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层出不穷的使者、僧侣、商人怀着不同的使命和目的，从中国出发，或穿越西部高山戈壁，或远渡重洋，一路向西探索中土以外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带回来的物质和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丝绸之路由此诞生。
我们该如何理解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历史该如何划分阶段？促进丝绸之路繁荣的推动力是什么？近日，在天喜文化举办的“读懂古代全球化，读懂今日之中国——《丝绸之路大历史》新书分享会”上，《丝绸之路大历史》的作者、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郭建龙，金融问题专家、世界文化史学者陈浩武和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编辑、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必，在单向空间·东风店与大家聊了聊丝绸之路的历史。
《丝绸之路大历史》，郭建龙著，天喜文化|天地出版，2021年9月版
丝绸之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看待历史的视角
郭建龙：首先，如果要看这本书，我还是推荐先看地图。比如，这可能是从阿拉伯人的视角来看世界的地图。我们能从图中看到，他们是怎么规划道路的。我希望读者能拥有广泛的视角。
不同视角的丝绸之路
在上图中，法显的路是红色的，绿色的路是玄奘。玄奘从长安一直往西，绕到非常西边的地方才到印度游历。这些历史都记录在《大唐西域记》里，但我们并不知道玄奘背后的很多故事。
当玄奘到达印度时，印度分裂成很多小国，其中最大的国家叫戒日帝国。戒日王听说玄奘来了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去找东土大唐。所以，他派出使者前往大唐。玄奘去印度的时代正好是文成公主进藏的时代。印度的使者到拉萨后，很可能看见文成公主进藏的队伍，中印之间就联系上了。因此，在玄奘还没有回到自己祖国的时候，就已经帮助中印进行沟通。
活动现场
在玄奘去印度游历的时候，阿拉伯帝国还不存在。在玄奘回国的时候，阿拉伯帝国已经占据了广大地区。等玄奘回到了长安，阿拉伯人扩张的步伐已经到了波斯，并很快灭亡了波斯。
所以，在玄奘回长安不久，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已经扩张到了阿富汗北部，这时丝路的西路就断了。那时，人们只能走一条路——这就是吐蕃-尼婆罗路——但这条路持续的时间也只有十几年。所以，人们只好改走海路。
从此，丝绸之路的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通过这一幅地图以及对时间的梳理，我们可以统一梳理唐代的国际关系、政治和军事问题，这也是这本书所展现的一种方式。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探索起了什么作用？
何必：一般来说，在回顾丝绸之路的时候，我们会更注重丝绸之路上粟特人、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马来商人等起到的沟通作用。但是，您这本书开篇的部分更强调中国人在丝绸之路形成早期主动对外探索的历史。你是怎么理解在早期历史中，中国人在对外探索中所起到的作用？
郭建龙：中国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世界上没有这么庞大且富足的平原区域，但这样也会造成惰性——我们守着自己的地，就可以过得非常好。所以，中国人一直不怎么关注外界。
郭建龙
虽然中亚地区离新疆很近，但真正一开始影响中亚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在灭亡波斯之后前往中亚，在阿富汗北部的阿克特利亚建立了一个希腊化的国家。所以，在影响力的扩张上，中国相对落后于西方。直到张骞时期，中国才有了第一次探索。西域从传说中的西王母之地成为了切切实实的土地。
即便如此，西方的贸易体系相对比较完善，中国要建立贸易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当张骞到了西域后，汉代考虑的是征服。一旦两个文明开始接触，大家首先会释放善意，但没多久后双方就开始冲突，冲突的最高形式是征服。但是，征服是非常困难的——汉代的财税体系没有办法支撑起大规模的战争，征服很容易抽空整个社会的财富。
所以，两汉时期一直处在征服西域的阶段。征服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收益，甚至还不断丢失掉已占领的土地。在中国本土又分崩离析之后，丝绸之路才建立起一种通过民间信仰、贸易以及其他的文化形式的交流。在这个时期，丝绸之路才到达了黄金时代。
何必：您在这本书里面将丝绸之路的历史大概分成四个阶段：征服的时代、信仰的时代、贸易的时代和帝国的时代。
这四个时代可以归结为丝绸之路的三种内生动力：第一种动力是政治的推动力，比如征服；第二种是信仰的动力，它会推动人主动向外探索；第三种是商贸的动力。
在这三种动力里面，政治是一种外力，商贸是利益的吸引，真正让人为之感动的对外探索的动力是信仰。佛教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陈浩武在宗教方面有很多研究，也走访过中亚地区、新疆以及甘肃的很多佛教遗址，陈老师能不能向大家分享一下，宗教在丝绸之路形成的过程中有着哪些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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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武：我以前讲过一个概念叫“文化中国”。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里，“中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古人认为，只要贯彻坚持传统的中国文化，那就是中国。所以，古代中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夷夏之分”。“夷”指中国周围的四夷，“夏”指的华夏。他们认为，中国的核心是一种价值观，而不只是地理概念。
这种思想和中国的地理非常契合。中国的东面是大海，南面也是大海，北面是荒漠，西面是帕米尔高原。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人不大习惯看世界以外的东西，会认为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高的文明，其他地方都叫夷、蛮、狄。从汉到唐，中国对四夷的统治方式叫羁縻。所谓的羁縻是——我是你的宗主国，你来进贡就好了，你送一只兔子、送一只羊给我，我可能送10倍的财富还给你，你只要对我表达归附就可以了。中国满足于这种状态。
陈浩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丝绸之路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让中国人睁开眼睛来看世界，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先进的文明。我跟郭建龙聊到，贵霜帝国非常重要。贵霜人其实是大月氏人，被匈奴赶到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地上去了——即阿姆河、锡尔河两河流域，形成了贵霜帝国。
张骞出使西域是公元前139年，回到长安是公元前129年。贵霜帝国在公元100年左右形成。那时，张骞见到的是大月氏人的5个部落，他希望能联合这5个部落，一起夹击匈奴。但是，那时的大月氏人已经在河间地区定居。我去过乌兹别克斯坦好多次，他们最富饶的地方是河间地区。从花拉子模时代起，那个地方就已经发展出非常精细的农耕文明。而且，那里是商道要冲，所以大月氏人生活得很滋润。他们从游牧民族变成了定居民族，就不想打仗了。
张骞在那边住了差不多一年，大月氏的国王一直不给他出兵的准信。后来，张骞明白了，大月氏人不会出兵的。我就跟郭建龙说，中国人在肉体上没有迎回大月氏，但是中国人在精神上迎回了贵霜帝国，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到了公元30年左右，大月氏的五个部落被其中的一个贵霜翖侯所统一，形成了贵霜王朝。贵霜王朝后来慢慢发展成中亚的大帝国，大概持续了300年，佛教成为贵霜帝国的国教。
印度有三大王朝，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但是印度人不大喜欢讲贵霜王朝，因为他们觉得贵霜王朝是外来的王朝。但是，贵霜帝国非常重要。第一，大乘佛教从这里兴起。贵霜帝国的丘就却王开始实行了小乘佛教，以佛教治国。他的后代闫膏珍王推翻了佛教重回印度教，不过，闫膏珍王的后辈迦腻色伽王重新让贵霜帝国回归佛教，而且还把小乘佛教改成了大乘佛教。于是，佛教沿着丝路的绿洲一步一步地传到中国。佛教和贵霜帝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我说肉体上我们没有迎回大月氏人，但是在精神上我们迎来了贵霜帝国的佛教的原因。
孔孟儒学对外来的文化是排斥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博弈后，佛教首先和道教融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晋玄学。玄学其实是道教和佛教的结合。到了宋明时代，佛学和儒学结合形成程朱理学。所以，中国文化从轴心时代开始，春秋儒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宋佛学和程朱理学当中有两者都和佛教有关系，佛教对整个中华文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郭建龙：我补充一下，大家如果翻开书的话，会发现有几张图很有意思。佛像是怎么变化的？古希腊的雕像加上印度的佛像，结合出了非常优雅的犍陀罗文化。
犍陀罗雕塑
贵霜人在甘肃河西走廊的时候还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刚到了今天阿富汗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粗犷的民族。他们为什么到了那里后不再愿意回来？
贵霜人的头像
因为贵霜人所占据的地方实在太重要了。不管去伊朗，还是中亚，还是中国，还是印度，大家都必须经过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非常适合于收商业税。正是因为这种商贸精神，蛮子民族突然之间变成了非常文明的商贸民族，发展出像犍陀罗这种非常优雅的造像艺术以及法王传统。所以，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文明确实是非常发达的。
海上丝绸之路，
对中原王朝有何意义？
何必：刚才郭建龙老师点出了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的力量，就是商贸。到了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变得重要，阿拉伯帝国中断了陆上丝绸之路，从而让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繁荣起来。
在大家学习宋代历史时，大家都知道宁波市舶司、广州市舶司这样的机构，它们开辟了中原王朝在商贸中去获取国家利益的尝试，您怎么去理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对于中原王朝的意义？
郭建龙：其实阿拉伯帝国中断丝绸之路的说法不对，我们并不能说“中断”，因为阿拉伯人只是把丝绸之路向他们那边拉过去了。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撒马尔罕的一个商人要去中国做生意，如果他从陆路去中国是很近的，但是当时的商人已经不再这样走了。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非常绕的路——穿过现在土库曼斯坦进入伊朗，穿过伊朗的大沙漠之后，一路到达波斯湾，再从波斯湾坐船经过印度，从印度到东南亚，最后再前往中国的广州。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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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有很强利益导向的。如果直接走陆上丝绸之路，他们只能做一次交易，如果走海上丝绸之路，他们可以有很多次的交易机会，可以多次牟利。所以，到了唐代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比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海路已经非常发达了。
其实唐代就已经有市舶司。而且，这个时期丝路上没有主导性的力量。印度当时处在分裂状态，唐代中期的造船业还不够发达。从魏晋时期开始，中国的朝圣者、商人如果走海路的话，他们坐的船都是波斯船、印度船。直到陆路封闭之后，中国的造船业才兴起，到宋元达到高峰。
另一个方面，因为丝路上没有主导的力量，大家必须协商出一个结果来。最后，唐宋政府发展出非常先进的税收制度。中国一直是收农业税的，没有收商税的传统。在唐宋时期，针对于海外贸易，中国产生了商税系统。
市舶司是收税的机构。一艘船进来了之后，当地官员要请船员和船长吃饭。吃完饭后，大家伙再把这个船上的货点清楚。这些货有1/10——有的时候比较高，最高的时候能达到30%——拿下来作为税收。货物中质量最好的由皇家高价收购，剩下的在当地贩卖。
所以，皇家有明显的利益因素，皇家能收税，又能拿到好东西。而且，通过交易，民间的物质也变得丰富，商人也是赚钱的。海上丝路形成了共赢的链条。所以，不管是波斯、阿拉伯、还是印度的商人，到中国之后都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甚至中国让外国人来当管理这些商人机构的领导，比如粟特人，让他们来管理自己。这个职位叫萨宝，最高到二品。
当然，这种传统有一个不利因素是不稳定。作为集权帝国，为了更大的繁荣，能不能承受这样的不稳定，是非常考验统治者的地方。
唐代的对外贸易通过税收制度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获益，明代则完全禁止了所有的正常贸易，海外贸易也就被禁止了。但是，这种海外贸易需求又存在，明代不能不开口子——这就是朝贡。所以，明代的海外商人不能说自己是商人，只能说自己是使者。明代会给每一个国家配名额，比如，一个国家的名额是30人，其中只有2个人是正使副使——他们是真的使者。使团里的28个名额是可以卖给商人的。这些商人里有8个大商人，他们是能跟着正使副使一块带着商品进京，这些商品直接献给皇帝。他们献给皇帝价值1万的商品，皇帝通过赏赐会返还他们价值3万的商品，让他们获得足够利益。这8个大商人是可以赚钱的。剩下的20个商人留在本地，也就是广州做买卖，他们也可以赚钱，但他们的利润没有那么高。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贸易本身已经不是多赢的局面了，最大的输家是谁呢？如果仅仅从贸易上来讲，最大的输家是皇帝。皇帝是不赚钱的，所以他也没有动力扩大贸易，反而要限制贸易。有的国家是3年一次、有的国家2年一次，日本就是10年一次。最后，因为这样的制度设计不合理，商贸基本上断绝了。
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能看到唐宋时期的商贸制度多么有优势。这也是当时丝路空前繁荣的原因。后来，这种繁荣就消失了。
陈浩武：我们知道在公元750年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被称为怛罗斯之战。在怛罗斯之战后，唐军10万人全军覆没。朝鲜人高仙芝率领了10万唐军，汉人有3万多人，还有将近7万人是葛逻禄人、突厥人。当时中国在中亚那个地方是有行政区划的，叫安西都护府，最高领袖是高仙芝。
这场战争推动了非常重要的文明交流。唐军当时有1700人的工匠队伍——这些人是造纸专家、建筑专家、工程专家、缫丝专家、丝绸专家、工程专家——被俘虏到了阿拉伯帝国，这使中国的造纸技术、养蚕技术、缫丝技术和丝绸技术传到了西方。通过这次战争，阿拉伯世界文明大幅度发展。
前年，我去了一趟乌兹别克斯坦做花拉子模的考古研究。当我到了撒马尔罕的时候，发现那里还有古法造纸厂，用的是唐代的造纸技术。当年造纸技术传到撒马尔罕后，撒马尔罕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造纸中心。到今天，这个古法造纸厂成为了旅游项目。唐代的造纸技术非常有意思，一张纸卖的特别贵，因为是手工造纸。厂长告诉我，纸的质量非常好，可以做成衣服，做成女性用的包。
如果大家到中亚去旅行，会发现路边最多的树是桑树。我在布哈拉看到城中心有400多年的桑树，到今天都是枝繁叶茂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去摸了一下他们的桑叶，发现的确跟我们的桑叶不一样。他们的桑叶又厚又粗。后来，波斯人灵机一动，把它们织成地毯。我们知道波斯地毯特别珍贵，因为粗丝织成的地毯特别漂亮。
郭建龙：怛罗斯之战前几年，其实还有另一场战役叫小勃律之战。这个战役也是高仙芝领导的。高仙芝在世界上的名声并不比在中国小，虽然他死于安史之乱，但他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非常有名的、甚至可以和汉尼拔相比的将军。汉尼拔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从西班牙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从背后袭击罗马。大家都知道，跨越阿尔卑斯山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英国人斯坦因分析，实际上高仙芝翻越小勃律的难度比汉尼拔大得多。因为在今天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有一个叫亚辛谷地的地方——即小勃律，亚辛谷地北面的山有5000多米高，它的两边都是雪山，中间也是积雪。在翻越山口的时候，高仙芝还要在充满裂纹的冰面上行走，相当于从一个陡崖爬下来，才能进攻城市。高仙芝率领他的唐军，从现在的喀什，前往塔什库尔干，然后在塔什库尔干分为三路，从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一带往下翻越山口，击败敌人。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战役超越这个难度。
蒙元帝国之后，
欧亚大陆两端文明为何如此不同？
何必：我觉得刚才郭建龙做的对比非常有意思，它呈现了中国文明自身对于商贸的态度转变。这个转变前期是唐宋，后面是明清，中间有一个时期是最为关键的——元朝。
何必
蒙元帝国的气象非常开阔，当时泉州港是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港，泉州港的整个城市加港口的治理权在穆斯林商人的手里。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蒲寿庚在宋元之变的时候还助元灭宋，让这座城市倒向了元朝。元朝非常信任这样的穆斯林商人，让他们去掌握整个城市，从而让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巅峰时期的大港。
在元朝后，我们会发现东西方历史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一方面，中华文明开始走向了一个内敛，对于一切外来的事情变得更加谨慎，希望一切都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欧洲恰恰相反，它开始了向外探索的发展道路。
在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再来到中国的时候，这已经跟之前丝路上的不同文明的碰撞不可同日而语了。陈浩武老师，您能不能从一个文明比较的角度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蒙元帝国之后，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发展会走向一个如此不同的道路？
陈浩武：元代为什么不一样？忽必烈对元代有他非常强的愿景——他要利用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的商业去积累他的财富，并建立帝国的财富。这是忽必烈的雄心大略。
今天北京有个地方叫积水潭。今天的积水潭看是一个小潭，在忽必烈时代，积水潭是一个巨大的码头，它连接通州的通惠河，再连京杭大运河。忽必烈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构想，元上都离我们今天的北京城大概300多公里，他曾经想挖一条运河到元上都去。后来，他请汉人专家给他计算了一下，元大都和元上都的高度差有56米，一米一个闸要建56个水闸。这个工程过于庞大，忽必烈就把它放弃了。所以，在忽必烈时期，泉州成为一个世界大港是有原因的。因为蒙元帝国有帝国的愿景。
为什么到明朝就开始萎缩呢？ 因为明朝还要抵御来自北方的干扰。明朝的军力不够。敦煌在明代全被流沙灌满了。在明帝国的时候，疆域从敦煌——也就是玉门关退回到嘉峪关，这个距离有400公里。明代是收缩的，它不光在海洋里收缩，在陆地上也收缩。
郭建龙：其实中国有一个不那么走运的事件——蒙古的第一次西征。因为在蒙古第一次西征之前，蒙古主要的进攻方向是中原地区——金国。一开始，成吉思汗统一本部。即便成吉思汗统一本部后，他们很可能像北魏拓跋人和契丹人那样——契丹也是从正北方向成长起来的民族——兴趣在中原。通过占据中原的一些地方，蒙古人逐渐会被汉文化同化。这对蒙古人来说肯定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建立不了大帝国，但对东亚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但在蒙古人攻打金国的时候，他们突然攻打花拉子模。这次转向是和贸易有关的，蒙古人派了一个商贸队伍和使者到西部，但是被花拉子模的边将杀光了。
这一次转向打开了蒙古人的世界蓝图，蒙古人突然知道世界有这么大，他们突然知道了花拉子模，甚至还与伊朗人、俄罗斯人交锋。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蒙古人接触到穆斯林文化当中核心内容——商贸。如果蒙古人只是局限在汉文化领土内，他们很可能会建立基于土地的税收制度。但是，他们首先接触到穆斯林文化，他们试图建立的是一种基于商业的税收制度、放贷制度和金融制度。实际上，早期蒙元请了很多这样的人来管理汉地。这就使得元帝国和其他中原王朝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制度性思维。
嘉宾 | 郭建龙、陈浩武、何必
整理 | 徐悦东
编辑｜张婷
校对｜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