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尽一城花，只为奠一人。”

近日，新京报记者从人民出版社获悉，袁隆平院士生前亲自审定的权威画传《袁隆平画传》，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作者辛业芸担任袁隆平院士工作助理长达25年。从袁隆平院士生病住院到逝世，她也一直陪护在身边。“袁隆平院士以超凡的意志力，在过去的岁月中不惧杂交水稻事业追求中的艰难险阻；而在面对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上，他也同样默默承受而从不怨天尤人，表现出从容与淡定。” 辛业芸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

谈及袁隆平逝世时长沙数十万人送别的场景，辛业芸说，“一个人每餐饭都能吃饱，这是一种多大的恩情？所以他的去世，刺痛了国人的心。”“希望后来者从袁隆平院士身上获得永远乐观坚强、勇敢攀登、无止追求的超凡力量，学习他的科学精神、忧患意识、责任担当，把袁院士未竟的事业继续完成。”

谈《袁隆平画传》

“真实体现他对待事业、责任和人生的态度”

新京报：这本画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

辛业芸：2010年我采访整理了《袁隆平口述自传》，首次为袁院士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全面回顾他80年人生历程，介绍杂交水稻研究与培育过程，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因为真实，受到大家欢迎。我就想隔几年为他整理出版一本纪念性的文集。

十几年前，我出差途中在一个机场偶然看到一本《宋美龄画传》，虽然人和事已成过往，但画传中呈现的人物形象依然鲜活，我深感震撼，就想到也要为袁院士出这样一本画传。长时间工作压力大，所以这个想法埋在心里有十年之久，但是我就注重积累照片。

袁院士他们家有兄弟姐妹六人，他真实出生日期是一九二九年农历七月初九，但是登记身份证时出错了，写成了1930年9月7日，所以一个是真实的农历生日，一个是错写的身份证阳历生日，每年袁院士会过两个生日。

2018年，按习俗是袁院士的米寿。过农历生日时，我依照想法先给袁院士做成了一本影集送给他。当时他很惊喜、很高兴，这也是这本书的雏形。我将影集继续加工，做成了样书，在当年9月7日阳历生日时，我又送给了他。

以前我们一般从创新精神、科研奋斗等角度去评判科学家的科研工作。这本影集有两点引起了袁院士的注意，一是他对三农的关注、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忧患，二是展现了他在国际交往中的风采，他大概觉得体现到位了，所以他很喜欢。

有了这些基础，我开始细化内容，增补优化。2019年9月，袁隆平院士获得“共和国勋章”。这本书就以此为终结点，以袁院士的成长经历、研究工作为主线，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分16个板块，讲述他90年不平凡的人生，展现他不畏艰辛、顽强奋斗，最终取得科技研发上的重大成就，为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和保障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重要贡献，来彰显这位胸怀博大的科学家“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伟大事业追求。

新京报：袁院士对画传提出了哪些修改意见？

辛业芸：这本书我花了很大心血，前后共修改了7稿，图片约600张、有24万字。袁院士对书稿绝大部分内容亲自审定过，并于去年5月20日，他写了授权书，同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年年初出版社出了样书，我立马送去，他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补充他在国际水稻所开展合作研究，以及在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赴印度、缅甸等国进行顾问指导等方面的内容。我得到他的意见后，便立刻进行这部分资料的搜集与增补。

我在袁院士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尤其觉得通过真实资料来呈现他的一生，画传是很好的直观立体的形式，比如他去国外的工作，虽然可以用文字叙述，但难以让人领会其真实的工作状态，所以那些照片非常珍贵，不但如此，你还会看到外国人对他的尊敬、崇拜、感激之情等等。他的成就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也惠及到世界。他专注、忘我以及获得成功后的喜悦、欣慰等，照片展现丰富的表情，却更能让人感悟他对待事业、责任和人生的态度。

遗憾的是，今年3月，袁院士在三亚摔了一跤，后来就一直在医院治疗。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拿过笔，我没能获得他在样书上签名留念。

谈国人送别袁隆平

“一个人为国为民，是会被永远铭记的”

新京报：今年5月22日，袁隆平院士逝世，长沙街头万人空巷送别，齐喊“袁爷爷一路走好！”你觉得这体现了国人怎样的一种情感？

辛业芸：袁院士去世后长沙十里长街万众送别袁院士的场景，我每看到这些视频都会击破泪点伤感流泪。

那天长沙人自发走上街头，有的甚至从外地赶过来，场面震撼令人动容。一个人离去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引发这么大的悲痛？因为大家对他有深厚的感情。

有位70岁的农民周秀英和家人一起来送别说，“知道他走了，一定要来送送他，我们种田的，对他有感情。”年轻人可能不会像老年人那样体会到饥饿的滋味了，但每一餐饭都能够吃饱时，能够像父辈一样体会到袁隆平给人饱肚子的恩情。所以他的去世，刺痛了国人的心。

画传中排有袁院士兄弟姊妹六人的一页，标注每一位的生卒年份。以前袁院士和他在世的五弟下边是空白的。让我痛彻心扉的是我不得不将袁院士的生卒年份补齐，将2021年填在空白处。他的离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接受，相信很多人也感同身受。袁院士逝世后，有人写挽联“我们无法抵御浪潮，但会永远记住灯塔”纪念他。天上有一颗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如今袁隆平已化作耀眼的星辰，他的人生已定格为指路的明灯。一个人为国为民，是永远会被铭记的。

新京报：今年11月15日，袁隆平院士骨灰安放仪式在湖南长沙举行，这中间为何隔了几个月时间？

辛业芸：袁院士逝世后的安葬问题一直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安葬地的选择也几经周折，他曾经工作过的怀化安江、老家江西都强烈要求。后经家属多方权衡，选择了安葬在长沙这个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倾尽一城花，只为奠一人”，长沙确确实实表现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谈袁隆平的遗愿

“生命最后时刻他还在问杂交水稻试验田产量是多少，他的记忆里只有杂交水稻了”

新京报：袁院士有留下遗愿吗？

辛业芸：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置生死于度外，杂交水稻就是他的灵魂，他就像杂交水稻的精神图腾，超越了生死。他深深地沉浸其中，不受外界干扰。无论是昏迷时的喃喃自语，还是清醒时的些许嘱托，都离不开杂交水稻。

躺在病床上，他细致过问与杂交水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关心气温、天气，关心播种、制种，他会说“要开会”“有几点要注意”……对我们身边人分门别类，给大家布置任务，我也按照要求拉微信群给大家传达。

有一次康复医生离开后，他突然说，扶我起来，我要宣布一个重大进展。他像老顽童一样高兴，我们也很期待，说，“袁老师，您先预宣布一下嘛！起来再正式宣布。”当然他没能宣布什么，但是可以感受到他时时沉浸在杂交水稻的世界里。

今年4月下旬，袁院士突然提到了退休。他说要打报告，要我写，后来说他来说我来写“我本人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继续工作，申请退休。”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

他真的是累了。在临近生命的终点，他没讲病痛，而是提出退休，因为不能继续工作了。这之前，他从没提出过退休。袁隆平院士的夫人邓则老师也说，袁院士最后说，“我杂交水稻也没搞完，就要退休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还在问杂交水稻试验田的产量是多少，他的心里只装有杂交水稻了。

谈在袁隆平身边工作25年

“他以自己工作严谨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到袁院士身边工作的？

辛业芸：1996年以前我在湖南省农科院办公室工作，三十而立，我心想能为杂交水稻事业贡献绵薄之力，也就算我的事业吧。于是，就写了一份自荐信，通过其夫人邓则老师交到了袁院士手里。

巧的是袁院士生日是9月7日，我是9月6日，我觉得有几分缘分。可袁院士笑说，9月7日是搞错了，实际是农历七月初九。我说即使错了也错得有缘分。就这样，我给袁院士做工作秘书，一直到他离世。

工作关系上讲，他是我的领导，我为他服务。但实际上我们亦师亦友。我觉得他是我的人生导师，指引我一步步成长。

新京报：平时他要求严格吗？

辛业芸：袁院士对我们从没有提出一二三四的明确要求，而是以自己工作严谨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给他做助手，恨不得有三头六臂，要做事快、效率高，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要做完美主义者，更要严谨，不能出错。不做到这些是无法给他做好服务的。有时袁院士会站在身边，查看哪个资料，我就必须快速调出来。

生病以前他是精力旺盛的，除了睡觉以外，每一分每一秒都得有事去占有、去填充，工作也好、娱乐也好，高效而不浪费。他说五分钟教会一个人游泳，于是我这个旱鸭子敢下水了；他说现代人必须要会外语、会电脑、会开车，于是我属于较早学开车的。他像父母一样，不停地引导我们。2000年前后，我给袁院士说，我想做他的学生，继续读书。他很支持，给我题了“有志者事竟成”6个字。后来在他的鼓励下，我读完了硕士和博士。

新京报：袁院士在平时工作生活中怎样的状态？

辛业芸：可能在田间地头工作的缘故，袁院士总被形容为农民，但我不这样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他穿西装很帅，这是气质决定的。

袁隆平院士察看杂交水稻

他幽默、乐观，说话中时常冒出几句英语，还会发明很多新词。过去抽烟时，烟瘾犯了，他就说“smoking hungry”；问人年龄不说“How old are you?”而说“How young are you？”，他翻译为青春几何，引得我们哈哈大笑。

前几天，袁院士的夫人邓则老师问我，袁先生生前用得最多的词典是什么？我说是《英汉词典》，很厚的一本被他翻烂了。他常说英语是用来活动脑筋、锻炼记忆，也会经常考我们。他活学活用能力很强，视野超前，但对微信、手机支付这些新鲜技巧激不起兴致，他的心思都放在了杂交水稻上了。

新京报：袁院士有比较熟练的电子产品吗？

辛业芸：袁院士从来没有时间玩手机，“玩”得最好的是电子计算器。电子计算器对他来说大有用处。无论在办公室、家里，还是出差，他从不离身，要随时随地计算水稻的产量。比如水稻取样后，他要通过有效穗数、穗粒数、千粒重这些产量构成因素性状数据，计算水稻的理论产量。水稻还种在田里，袁院士就已经对产量情况有个谱了。他算得最多的就是发展多大的面积、能增产多少、可以多养活多少人。

有时候他报数字和运算符号，我只管按数字键、符号健，中间还搭数据的调整。我体会着所有的数字背后有着他的严密逻辑演算，更可以领会他内心满满的希冀和期许。袁院士常讲，我不懂政治、不懂经济，但他计算水稻的产量，里边却装着政治和经济。

谈袁隆平精神

“把个人提升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把民族感根植于心”

新京报：我们应该从袁隆平院士身上学习到什么精神？

辛业芸：第一是对职业、对事业的态度。作为科学家、作为育种家，他追求极致，追求更高产量，永无止境。大家都知道，袁院士生前有两个梦：第一是禾下乘凉梦，第二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禾下乘凉梦，是他做的一个梦，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和我助手就在稻穗下乘凉、散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诗意梦境，实际上是袁院士对粮食高产无止境的追求。无论所求怎么变，我在袁院士身边，始终听到他说“高产、更高产”，后来又提出“超高产”。“高产、更高产、超高产”，是育种工作者永恒的追求。

他常说：“我是个从小就爱跳高的人。现在搞科研，就像在跳高，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一个新的高度在等着你。”科技进步永无止境。以前社会上有种声音，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粮食不需要高产，一人一餐饭能吃多少？但袁院士一直很清醒。他说，“我绝不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来追求优质”。试想，没有高产做支撑，如何追求产量以外的其他需求？

去年疫情期间，关注疫情成了重中之重。但袁院士却关注着粮食问题。他让我联系报纸发过一篇文章，“大力推广超级杂交稻，为国家增产粮食一百万吨”，激发人们要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生产，重视和加强粮食生产。当时有些国家禁止出口粮食，加剧了世界粮食的紧张氛围。袁隆平院士的发声使全体中国人吃了定心丸。此后他再一次提出双季稻产3000斤的“3000斤工程”，就是应用第三代杂交稻新成果，使双季稻全年亩产达3000斤。长期以来，他都是这样高瞻远瞩地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为重大关切。

袁院士身材不很高大，但在我眼中他是个强大的人。他胸怀天下，对世界充满博爱，正所谓世界上还有饱受饥饿的国家和民众，所以他才坚定不移追求水稻的高产更高产，他才会提出“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第二是他对社会的责任担当与使命感。他把个人提升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把民族感根植于心，才会迸发出非凡的力量。袁院士逝世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对袁隆平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学习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信念坚定、矢志不渝，勇于创新、朴实无华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

第三是袁院士对待生死的态度。从他生病住院到离世，我一直在他身边陪护。他表现得异常乐观和坚强。在他病情越来越重时，我们也难以听到他说哪里不舒服或哪里疼痛。他展现给我们的永远是他良好的状态和乐观的心态。他以超凡的意志力，在过去的岁月中不惧杂交水稻事业追求中的艰难险阻；而在面对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上，他也同样默默承受而从不怨天尤人，表现出从容与淡定。

我在他身边工作25年。最开始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媒体报道他一直会聚焦在杂交水稻怎么研究出来的那一段。后来我慢慢理解到，那段经历实在太艰难了，这是一个挑战权威、挑战经典的过程，需要巨大的勇气。当时有人认为袁隆平是一个疯子、甚至还有人说他是科技骗子，他顶着巨大压力勇闯禁区，从选定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课题开始入手，坚定培育杂交水稻的信心。经过9年艰辛努力，他终于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