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三、周六清早，有数百位盲人会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一根粗编的绳子牵起并排的两个人，每人手里攥一个绳扣，志愿者主导着绳子的运动，拉紧、放松，都是发给盲人的信号。数据统计，自2015年以来，参与跑步活动的人次超过四万。

41岁的何亚君有一双符合长跑者审美的腿，跟腱细长、肌肉紧实，经络从脚踝向上凸起。一发力，筋肉根根分明。

跑动时，何亚君被一根30厘米长的线绳牵引着，绳子的一头在他手里，另一头在同步奔跑的牛哥手里。要转弯或避人，牛哥手里的绳子轻轻一拽，何亚君就知道拐弯、躲避。

何亚君是全盲视障者，失明近三十年。牛哥则是他跑步的搭档、导航。

和何亚君一样，每周三、周六清早，有数百位盲人会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盲人们“百分之九十九”是按摩师傅，来自于北京几十家按摩店。志愿者们则是“最普通的一帮子市民”。

没有人是专业运动员，甚至没人是搞体育的。从“不会走直道儿”，到“跑一圈五公里，合计再跑一圈”，盲人中的不少人跑下了半马、全马。作为盲人跑团团长，何亚君曾跑出3小时20分的全马成绩。

和北京许多热爱跑步的人一样，这些盲人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跑步圣地”，因为那里有“平整的地”、“最好的空气”，和一种“前所未有”的热闹。

看的欲望转移了，变成释放体能的欲望

9月29日5点20分，闹铃响了，何亚君的两腿先放下床，两手上下摸索，慢慢把被褥收起，衣服穿好。摸索着走出房间时，腿又作了身体的先锋，偶尔地，率先磕到门、柜、边边角角。身体接到信号，往回收缩躲避。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

等何亚君上完厕所、吃过两个饼、喝下500毫升热水，已近六点钟。志愿者牛哥在门口等他，对上一句“走吧!”他就搀着牛哥的手，步行向一公里外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出发。

与此同时，全北京城有数百位盲人和志愿者正奔向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全盲者们一般由半盲的同事、朋友引导，有坐地铁的，有打车的。最远的住在延庆区、房山区，早上3点多起床，坐两个多小时公交车进城。

集合地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健全人能看到三块巨石、一片湖、湖后面山一样起伏的树林。盲人们则听着声儿作标识，“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

六点半，大半的人都聚齐了。分成几个队，志愿者在左，盲人在右，队伍拉起来有十几米长。一根粗编的绳子牵起并排的两个人，每人手里攥一个绳扣，志愿者主导着绳子的运动，拉紧、放松，都是发给盲人的信号。

跑姿各式各样，经验丰富的盲人，能与志愿者协调节奏;紧张的、新来的，多少有些手脚僵硬，弯不起腿、摆不出臂，分不清是跑、是走。

何亚君是团里跑得最快的盲人，跟得上他的志愿者“一只手能数过来”。多数人一圈刚跑过半，他已从后面超上来，跑起了第二圈。

何亚君说，自己十岁时得了脑膜炎，求医无门，十四岁后发展至全盲。长到十七八岁，父母两次带他到北京治眼病，“第一次去的时候，说有百分之七十的治愈率;第二次去剩百分之三十。”而治疗的手术费要一万多，家里“两次都给不起”。他“默认着接受了”自己失明的事实。

二十二岁，何亚君离开四川老家，到北京盲人学校学习按摩，次年留京开始做按摩师傅。

跑步是从2014年夏天开始的。最早，店里的常客给他介绍了几个志愿者，“在奥森跑步的，说可以带盲人。”他抱着尝鲜的心态去了一次。大喘着跑了三公里，然后就感到“多年生锈的身体，瞬间被释放了。”

何亚君认为，这是一种欲望的转换：“眼睛看不见了，看的欲望就转移了，变成释放体能的欲望。而这种释放是有依赖、会上瘾的。”

长跑每每到疲惫时，他就加大步频、步幅，把心率拉升到每分钟170次甚至180次，“这是最爽的时候。”

他开始每周“双跑”，五公里、七公里、十公里，跑量次次有增长。2014年10月，他耗时2小时27分，完成人生第一场半程马拉松。五个月后，他又用5小时56分跑完了第一场全程马拉松。

七年间，他的周均跑量是五十公里;他在国内外完成全马、半马六七十场，总跑量超过一万公里。

2015年，何亚君和几个明眼人志愿者正式成立了助盲跑团，现在，一次例跑少则来一百多人，多起来要两三百号人。

盲人跑团在跑步。队伍拉起来有十几米长。受访者供图

团里盲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奇地一致：他们几乎没有其他职业的选择，做按摩是绝大多数人的归宿。依靠“盲友交流群”及盲友间的连带作用，他们加入了这支助盲跑团，“一个店来了一个盲人，就再带两个、三个盲人来，最后整个店都来了。”

有的盲人刚来时，站不直、罗圈腿，“连直线都不会跑。”有人跑了八百米就倒在地上吐白沫。不消几个月，这些人的腰板挺了，血糖血脂都降了;跑下绕公园一圈的五公里不在话下，更有厉害的人，“四个多小时就能跑完全马。”

磨合到默契

七点半钟，在牛哥引领下，何亚君完成了绕公园三圈的十六公里跑。

牛哥是退休警官，家住在何亚君的按摩店楼上。他本就是个跑步爱好者，“全马三小时内，平时动不动能一口气跑三四十公里。”去年九月，他跑出了肌肉损伤，下楼来找何亚君按摩调理。两人就此相识，慢慢成了跑搭子。

此前，和何亚君搭档的志愿者来来往往好几个，有做记者的、做白领的、退伍军人等。团里的其他志愿者也来自各行各业，许多人提着背包来，包里放了电脑、换洗衣物，跑完步就赶早高峰上班、上学去。也有退了休的来帮忙，年纪最大的过了七十。

芯片工程师小灰狼是最早的志愿者之一，现在负责新志愿者的培训。

他总结出一些领跑的技巧：带盲人跑步，与旁人至少保持“一米的间隔”;人一多，再快的配速也必须放慢乃至步行通过——除非是高度默契的搭档，“两个人能化成一个身体”，但那通常需要好几年的合作才能达成。

对牵引绳的状态判断也有窍门：绳子拉直了，说明奔跑的两人一快一慢。绳子晃晃悠悠的，则是两人的方向岔开了。最佳状态是半紧的，握在手里感觉不到阻力。

盲人和志愿者一起拉着绳子跑步。受访者供图

小灰狼说，团里的牵引绳由他和何亚君共同发明。两人研究了三四种材料，最终选择了一种细线，将细线编成粗线，再结成绳结。“轻便，最称手。”

盲人和志愿者的磨合仍是一道关卡。初试跑步的盲人有许多是“身体前倾，坐着屁股，拖地跑。”那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后来，新志愿者培训时被要求蒙眼跑至少三公里，因为“切身体会才知道将心比心。”

小灰狼说，有一次，有一明眼人没留神，领着盲人撞在了柱子上。盲人手腕上戴着的玉镯给磕碎了，还把手扎伤了。团里的事故不多，而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志愿者要管的事还有很多。许多盲人被同事拉来时，“男的穿身西服西裤，女的穿裙子。”志愿者们在外拉商业赞助，“只要东西不要钱”，要来运动衣裤、鞋子、魔术巾甚至手表、心率带等物件，包下盲人们从头到脚的需求。

志愿者和盲人相处，是互相适应的过程。志愿者鱼哥说，“盲友普遍不爱提意见，你问他今天被带得怎么样?都说挺好的。他们不好意思说不好。”许多时候，领跑的效果靠志愿者自己判断。

有几次，跑完步，有盲人想上厕所，志愿者要搀他进去，也被拒绝了。“就一个人在那儿摸索，我说你不要那么逞强!他死活不愿意。”

但志愿者们后来也想通了，“他们内心是很要强的。”

有时候，盲人们回一趟老家，给志愿者寄回一大包土特产。志愿者不更新朋友圈了，他们会私信问，最近怎么了?是不是不高兴了?有的盲人突然给志愿者打视频电话，“说就是想找人聊天。”

头一回“有了呼朋唤友的快感”

何亚君自认是“玩儿得很欢乐”的人。他给自己取名“淘娃”，口头禅是“太开心了”。他精力十足，常常早上五点多就在微信群里问好。

他是团里最贵的按摩师傅，“按一小时，收费三百多。” 他在北京买房、娶妻、生子。2010年，他开张了自己的按摩店，去年9月又开了新的分店。

其实，二十多年前，失明不久的他有过“内心非常柔弱的时期”。他说他常常揣着刀，摸向自家后院，对院里的竹子一阵猛砍。他曾吞下过一百片安眠药，被家人及时发现，洗胃方才救回。

团内的盲人们在此方面也有共性。谈到过去，许多人形容那是“想都不愿意想的回忆”——被乡里乡亲、左邻右舍说闲话已属平常，有时候，亲朋好友也会指指点点。后天失明的人更受不了这种打击，原先要用眼的生计丢了，“地都种不了了。”经济条件一落千丈，背后还受人议论，“太大的落差。”有人烧炭、割腕都尝试过，下了一半手，“突然想起还有个闺女”，才作罢。

跑步前，盲人们在做准备活动。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他们到北京来工作，认为北京有“作为首都的包容度”，“就像在奥森跑步，没有人会把你当个怪人。

平日里，盲人们留守在街边的、胡同内的小店面里，有的甚至只是居民楼中的两个单间——这些按摩店是他们的工作地，也是他们的住处、休闲场所。他们极少出行，没客人的时候，就挤在店里用读屏功能玩手机、上网聊天。他们往往因此练就出非凡的听力水平，能够开好几倍速听电子书，一天听完好几本。“一个月不出门儿是经常的事。”

盲人们认识的朋友多限于“盲友交流群”，要不就是同事、前同事、同事或前同事的同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许多人头一回“有了呼朋唤友的快感”，“甭管是盲人还是明眼人，就玩儿呗。”

跑步以外，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跑团也成了他们的社交场所。

南倩在跑团里找到了同为盲人的丈夫，还和志愿者静静交了朋友，会一起出门吃饭、买跑鞋。

盲人冯朋瀚第一次去跑步，“腿疼了三天。”但三天后，还是忍不住去跑。最后瘸着腿走了一圈。“人家都跑，我也跑，多好啊。一起跑步一起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