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上诉机构前主席赵宏。受访者供图
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任职之前，赵宏曾在中国常驻WTO代表团负责法律工作，出席各理事会和委员会日常会议，也代表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的例会上发言，参与争端案件磋商。
2016年11月23日，她被任命为WTO争端解决机构（DSB）上诉机构成员，为继张月姣之后第二位当选这一机构成员的中国人，并成为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机构主席。“四年时间，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我的法律素养和技能都是中国制造，即中国法学院培养并代表国家在对外工作的一线实践和历练而来，我们国家应该对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有更大信心。”赵宏在国际经贸法律领域、与世贸组织打交道等方面有着深厚积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入世二十年，谈及中国在WTO的角色，赵宏认为，中国已成长为WTO核心成员，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她同时表示，在敢于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维护自身权益，以及创设和运用国际规则的能力和水平上，中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日内瓦当地时间2020年11月30日，作为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最后一位成员的赵宏四年任期届满，正式离任。此前一年的WTO总理事会上，上诉机构改进草案再次因美国反对而未能通过，上诉机构最终停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上诉机构的危机、WTO改革困境的出现有必然性。上诉机构改革的前景取决于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政治意愿。”赵宏称，全球化和WTO仍然有很大韧性，我们要对WTO改革抱有信心。
WTO上诉机构七名大法官合影。受访者供图
国际舞台
对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应更有信心
新京报：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任职WTO的工作经历？
赵宏：没去WTO任职之前，我曾在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负责法律工作，出席世贸组织各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日常会议，也代表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的例会上发言，在日内瓦参与争端案件磋商，出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听证会等。
但是，到WTO任职之后，我才真正了解到上诉机构如何审理案件，包括前期筹备工作、内部讨论会、准备和主持听证会、撰写报告等。我第一个案子完结后，秘书处就评价我对案子吃得深、吃得透，指导非常细，不但提出思路，对内部争论问题也能给出答案。同时，在第一个案件开庭中就能现场提出许多后续问题，给当事方和秘书处留下良好印象。从第二个案子开始，我就担任了所审理案件的主席（presiding Member）。
实际上，上诉机构案件的技术性和法律性很强，要充分驾驭是有难度的。每个案件总有一些法律问题比较难解决，但通过持续思考、深入研究法律文本和当事方的观点等案卷材料，总能够找到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和逻辑思路，通常是在长期思考的不经意中突然获得灵感，最终可以让自己满意，也能够让上诉机构成员和秘书处所接受。当然，在审理案件中上诉机构成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这就要看谁的分析更有说服力。
总之，在四年工作中，我的法律专业技能帮助我解决遇到的问题，同时我能够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运用规则来解决WTO成员的争端案件，这些都帮我赢得了认可和尊重。
新京报：四年下来有何感触？
赵宏：在WTO四年任职下来，我比较深的感受是，我是中国培养出来的、在涉外工作一线历练成长的中国法律人，与现在仍在国际舞台活跃的张月姣、杨国华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应该对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更有信心。我的法律素养和技能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制造，从本科到博士都在北大法学院读书，毕业后长期在外经贸部、商务部工作，先后在条约法律司、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反垄断局、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世界贸易组织司等境内外单位司局级任职。
中国复关谈判后期，条法司开始参与中国入世谈判，我个人参与很少，印象中在谈判快要结束时，张玉卿司长让我看过几页法律文本，之后我参与了中国入世相关法规的修订（立、改、废）工作。这么多年在多个部门工作，无论是竞选争端机制的裁决者，还是在上诉机构裁决案件，我在法律业务方面的专业素养和技能对我帮助很大，我非常感恩母校和商务部对我的培养，我也相信我们国家会有更多的人才可以参与到国际事务中。
中国角色
已跻身WTO“核心常委”，运用国际规则尚有提升空间
新京报：中国入世二十年，你如何评价中国在WTO的表现？
赵宏：我认为中国认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同时，过去二十年，中国在WTO的角色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十年前，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如果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是成为一名党员，现在我们进入常委了。这对中国来说当之无愧。当下来看，中国在WTO算是成为了“核心常委”的角色——在WTO，不能说很多事情有中国参与一定会成功，但如果没有中国参与，这个事情也成不了。
当前美国领导WTO事务的意愿下降，出现了一个领导力真空，各方也期待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在WTO已成长为“核心成员”并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朝着成为WTO中流砥柱的方向发展。在未来岁月，中国在世贸组织能否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各方都在拭目以待。
新京报：目前哪些方面还有不足？
赵宏：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敢于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比如争端机制）维护自身权益的国家，在创设和运用国际规则的水平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和余地。有些案件我们应该积极应对而不是主动放弃，该上诉的要上诉，要积极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
美国是一个非常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它的法律体系很强大，301条款、232条款尽管与国际规则和理念不符，拿起来就用。中国2004年修订了对外贸易法，当时我也参与其中，有些条款参考了美国贸易法，我们的工具箱中有很多可以使用的工具。但入世二十年来，我们很多条款没有被使用过。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二十年间遇到了很多贸易摩擦和国外的贸易壁垒等各种问题，但至今未有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调查报告。这样的话，中国法律的威慑力在哪里呢？
在运用国际规则方面，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强国。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深入研究现有国际规则，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规则。同时，在运用国际规则中领会规则，逐渐学会设计规则。
另外，我们当下还需要建立起一支能征善战的国际法律人才队伍，人才的培养也要跟上。不仅是政府，企业也要学会运用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主动增加国际规则意识，建立起企业内部强有力的法律队伍。
贸易摩擦
地缘政治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处境更复杂
新京报：入世二十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原因在哪以及如何避免？
赵宏：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产品具有竞争力。有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对中国企业发起一些不公平调查。第二，欧美等国家以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为理由，针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第15条是“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条款。作为过渡性条款，在中国加入WTO15年后到期终止。这是在谈判最后一刻双方敲定的时间，白纸黑字。欧盟修订了相关条例，而美国的国内法迄今未改，利用这一条款，美欧等在调查中用其他国家商品价格作为替代国标准来判定是否倾销的话，中国产品很容易被认定为倾销。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可以通过两个办法应对。一个是加强上下游产业的合作，包括和所在国当地产业进行合作、在当地投资设厂等，以产业一体化形式走出去。
此外，把法律成本内化，企业要建立一支熟悉国际贸易和国际法律的人才队伍。这样一来，产品出口前，法律人才可以帮助企业规避在出口国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提前把走出去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在遇到国际官司的时候，企业能够积极应诉。
新京报：如何看待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贸易摩擦方面面临的挑战？
赵宏：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遭遇的贸易摩擦多是“两反一保”这些传统的贸易摩擦形式。而最近几年，随着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力量增强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以及疫情之下各个国家都追求更安全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地缘政治因素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中国企业走出去遭遇的贸易摩擦从纯粹涉及商业和产业因素，转向涉及地缘政治。中国企业在海外受到的围堵和打压一方面基于科技和产业竞争，另一方面恐怕与政治因素也是难以分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晚舟事件。
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加强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审查，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国家安全名义围堵和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把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列入管制清单。
气候议题
碳边境调节税必然影响贸易，中国要通过技术进步迎接挑战
新京报：欧盟提出了碳边境调节税，气候危机对全球贸易有何影响，中国如何应对？
赵宏：碳边境调节税因在边境环节征税必然影响到贸易，有律师分析认为，正在讨论的欧盟碳边境调节税涉嫌构成贸易壁垒，这种做法涉嫌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设置进口障碍。且据分析，欧盟的措施可以豁免大多数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整体碳排放水平已经比较低、国内也有碳交易市场，而主要对出口碳含量高的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如果真的要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危机，欧盟不必在边境对进口产品征税，可以实行统一征税——让进口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内部，在内部市场对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统一征税，都纳入到欧盟内部碳交易环节，这样既能保证贸易的公平性，同时可以促进减少碳排放。
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把气候议题和贸易挂钩，发达国家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道德高地，通过气候议题来限制发展中国家，就像给发展中国家套上了一个紧箍咒。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我感觉中国已经在积极应对了，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派，我们提出了3060双碳目标。这个过程会有一定的阵痛，比如拉闸限电，也许是这种阵痛的表现之一。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实现新旧能源利用的转换，更多地还是要依靠技术进步。
因此，中国要努力把压力变为动力，通过技术进步迎接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这就像当年中国承诺知识产权保护一样，现在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位。
机构改革
上诉机构陷入危机以及WTO改革困境的出现有必然性
新京报：作为上诉机构最后一位成员，如何看待上诉机构停摆和WTO改革困境？
赵宏：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上诉机构陷入危机以及WTO改革困境的出现有必然性。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者就开始讨论 “当美国实力下降时国际秩序将如何变化”。当前国际关系、国际经贸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不过是当年学者预言的翻版。作为世界大国的美国，对现有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态度生变。
入世二十年来，中国人勤奋、自强、敢于融入全球市场迎接挑战，依靠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人口红利、完善的基础设施，再加上开放的国际环境以及外部资金，中国经济快速成长，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同时，中国政府的治理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民众素质等各个方面也有了很大提高。
当然，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过去二十年也受益于多边体制，经济、高端产业和人均收入获得了提高。不过，美国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美国大企业和头部人群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中获益很多，美国底层人群没有获得同样的益处，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族群矛盾加深等社会问题。美国自身没有解决好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和就业问题，而是将这些问题归咎于WTO和中国。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二十年，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从多边贸易体制中受益，获得了发展，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多地运用争端解决机制。
在美国比较强大的时候，愿意用国际规则来构建或者维持国际秩序。比如，“WTO第一案”——巴西、委内瑞拉诉美国汽油案。这个案子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决委内瑞拉和巴西胜诉，美国接受并执行了裁决。可以说，当时美国在维护国际规则方面带了一个好头，上诉机构的运转也比较顺畅。而美国之所以愿意带这个好头，一方面因为它是一个自信的大国，另外一方面它希望用争端解决机制约束其他国家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等新的国际规则。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势力抬头，它对争端解决机构裁决越来越不情愿接受，对上诉机构和WTO批评也越来越多。
可以说，发达国家内部支持全球化力量与反对全球化的力量此消彼长，是造成当前全球化动力机制减弱的原因，也是美国对待当前国际组织和秩序态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上诉机构走在岔路口，前景取决于WTO成员政治意愿
新京报：如何具体理解和看待美国对争端解决机制的批评？
赵宏：美国历来是争端解决机制非常活跃的使用者。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美国涉及的案件都非常多，但是美国不同意上诉机构新法官遴选，也长期对争端解决机制持批评态度。比如，美国现在对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批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裁决案件时遵循先例制度。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批评上诉机构、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实际上，无论是上诉机构的危机、WTO改革的困境还是多边贸易体制遇到的困难，恐怕都是因为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国际司法裁决机构和高度法治化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它希望国际司法机构和WTO对它的约束更弱一些、更小一些，不要对美国管得太多。所以，美国退出了TPP，宣称不再加入CPTPP，现在主要利用双边渠道解决与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
当前，尽管对败诉案件个案的批评时有发生，但总体上WTO成员不认为上诉机构的运转和裁决存在体制性的不公正问题，尤其是欧盟等成员倾向于认为上诉机构是准司法机构，应该发挥积极能动的作用。而且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应当启动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美国不应继续阻挠。
如今，上诉机构走在一个岔路口上，往哪走？从世贸组织成员的利益看，除了美国以外绝大多数成员的立场基本清晰，希望尽快恢复上诉机构正常运转，希望上诉机构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不过，我们在谈论上诉机构改革困境时，也要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治基础、对多边贸易的态度发生的变化。上诉机构改革运转的前景取决于世贸组织成员的政治意愿，如果美国愿意解决问题、提出解决建议，我相信可以找到解决出路。
当前，美国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理性的声音，提出要正视挑战、完善自己。比如，美国华尔街的资本家还是提出要和中国做生意，因为中国市场仍然具有优势。
总之，上诉机构的改革前景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我的建议是，各个成员加强沟通和对话，在开放的市场中增加互信。
全球化
市场经济和资本科技力量仍然很强，全球化将在曲折中发展
新京报：如何看待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化的影响？
赵宏：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开启了一轮高歌猛进。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发达国家正在变得保守，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会给全球化带来破坏性影响，全球化的劲头肯定不会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但市场经济、科技、资本的力量仍然很强，全球化仍会在曲折中发展和前进。
尽管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一样，但经济制度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制度主导。美国自称奉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越来越多，欧洲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待遇覆盖从摇篮到坟墓，中国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世界各国实行的都是混合经济体制，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推动世界经济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全球化仍然有很大韧性。
新京报：WTO也具有一定韧性吗？
赵宏：WTO本身确实也有一定的韧性，如果WTO能够良好有序地运转，全世界都会受益。让WTO发挥更大作用，这也符合很多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要对世贸组织的改革抱有信心。
当然，当前WTO改革的推进还比较难，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WTO改革的困境是必然的。未来WTO改革的前景如何、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取决于政治意愿，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意愿。目前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和各种风险都在上升，也面临着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共同议题的挑战，各个国家如果能够很好地合作，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果美国愿意积极推进WTO改革，愿意恢复上诉机构，很多争端就能解决，大家的日子也会好过很多。但拜登政府上台后，一直未对WTO改革提出明确立场，使得WTO改革的前景并不是特别明朗。
近期，由67个世贸组织成员达成的服务贸易国内规制文件，占全球服务贸易的90%，据预测，简化的服务监管措施每年将为国际服务贸易节约1500亿美元的成本，美国、欧盟、中国都参与其中，但南非和印度等没有参与。中国宣布新修订的服务减让表将按照最惠国待遇适用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也就是说允许印度、南非等未参与的国家免费搭车。这是2015年以来世贸组织达成的又一个多边协定，具有重要意义，也许会成为未来多边贸易规则发展的新路径。
新京报首席记者 侯润芳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