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经济学第一课》，林毅夫等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版。本文作者为张晓波，原标题为《达尔文经济学》，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达尔文经济学：
物竞天择之外还有性别选择
谈到达尔文的理论，很多人都知道物竞天择，其实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也是如此。比如厂商理论，厂商间进行生产价格的竞争，这是一种完全竞争，不考虑别人，做得最好的能存活下来，做得不好的会被淘汰。市场和动物界一样，适者生存。但达尔文还发现，仅仅用物竞天择解释不了自然界的很多现象。
比如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对孔雀有较多讨论，为什么雄性孔雀尾巴这么长？如果天敌来了，那么它在树林里逃窜时很有可能被卡在灌木树枝之间，被天敌吃掉；而且尾巴太长会多消耗能量，影响飞行速度。这看上去似乎和物竞天择的进化规律相违背。麋鹿也有类似的情况，雄性麋鹿的犄角越来越长，在被天敌追逐时也会处于不利地位。后来达尔文就用另外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即性别选择，也就是自然界对于交配权的争夺。
万物生存的目的大体上有两个：一是自我生存，二是传宗接代。要想获得传宗接代权，首先要取得交配权。如果同性之间竞争加剧， 那么哪些外在的特征更能吸引异性，这些特征就会一代代地发展并得到强化。比如雄性孔雀的尾巴越漂亮，就越能优先得到异性交配的机会，这样发展下去就越发强化这一趋势。
这涉及达尔文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一点—原来人们可能有点儿过于强调完全竞争的重要性。其实，如果一个人的相对地位和收益有关，很多竞争行为就会发生改变，甚至和原来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我发明的理论。我以前的专业是数学、统计学，没有学习过经济学，后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负责经济学招生的老师问了我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比如机会成本、影子价格等基本概念，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后来这位老师建议我去听罗伯特·弗兰克教授的课。弗兰克在课堂上讲了很多故事，当时就把我迷住了。后来弗兰克出版了一本书叫《达尔文经济学：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如何兼得？》，书中一直强调竞争过程中的外部性更值得研究。此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这个概念当时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学博士。国际SSCI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
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如果从传统经济学理论出发，那么我们很难解释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关于储蓄，最常见的解释用到了生命周期理论，即一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储蓄率不同。如果某个社会里年轻人居多，储蓄率就高。可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近年来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但储蓄率还在上升。
第二种通行的解释是储蓄可以抵御未知的风险，这种解释在中国也行不通。比如 2002 年之前，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最近十几年来政府在不断完善这方面的工作，但储蓄率并没有随着保障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还有第三种解释，即储蓄率高是因为金融市场欠发达，人们很难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比如农村居民有盖房子的需求，如果居民无法从金融机构借钱，就只能自己多存钱。但这些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非常快，也没有改变储蓄率上升的趋势。
我和魏尚进老师讨论过这些话题，达成的共识是城市里的现象在本质上可能和在贵州看到的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的现象类似。后来， 我深入研究，对高储蓄率做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对有男孩的家庭来说，房子是在婚姻市场上的炫耀性支出，如果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加剧的话，很多人就要买房，房价就会升高。同时，这又进一步带动储蓄率上升。这样循环发展，给有女孩的家庭也带来溢出效应，有女孩的家庭也必须跟着盖房子或买房子，否则也会被人瞧不起。最终，整个社会的储蓄率都水涨船高，并导致严重的浪费（如上文所述）。
在贵州进行相关调查时，我们会询问每户居民每年发生的大事件（如婚丧嫁娶等），从200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2年。调查显示，每户人家在孩子结婚之前的储蓄率是上升的，之后会降下来，但由于房价上涨（自建房成本升高）拉长了人们储蓄所需要的时间，导致整个储蓄率仍是上升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储蓄率的上升造成的影响的程度为 40% 左右。
新华社资料图。
我们谈到储蓄率的上升，自然要问钱从哪儿来？我们提出一个判断，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地区，有男孩的父母选择独立创业的概率更高，这可以以每年新注册的民营企业的数量为依据。如何验证这个判断呢？从全国近2000个县的数据来看，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更严重的地方，民营企业数量的增速更高。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创业当老板，别的替代行为也可能存在，比如从事危险性更高的工作（如建楼或者挖矿）以获得更好的收入。如果类似情况存在，这就说明驱动机制是一致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1995—2004 年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加剧，和这一时期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增长的相关度高达 47%。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有男孩的父母更倾向于创业，或者从事危险性更高的工作。
有人认为，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只对有男孩的家庭影响明显，对有女孩的家庭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总体上看，对全社会能有什么影响呢？这就要看一般均衡效应。我们以省级 GDP 的增长率为判断依据。我们对 1980—2005 年的数据进行测算，发现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较严重的省区，人均 GDP 增速较快。男女性别失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1.7~2 个百分点，而中国的年均 GDP 增速约为 8%，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 20% 跟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以及婚姻市场的竞争直接相关。
索洛在评论弗里德曼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一切都能让弗里德曼想到货币供给，正如一切都能让我想到性别，但我未让其出现在论文中。”他其实意识到了婚姻市场的竞争是企业家行为的重要动力，但没办法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性别比例失衡的诸多负面影响随着婚姻市场竞争加剧，有男孩的父母为了盖大房子或买更好的房子，拼命工作、存钱，这样做当然是有代价的。从经济学上来说， 人的闲暇时间同样重要，如果工作过度，闲暇时间太少，这就会影响到人的效用，带来很多负面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不断下降？ 为什么工伤数量不断增加？为什么中年男性的死亡率在上升？这些问题都与此有关。
我与国发院毕业的博士生谭之博（毕业后去复旦大学任助理教授，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经济学家）合作过一个项目，研究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之间的关系，最后形成的论文《独生子女政策的精神健康成本》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上。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在 1980—2010 年出现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如果一个大家庭里只有一个男孩，那么整个家族的血脉都寄托在他身上，他在未成年之前会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独生子女（尤其是男孩）由于在小时候获得过分关注，长大后往往面临问题：一旦走入社会，就好比突然从备受保护的温室进入战场，对于职场或婚姻市场的竞争都会感到很不适应。留心媒体所报道的自杀等极端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男孩比女孩的比例高得多。
《达尔文经济学》，罗伯特·弗兰克著，刘寅龙 谢朝斌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7月。
中国在 1986 年与 2006 年进行过两次残疾人抽样调查，其中有一项指标是精神残疾的发病率，从 9 岁开始分男性、女性进行统计。我们从第一次调查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年龄段的精神疾病发病率方面，男性都要高于女性，而且在 20 岁之后，这一差距还在拉大。这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精神疾病发病率急剧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职场上或者婚姻市场上，每个人所做的努力最后能获得什么样的回报，取决于相对社会地位，因为你努力，别人也在努力，大家都在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相对社会地位。但如果 5 个女性对应 6 个男性，那么即便这 6 个男性都拼尽力气，最后仍然会有 1 个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这说明婚姻市场竞争的加剧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今社会上的各种浮躁心态都与之相关，尤其是男性更容易受外界的影响。
我的另一位博士生张欣（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助理教授）最近写的几篇论文影响比较大，其中一篇是关于雾霾对人的情绪的影响。男性更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一到雾霾天气，心情郁闷，容易有暴力倾向。如果男性在考试期间赶上雾霾天，那么成绩也不尽如人意。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现在上大学的女性越来越多。
研究中国人的幸福感，我们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央视的简单调查，另一个是北大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央视的幸福感调查数据比较粗糙，我们从中无法了解受访者家里有几个孩子，只知道本人的性别，只能作为参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好一些，受访者的家庭结构比较清楚，我们知道受访家庭有男孩还是女孩，可以得出当地的性别比例。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有一项是“残疾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选项中有一个是工伤，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因素联系起来，分析工伤事故比例的上升是否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有关系。
我们还获得了 1990—2000 年全国死亡观测点的数据。在死亡原因中，有一部分可归为与工作有关的死亡，这些数据可用于同样的分析。我们把这些数据分省对比，结果显示：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严重的地区，工伤事故的发生概率明显高于平均值，两者之间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果，我们也研究了其他偶然事故的发生率，比如中毒，发现这些事故在各个省区之间没有类似的规律。
《达尔文经济学》英文版书封。
总而言之，下一代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直接造成了父母会对孩子的婚姻比较在意，在看到婚姻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状况后，父母往往会过度工作或从事高风险工作，进而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因工致残，更严重的是死亡。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开头讲的近年来中年男性死亡率上升的情况。
台湾地区的相关数据也可以为此结论提供佐证。在这项研究中，台湾有个优势，即它是个自然实验。1949 年，国民党军队退守到台湾，刚开始时，台湾当局不允许军人结婚，军人都集中在兵营里。但10 年之后，到了 1959 年，军队再想继续控制这些军人就很困难了， 因为每个人结婚生子的愿望都太强烈了。蒋介石只好废除了“禁婚令”，一下子有几十万 30 岁左右的男性进入了台湾的婚姻市场。当时台湾总人口不过六七百万，突然涌进来五六十万单身男性，对本土的男性是个巨大的冲击。
由于这批军人是在 30 岁左右才被允许结婚的，所以，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是在台湾的婚姻市场上，男性平均结婚年龄要上升，女性平均结婚年龄则较小。在 1959 年左右，台湾男性与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差距明显扩大。
再看台湾不同年龄段的男女死亡率对比，我们发现在 1940 年出生的人中，在 50~54 岁这个年龄段里，男性的死亡率比女性要高得多。原因其实很简单，1940 年出生的人到 1959 年时是 19 岁，正是开始找对象的时候，由于当时男女性别比例突然大幅上升，男性在婚姻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压力陡增。我们同样还可以看到男女性别比例对于抑郁症发病率的影响：如果在 20 岁左右时经历了“禁婚令”的废除，男性就更容易患上抑郁症；而在废除“禁婚令”后， 女性患上抑郁症的概率则在下降，因为有更多的人追求，心情更好了。
综上所述，人类只是万物的一种，达尔文所讲的性别选择理论同样适用于人类。如果婚姻市场的竞争加剧，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做出各种努力，以显示自己在人群中的相对地位，尤其是对男性而言。当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工伤、死亡率、抑郁症发病率等各项指标都表明这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撰文｜张晓波
摘编、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