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东西城所有的胡同街巷,罗保平的大半辈子,都在与北京城的地名打交道。


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首次地名普查中,罗保平曾拿着皮尺、踩着自行车,在西二环丈量宽度、为“鸭子桥”寻求正解。


对他来说,北京像有两个,一个此时此地,一个彼情彼景。当古城旧事在群体印象中逐渐淡漠,老地名中还锁着往昔的京城影像,等待后人追问探寻。


9月23日,罗保平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让老地名进“家谱”


年过古稀,北京地方志协会副会长罗保平仍频繁往来于各个会场。不同的会议,往往围绕着相似的主题:北京城的地名保护。


在罗保平眼里,北京大概是“双份儿”的。一个是触手可及的城市,装着月坛公园、白塔寺、鲁迅故居与大白猫晒毛打滚的四合院。另一个是逐渐远去的历史的北京,经过几百上千年的时光淘洗,仍留下一些昔日影像,锁在街头巷尾的地名里。


他的大半辈子,都在与这些名字打交道。


地名保护的基础,是完整的地名普查,罗保平是最早的一批亲历者。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迅速发展变化起来,新地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时代背景催生了1980年我国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在北京,这项任务被安置在规划委,当时,大学毕业的罗保平正好进入西城区规划委工作,在几年中走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


查地名就像查户口。名字所覆盖的范围内,道路的长宽走向、挂了多少门牌儿、有哪些单位机构和文化设施,种种现状都要摸清楚。走访下来,一些实际情况与老北京人的印象并不一样。

   

大栅栏、地安门北大街、宣武门内大街是西城最为繁华的地方,在居民心里,沿街的商业网点得有几十上百个。罗保平在道路两侧从头到尾走了一遍,挨个儿数数,发现实际并没有那么多,宣内和大栅栏是20来个,地安门北大街也就50多个;出行纯靠腿,丈量长宽就靠一卷皮尺,他曾亲自量过西二环的街面,一共得量三次,但大马路上来来往往全是车,常常弄得他灰头土脸。


最让他下功夫的,还是为地名“溯源”。


解锁古城旧事


罗保平的专业是历史,尤其喜欢北京史。当城市日新月异,古城旧事逐渐从群体记忆中淡漠,保留下来的名字,还能提示一些往日时光。


西城琉璃厂,因明代在此处烧制砖瓦琉璃而得名,清代乾隆时期,琉璃厂挖出一个前代的古坟,墓碑上写着,墓主葬于城东海王村,后人因此得知此地原名海王村。琉璃厂多文人雅客,中国人又好古,直到现在,还有商家借用此名。


并非所有地名都有清晰的渊源。有时,民间故事与猜想填补了历史的空缺。解释地名没有标准答案,过程中难免会出错,有的要耗费十余年的时光。


西城广安门往南走一站地,有地名“鸭子桥”,上世纪80年代,已无人得知桥名从何而来。人们编了一个故事,称桥边多养鸭户,桥下多见鸭子成群结队,故事流传甚广,但没有证据。罗保平后来认定,鸭子桥与鸭子无关,实际与关公庙有关。

   

“关庙自古今,遍华夷。其祠于京畿也,鼓钟接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北京城曾遍布关公庙,且有诸多民间俗称:红庙、白庙、高庙……其中一称即鸭 子庙。鸭子庙等同于关公庙的解析,见于历史文献,而广安门的桥边,正有一关公庙。第一次地名普查完成后,鸭子桥的困惑始终放在他心中,数年之后,才在查阅 文献中豁然开朗。


什刹海与鸭子桥类似,也似曾遭误解。有说法称,什刹海的名字源自附近有十座佛寺,这个解释流传已久,罗保平一开始也不以为奇。直到某一天重读《帝京景物略》,发现什刹海或引用了“十刹海”的名称,后者为一庙名。据书中记载,“京师梵宇,莫十刹海若者”,此刹建造者为明代 和尚三藏师,终身苦行,世所仰慕。


类似有待考证的民间解释还有不少,如北新桥“恶龙打仗”的传说、“前百户”“后百户”的由来。要搞清 楚真正的渊源,需要研究者查阅文献、钻研历史地图、实地走访探查。几年之中,西城3000多个地点,罗保平都一一走过,除了编写西城区地名志,也参与了北京其他地区地名普查,从这些地名中,第一次接触到另一个时间维度的老北京。


消亡与新生的地名


几年之后,罗保平工作调动,转而钻研北京史,却仍始终关注城市地名的动态。


如今走进北京城,身处何街何巷,路牌上一目了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胡同院落有门牌,街巷却是没有名牌的。地名普查完成后,地名保护的概念真正出现,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街小巷挂牌亮出了名字,北京同时出台了地名申报、审批等制度。


罗保平说,他那会儿财政可报销额度一年仅有3000元。2014年,第二次地名普查开始,财政投入远超过首次。时代变迁也渗透在工作中,普查员随身携带的不再是纸笔皮尺,而是摄像机。


在罗保平印象中,近十来年,对地名的管理变得更加严格与规范。在固化老地名的同时,新地名的取用,也应尽量反映当地的历史滥觞。

   

聚集了庞大人流的回龙观地区,早先只是城北一片农地。随着人口暴涨,村居变为楼房。罗保平曾参与三个街道办的命名,北边的叫北七家,中间的叫龙泽,南边的在回龙观、龙回等几个备用名之间选择,最后综合地理、历史、意境和社会接受度,选择了回龙观。而类似这样的会议,他每年要参加几十场。


保护与发展之问


如同生物新陈代谢,地名也在城市发展中不断更新与消亡。


第一次普查中,西城的地名有3000多条,现在只剩下一半。随着居住区的消失,很多地名也流失了。罗保平认为,地名更新是必然趋势,但城市发展与地名保护之间如何平衡,应该有一个命题,保护名录的出台,用意就在于此。

   

罗保平参与了第一批名录的筛选。在数量庞大的地名中,专家组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层级,有的必须保护,有的尽量保护,有的可保可不保,通过登记入册的方式, 有价值的老地名将被保存下来,即便日后城市继续发展,这些名称也不会随着街巷建筑的变迁而消失。很快,第二批名录也将出台。


除了保护机制,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对地名保护带来影响。在过去,许多名字是基于真实的民间地情,后人出于各种原因对其进行了修改。如辟才胡同,原名劈柴胡同,上世纪 初,有人在此置办私塾,取开辟人才之意将其更名;雅宝路,之前是大哑巴胡同和小哑巴胡同,后人觉得不雅,便改为雅宝;崇文的粪厂胡同,也被更名为奋张胡同。“有的地名的确不好听,但有的原意更有味道。”罗保平说。


此外,不少地名历史仍有待探究挖掘。清代胡同百花深处真如民国故事中所描述,是曾有老夫妻在当地遍植鲜花吗?大栅栏在明代名为廊坊四条,清代为何更名,读音又区别于栅(zhà)栏?这些未解之处,罗保平搁在心里,“慢慢找,指不定哪辈子就搞懂了。”


【人物档案】

罗保平

北京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我国地名普查最早的一批亲历者。他参与编写了西城区地名志及北京其他地区地名普查工作,关注地名保护四十余年。


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影记者 王嘉宁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