村沃土的节日

又到秋分，中国农民丰收节已走到了第四届。江南稻熟，江北粟黄，许许多多的乡村，和乡村里生活的人们，进入了九月秋收的季节。

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今天，粮食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但农业和农村，已经和千百年前的模样不同。今天，我们要过一个怎样的丰收节？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丰收节提案撰写专家之一、第二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曹幸穗。他说，“设立丰收节的初衷，并不是把它设定成政治性节日，而是想要培育一个民俗性的节日，丰收节应该是农民的节日，也是扎根在乡村沃土的节日。不是把农民请到城里来过节，而是让城里人到乡村去过丰收节”。曹幸穗同时强调，我国有15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18个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那里的丰收更加艰苦与珍贵，意义也更丰富，遗产地的保护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劳动者应该得到包括生态补偿、作物多样性补偿在内的四种补偿。

让丰收既现代又传统，听听专家怎么说。新京报记者王巍拍摄并制作

为何要设立丰收节

新京报：你是参与丰收节提案的撰写者之一，当初建议设立丰收节，是出于怎样的初衷？

曹幸穗：2017年，我国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再一次强调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提议，是农业领域贯彻落实党中央这个决定的举措。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在传统时代，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命脉，丰收意味着国计民生的稳定。所以，各地方、各民族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庆丰收的传统和习俗，但庆祝的习俗、仪式、对象往往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想着，可以做一个统一的丰收节，可以更好地凝聚中华民族的力量，成为所有中国人情感寄托的对象。

新京报：丰收节的提案是怎样形成的？

曹幸穗：当时农业农村部提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之后就组织专家开始论证。当时论证和调研的方向，主要有四个，第一是汇集和整理古代丰收节的资料；第二是对国外丰收节内容和形式的整理，因为我们的丰收节要有自己的特色；第三是提出新时代丰收节的主旨和内涵，怎么培育一个适合当代生活的丰收节；第四是如果要设立丰收节，第一届的庆典活动怎么办。

丰收节曾经历重重争议

新京报：讨论中有不同意见吗？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曹幸穗：当时争论的焦点很多，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以行政力量来做一个民俗性的节日，可能出力不讨好，不赞成把农民的习俗变成一个政治性节日。第二，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农业类型很多，作物成熟的时间也不一致，设置一个固定时间点的丰收节，不太适宜。第三，也有专家认为，本来各地就有各自的丰收节，应该尊重地方习俗，不宜改动。第四，有专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在全球，像丰收节这样和农业农民相关的节日，都在逐渐淡化，我们没必要再去设一个丰收节。

新京报：这些争议最后是怎样解决的？

曹幸穗：经过很多轮的论证之后，我们逐渐有了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认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的。从现实角度看，今天，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设立丰收节，能够引起社会各界更多地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同时，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农业商品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农业和市场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本身也是一个提升农业产值、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的契机。实践证明，过去几年中，与丰收节同期举办的丰收购物节，对促进农产品销售、培育农业品牌，确保增产增收，效果都很好。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即便在今天，大多数人仍居住在农村，对农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怀。设立农民丰收节，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也会成为一个新时代新民俗的文化符号。

大江大河育成丰收符号

新京报：丰收节已经到了第四年，效果怎么样？

曹幸穗：从这几年的实践看，效果还是不错的。除了每年的大会安排的主会场之外，各个地方也在积极响应，举办各种各样的丰收节活动。地方上原本有的丰收节，也在逐渐靠到秋分这一天来，和中国农民丰收节同期举办。此外，这几年中，全国还有200多个新的农业节日也和丰收节同期举办，和当地的特产、旅游等相结合。这种趋势还在加快。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丰收节活动，确实结合了地方的风俗、特产，带动了当地的乡村旅游、农业休闲旅游，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还有的地方，特意培育在秋分前后成熟的品种，配合丰收节活动，并且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新京报：丰收节每年都选择一个地方来作为主会场，这一点是怎么考虑的？

曹幸穗：丰收节在设立时的基本定位，是要把它培育成一个民俗的节日，乡土的节日。在设立之初，通过国家力量举办庆典仪式，是为了更好地培育节日的气氛和内涵。当时的设想是，以江河流域为起点，培育文化符号，所以除了最初两届之外，第三届就到黄河流域，今年的第四届在长江流域，未来还有很多大江大河，还有历史名山，还有不同的生态区，都可以成为主办地，最终，全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应该都可以轮到。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丰收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到了那个时候，丰收节也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

传统的丰收理念更加珍贵

新京报：和传统时代的丰收节相比，现在的丰收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曹幸穗：首先是强调丰收的喜庆意义、文化意义。其次，传统时代的丰收，更多集中在产量的丰收上，而现代的丰收，既要讲产量，更要讲品质、讲生态、讲社会和谐。这就要求我们传承古代的丰收习俗的同时，还要赋予丰收节新时代的内涵，要在传承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所以，今天的丰收，不是多收了多少粮食那样的丰收，而是包括丰产、品质保障、生态发展、社会和谐等多方面的丰收，如果只是产量提高，社会问题还很多，那不叫丰收。

新京报：当前，还有很多地方，保留着传统的农耕方式。这些地方的丰收，和机械化、规模化农业的丰收，有何不同？

曹幸穗：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今天的农业，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越来越普遍。例如，在东北地区，就有高度智能化的水稻农场，从整地到播种，从管理到收获，全程智能化，地里看不到人。这样的农业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但也要看到，还有很多地方，人们还在用传统的方式耕作。我国有15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18个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地，很多都处在农业机械尚难适用的丘陵山区。那里的人们，大多还用人力的方式耕作，非常辛苦，生产效率也不高。但这不意味着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丰收没有意义，恰恰相反，这里的丰收更加珍贵，意义也更丰富。

保护好农业遗产，就是保护丰收

新京报：机械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显然更符合现代农业的要求，为何还要保护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极其艰辛又效益很低的农业生产呢？

曹幸穗：首先，现代农业效率更高，对人也更友好，但现代农业也有自身的弊端，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同时还可能造成污染。而传统农业中，我们的祖先在千百年劳作中，积累了一套与自然相和谐的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对生态更友好，也是可持续的。其次，现代农业更多强调标准化生产，这必然会导致作物品种的单一化。举例来说，假如全国只种一个品种的玉米，那么我们生产一种农机就可以，只用一个标准就可以保证它的质量。如果种几百个品种，玉米的高矮、熟期全都不同，产量、品质也不一样，可能就要研发更多不同的农机，制定更多不同的质量标准。

新京报：标准化会导致怎样的问题？

曹幸穗：大自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农业生产也是如此。单一的品种对生产、技术等方面的要求更低，但它破坏了作物的多样性，风险更大。假如这单一的品种，发生了某种难以防治的病虫害，那么损失就会非常惨重。在国外的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很多。所以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农业模式、作物的多样性非常重要，保护其中多样的作物品种、保护丰富的地方文化，本身也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新京报：保护传统农业模式，和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协调？

曹幸穗：现代农业也可以从传统中吸取很多优良的经验和知识。比如生态发展的模式和方法，在传统时代，人们积累了很多生产经验，包括可持续发展的病虫害防治等，这对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事实上，许多科学家在传统中汲取经验和资源，研发出适合现代价值观的生态生产、防治体系，在现代农业中注入了传统因素。

农业遗产并非拒绝现代技术

新京报：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否意味着，也要按照传统的方式去耕作呢？

曹幸穗：机械逐渐代替人力，把人从繁重而艰辛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是农业发展的大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农业文化遗产就难以保留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并不拒绝现代技术和现代装备。举例来说，云南的哈尼族梯田，是我国15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那里有一套非常优秀的生态生产系统，也保留了如红米这样的传统作物，但同时，当地很多人还在用非常落后的方式劳动，养牛来犁田，用镰刀收割，用人把收获的稻谷背到山上的村庄里。我们保护哈尼族梯田所代表的农业文化遗产，重点在于，保护那里的生态发展模式，保护那里的地方品种，至于人力劳作的方式，完全可以用现代技术和装备替代，比如在研发合适的小型机械来耕作和收获，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安装合适的机动索道，把肥料运到田里，把梯田里的粮食运到山上。

新京报：这会影响农业遗产的保护吗？

曹幸穗：不会。在使用机械代替人力的同时，该用有机肥还是用有机肥，该种什么品种，还是种什么品种，这并不影响农业遗产的保护。同样举例来说，浙江绍兴的香榧林，人们还在用高高的竹梯采摘，危险性很大，假如研发安全性更高的机械云梯去采摘，香榧林还是香榧林，但是采摘的安全性提高，劳动强度降低了。江西万年县的水稻，当地人一担一担地把农家肥挑到地里，非常辛苦，假如用机械直接施用农家肥，传统的水稻品种就变了吗？都不会。

遗产地保护者应得到补偿

新京报：除了劳动极其艰辛之外，不少遗产地的农业效率也不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曹幸穗：农业是低效产业，传统农业更是如此。农业文化遗产，往往种植传统品种、不用农药化肥，和机械化、规模化、大量使用农业化肥的生产相比，效率肯定更低。因此，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就必须考虑，怎么补偿遗产地保护者的这个损失。

新京报：具体来说，有哪些需要补偿的方面？

曹幸穗：第一，应该有生态补贴。遗产地的农民，不用农药化肥，保护了生态，这个生态，是所有人共享的，但损失是农民承担的，所以应该加以补偿。第二，应该有产值补贴，遗产地农民，生产品质更好的绿色食品，但产量低，其中的差价，应得到补偿，这个补偿既可以通过市场化的价格差别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政府补偿。事实上，当前很多遗产地的产品，价格普遍都高于同类的普通产品。第三，应该有作物多样性补贴，遗产地农民种植地方作物，保护了作物的多样性，保护了国家的种质资源，应该得到补偿。第四，科技研发的倾斜，农业文化遗产形态多样，无法适用统一的现代技术和装备，这就要求加大科研投入，有针对性地研发适合不同农业文化遗产的技术和装备，比如梯田耕作中代替人力的装备，比如古枣树和古香榧，就需要不同的技术和装备。这方面，需要国家投入更多科研力量，去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和装备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