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周年。2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制造业突飞猛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有目共睹——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30%。
但近些年，国际上有部分声音认为，中国没有很好地履行入世承诺，损害了其他成员的利益。
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徐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入世承诺的核心是“开放”，中国切实履行入世承诺是不应有争议的。而中国的加入，使WTO成功做大了全球化自由贸易的蛋糕，WTO和中国实现了双赢。
徐晨。受访者供图
“中国未很好履行入世承诺”是个问题陷阱
新京报：中国加入WTO时，明确了履行入世义务的时间表。这20年间，中国是如何履行入世承诺的？
徐晨：中国入世承诺的核心是“开放”，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历史感”，完整看待这20年。
中国入世经过了艰苦而长期的谈判，WTO对中国提出了很多承诺要求，当时，这些承诺要求在国内是引起巨大争论的。中国对履行承诺有着缜密的评估，能做到才敢签，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以极大的勇气和诚意加入WTO参与全球化，是历史性的抉择。这一抉择决定了中国积极履行入世承诺，以开放促改革。
20年来，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入世前后中国重塑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时期，我们对法律、政府和外贸体制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改革。可以说，外贸领域是抱着壮士断腕的精神履行承诺的。第二阶段是入世后过渡期内渐进地在关税和非关税方面履行承诺，这个时期全球化逐步深入，其重要性在于中国得到了入世效果的正向激励，对外开放深入人心，对履行承诺是积极的。第三阶段是中国对开放更加自信，在一些领域不仅履行承诺，还通过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改革超越承诺，实现了更大程度的开放。
新京报：现在一些声音认为中国没有很好地履行入世承诺，对此你怎么看？
徐晨：这其实是个“问题陷阱”。坦率地说，入世承诺对中国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承诺本身，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是中国坚定的发展之路。再者，履行入世承诺是否合格，要以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的报告和结果为依据，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用入世承诺一条一条对照。对于这些所谓的“批评”，要有底线思维和清醒的认识，要具备独立思考和议题设置的能力，不能跟着走、接着讲。
这种所谓的批评甚嚣尘上有特殊原因。早在奥巴马时期，西方学术界和官方就出现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在对待中国入世的政策上失算了，他们又给自己找了个解释，就是所谓的“承诺履行”。对此，我还是强调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提醒我们不要犯无知和幼稚的错误，这是现在外部错综复杂环境的一个表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金融业领域开放，取消了银行、证券、基金、信贷等金融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并大幅放宽了外资机构准入的资质要求、业务范围等，这是中国超额完成入世承诺的有力例证。
中国加入使WTO成功做大贸易全球化蛋糕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国加入WTO的20年里，WTO对贸易全球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徐晨：无论在体制机制上还是规模效益上，WTO都为贸易全球化作出了决定性的积极贡献。简单说，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做大蛋糕；统一规则；以贸易实现发展，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新京报：入世20年来，WTO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徐晨：具体来说，中国实现了劳动力要素的价值转化，或者说用出口换取了财富，过去经常说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真正建立了起来，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了经济较高速度的健康增长。
特别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提出了双循环，在外向型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转向双循环，认识到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我认为也是WTO二十年来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贡献。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为推动WTO作出了哪些重大贡献？
徐晨：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和经验，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一直坚定支持WTO，为WTO发展改革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而且，中国没有让WTO变成“富人俱乐部”。中国的加入使WTO成功地做大了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蛋糕，是非常明显的帕累托改进，就是大家的情况都变好了。某种意义上扭转了长期以来国际贸易格局中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规律，21世纪资本论很好地分析了这一点。
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双循环，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挑战下，中国以良好的内循环促进国际外循环，是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红利、打通国际贸易堵点、实现国内国际市场资源联通的重大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双循环也是中国对以WTO 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的一大贡献。
国际秩序不合理性是影响WTO发挥作用的最大障碍
新京报：近年来WTO面临诸多挑战，RCEP等区域贸易协定的蓬勃推进是否会让WTO的作用弱化？
徐晨：实际上，区域贸易自由化和全球贸易自由化不矛盾，我们经常用“次优理论”来解释。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个理想但漫长的过程，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性才是影响WTO发挥积极作用的最大障碍。作为次优解决方案，首先实现区域内的自由贸易是政策有限理性的选择，WTO也是支持的。
这里也需要指出，WTO有些机制确实存在缺陷，本身就属于成本太高的公共选择路径。另外，近几年国际经济与金融趋势动荡，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维兴起也是主要原因。我认为，对WTO的质疑中，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是深层次因素，区域贸易协定的蓬勃推进并不是真正原因。
另外，我们应该从顶层设计的逻辑来理解看待WTO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关系——都是旨在促进贸易和服务互联互通，构建全球开放型经济。在这样的逻辑下，RCEP等协定与WTO并不矛盾，RCEP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准入水平超过了WTO协定，有资格加入RCEP的方面，可以发挥“优等生”的示范效应，再通过自身与全球其他地区的贸易传导效应推广良好实践。
新京报：争端解决上诉机构停摆被认为是WTO创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你看来，目前WTO面临哪些生存危机？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晨：WTO的生存危机最主要的就是争端解决机构和机制的困境。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三大支柱之一。由于个别成员持续阻挠上诉机构的遴选，上诉机构成员数量不足，导致争端解决机制难以正常运转，说白了这就是搞破坏，我们都知道不能“因噎废食”。
当然，争端解决机制的政策目的也不能高估，多边主义原则下的国际组织规则本来就有这样的短板。至于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就是全球化使一些国家的“优越感”相对失去了，也就是“幸福的相对被剥夺”，然后政客利用这个来搞政治。
中国一定要在WTO中做国际公平正义秩序的维护者
新京报：近年来，关于WTO改革的呼声很高，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徐晨：主要是机制，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和决策机制，其实这两个都是很迫切的，另一个是议题适应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WTO的协商和决策机制有先天缺陷，之前每一个谈判回合都耗时耗力，也就是“众口难调”。
新京报：未来WTO是否会被取代？你认为中国应该在WTO及WTO改革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徐晨：WTO是“重生”还是被“边缘化”，这取决于WTO自身如何应对以及国际上大国的支持，两种可能都有。目前，WTO被取代的迹象还看不到。
我认为，中国一定要在WTO中做国际公平正义秩序的维护者、发展中国家声音的代言人、改革的推动者、国际经济新规则的贡献者，与各方一道维护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巩固全球贸易的基石。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白爽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