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我们并无法预知。然而，未来的我们，将会如何回忆起当下，这是我们可以影响的事情。尽管人生与岁月都有着不同的阶段，但它们并不是孤立的隔间，在一个又一个阶段之中，太多微小的细节与记忆，构成隐形的丝线，将分散在年岁中的时间重新交织在一起。
记忆就是我们打开这些丝线的钥匙，而文字与书籍，就是我们收藏记忆钥匙的地方。转眼之间，又是一年过去，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或许有很多新书从你的身边滑过，不留一丝多余的痕迹，但也会有很多变成书签，就此留在你人生的页码中。而我们每年所做的，就是分享这些能够成为读者人生页码的书籍。
或许，在某些书籍的反馈上，我们的想法并不一致，然而，“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这简单的、却在17年里不断重复的十六个字，却是我们最真诚的出发点。
秉持着这个原则，我们从今年的出版物中筛选出了82本值得阅读的书籍，它们覆盖了文学、历史、社科、艺术、儿童、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当未来，我们回忆起曾经的今年，这些好书将会成为记忆之海中栖息的礁石，而有了这个落脚点，我们未来的记忆将会明晰，从而沿着这些礁石，走向更加富有探索性的未来。
12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8
“未来的记忆——2021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入围书单”
2021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入围书单
之
文学·艺术
《恶魔师》收录杨典短札小说五十余篇，每一篇的灵动想象都近乎天马行空，又多带有寓言意味。无论是黑灯照、飞头蛮，还是恶魔师、发条兔，都像是一个个荒诞的传奇，笼罩着神秘色彩与混沌气息。这些故事并不寻求一个确定的阐释，而是相反，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书中的短札小说，大多也是想在激荡的思绪中找到能冲决一切的某种‘无意义’吧。”某种程度上说，文本本身的“无意义”，恰好造就了我们与文本相遇时的无限意义
《伊春》具有明显的当下性。十个故事，十种生存状态，大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某种熟悉感。作者赵松意识到传统生活方式瓦解之后人们的普遍命运：一种“漂浮异地”、情感无所归依的内心孤独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必然疏离。流连于机场的男人、爱上荒芜公园的女人、迷茫的警探……这些人或疲倦或无聊或麻木，内心深处又怀有对世界的眷恋，唯一的慰藉来自那片刻的“悬停”，“停下来，在一个点上，静止不动”，以短暂逃离压力重重的日常生活。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逃离方式。
鲁迅曾在文章中说，“新文化运动”这一称谓是嘲骂《新青年》的人“另起”的名目，“反套”在了《新青年》身上。《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书以此为触发点，穿过层层历史叙事，返回历史现场，辨析“新文化运动”的名与实，考察“新文化运动”如何与“五四”融贯成一个整体，而通过“五四”，《新青年》主张的“文学革命”又如何与“新文化运动”相焊接。以此为起点,开阔了我们看向新文化运动的视野，改写着新文化运动的整体图景。
在散文集《微尘》里，陈年喜记录下他目睹或熟识的那些普通人的挣扎与悲欢，其中充斥着匆忙的死亡与脆弱的无奈。在时间和命运面前，每个人都曾丰茂，也将迅速枯萎，陈年喜用文字赋予那些单薄、艰难的生命以尊严。“世界是什么样子？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的感觉里，除了绵长、无处不在的风，其余都是尘埃，我们在其中奔突，努力站稳，但更多的时候是东倒西歪，身不由己。”陈年喜笔下的生命真实如读到他这段文字的人。
《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的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和严谨的思路，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德奥“世纪末”的美学图景。本书以19世纪末德语文学为主要依据，详尽论述了德奥世纪末文学颓废、唯美的美学风格与精神特性，并将其置于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揭示出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而尽管深受英法唯美-颓废派影响，但借助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资源，德奥世纪末文学呈现出对颓废的疏离与反思，展现出强烈的自我反思性。
《我身上的海》是朱朱三十余年诗歌写作的精选。诗集中的诗在内容和风格上形形色色，又隐约具有某种内在统一性。作为自我与世界的观察者，这些诗或是诗人心中的低语和呼喊、头脑中的辨认和思索，或是对现实和历史回音的敏锐捕捉，都指向人之存在的复杂、矛盾与困境。诗人用诗句刻录人的孤独、压抑和无法忽略的爱，对激情被耗尽的惋惜，对放逐与返回的思忖，最终都是某种对“出路”的寻找。
流俗之地即市井风俗之地。马华作家黎紫书用二十万字的《流俗地》为自己的家乡描画出“一长卷浮世绘”，其中人物众多，形形色色，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各怀隐痛地随波逐流又偶尔闪现生命的微光，平凡如水，几无波澜，但所谓芸芸众生不就是如此？以人物的日常生存经验为基础，黎紫书如自己所愿，描绘出马华社会“几十年的风雨悲欢和人事流变”。宏大叙事之外的小人物，就这样活着自己的活，熬着自己的熬，等来或等不来那温暖的“光”。
《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是许子东的一部多少有些另类的小说史。作者回归文本阅读，重读了70多位作家的近百部作品，以编年体的方式把作品一部一部细读、排列下来，并以此为基础梳理背后的文学史线索，辨认20世纪中国小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无论这些小说中蕴藏着怎样的观察或观念，其指向都是“中国”，讲述的都是“中国故事”。从这个整体中，我们似乎隐约可以看见中国近百年的那些选择、变迁与不变。
《铜座全集》的主体是中国南部某省的一个小山村，名叫汤错，现被称为铜座。作为铜座的“全集”，本书作者试图以实证精神、以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勘探这个边缘之地的全部内容，尽管“全部”从根本上说是无法达到的。作者利用了语言学、历史学、人种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知识，完成了一次颇具实验性的“微观地域性写作”，《铜座全集》也因此成为与传统的以人物情节为主的“小说”全然不同的小说文本。
《中书令司马迁》中有两个司马迁，一个是大众较为陌生的“中书令”，那个汉武帝身边的近臣和侍从，另一个则是半隐在后的那个“太史公”。在这出不算长的戏剧里，作者把司马迁置于多重矛盾之中，司马迁与汉武帝、司马迁与女儿、司马迁与庸吏的对峙，是人生价值观的对峙。最终在和汉武帝的正面冲突中司马迁明白，自己不是别的，而是且永远是太史令，那个“用一支笔，记下这个变动的时代，为蒙难之人送葬守灵”的人。
宋琳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因故于九十年代初开始漫长的漂泊之旅。从上海到巴黎、新加坡，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和大理，六个地点成为诗人诗歌地图的坐标，也恰当地成为这部时间跨度近四十年的诗歌选集的编选体例。诗集中的部分诗歌展现出地理空间的不断延展与心中乡愁之间日益强化的张力。宋琳在不同地点之间迁徙、“漫游”，携带着无法消解的客愁（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和“时代加诸个人的重负”，辨析着自我的形象，思考着现实中的疑问，探寻着存在的边界。
这本书以两个沈阳工人家庭子弟的成长史为线索，勾勒并呈现沈阳这座城市100年以来的剧变历史和两个普通家庭在其间的沉浮、挣扎，及至逆流而上的命运变迁。两位作者的写作延续了他们“以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的一贯视角，让这部非虚构作品具备了社会学的穿透视野。通过大量口述采访、资料考证与实地探访，两位作者借由张医生与王医生这半生的生命轨迹，重审了东北地区在去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内在张力与曲折道路，也映照出一代沈阳普通人的精神建构图景。
作为天下第一狭邪奇书的《金瓶梅》，常被人误解为一部诲淫小说，因此知之者虽然满坑满谷，却只是注目床笫之欢的数行段落，仿佛这便是此书全部精华所在。孙述宇却点出，《金瓶梅》的成就正在于写实，它正视男女之大欲，直面佚乐与悲苦，它既条析官衙权贵的欺压手段，也着眼升斗九流的互相倾轧，侠士的暴横，士人的虚伪。但堕落之中也蕴含着救赎的种子，哪怕这救赎最终会引向死亡与毁灭。释卷之后，是一种看尽人生的沉默。
尽管关于唐诗的研究著作已浩如烟海，景凯旋的这部唐诗随笔依然具有开拓认知边界、探究唐朝大诗人们更深邃精神世界的效果。作者在二十位唐朝诗人及其诗歌的世界中穿梭漫游，把他们置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大脉络中，又辅以比较文学视野，以寻绎唐诗中的“观念与价值”，揭示出诗人们在个体意识、时间观念、性格品质、审美情趣、艺术技巧等方面的特质，以更现代、更宏大的视角发掘唐朝诗人与唐诗的伟大之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即将消亡的瓜亚基人，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在巴拉圭形形色色的印第安部落中进行了多年田野调查，他以精巧的叙事结构、余韵悠长的场景描写以及对瓜亚基人习俗的剖析，写出了《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这是一本少有的兼具可读性和学术性的民族志。本书通过了解瓜亚基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反衬出文明世界所带来的杀戮、奴役和疾病，让我们重新反思现代文明的权力结构，以及对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重新思考。
近些年来，英国“脱欧”、特朗普崛起……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在昭示着与全球化愿景相悖离的信号。全球各地的人们似乎更愿意自我封闭而并非坦诚协作，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加剧了这一现象。以色列记者埃亚尔通过一线走访，对这一情绪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的体现进行了系统梳理。满怀焦虑的中产阶级、开法拉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坚定而固执的民族主义者，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中，我们看见人类当下面临的共同挑战，并思索解决之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献资料已有很多，但它们并不因此而赘余，他的作品与人生，都值得人们反复阅读，从中寻找生命的热度与重量。安德里亚斯·古斯基的这本陀氏传记，是一本简洁明快，又不失全面的传记作品，他结合了易读的写作手法和严肃的学术研究，能够让读者在迅速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经历的同时，也能迅速与陀氏的小说世界建立联系，从而对陀氏的精神世界拥有了完整的认知。
快节奏的当下，我们已经很少有空闲再去回忆往事，忧伤与挫折尚未得到解决，便已经被我们从人生中割弃。而对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来说，回忆就意味着一切，在他的故事中，潜伏着最丰富的情绪，最平静的惆怅，以及极为敏锐的观察。在陷入往事回忆的叙事节奏中，故事或真相并不一定会更加清晰，但是人内心的情绪会更加明了。对现代人来说，这种慢节奏又复古的写作方式，能让人在喧嚣中重新感知心灵的存在。
随着近几年著作不断被译介，塞巴尔德在国内已经渐渐积累了自己的读者，他的文字能够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何谓沉默的言说。《眩晕》是塞巴尔德小说写作的起点，但已经显示出了非常成熟的语言风格，它借助司汤达和卡夫卡的视角，在旅途中弥补记忆的创伤。《眩晕》一书不仅能为喜欢塞巴尔德的读者提供创作起点的线索，在旅行的叙述中，也能再次强化塞巴尔德在小说中不断重复的主题——用记忆塑造生命，用沉默不断言说。
埃内斯托·萨瓦托在这本小说中展示了令人折服的创作意图。尽管《毁灭者亚巴顿》是作者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但即使没有阅读过前两本，对阅读该作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萨瓦托在小说中不断穿梭于梦境和现实之间，穿梭于不同的人物心理之间，甚至作家本人也会跳出来在小说中讲话。这本小说呈现了极强的文学能力，同时散布于书中各处的文学理念也极为犀利，它复杂的叙事形式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无数思潮与论辩的交融，可谓是拉美经典文学的一颗遗珠。
文德勒以对诗歌形式的精准解剖和对诗歌文本的敏锐细读而闻名，是美国当代文学评论界的领军人物。对文德勒来说，面对一首诗犹如面对一个房间，只把握其“主题”或“观念”的外貌是不够的，而要走入房间内部，从内部打量一首诗的结构形式、风格特征。在《花朵与漩涡》中，文德勒精选了狄金森的150首诗，用逐句的细密专业的分析，带领我们穿越狄金森晦涩的词语迷雾，抵达狄金森复杂、幽微的内心深处。
以第一视角写出孩子的心灵，这对作家来说是个极高的要求。爱尔兰作家罗迪·道伊尔的《童年往事》，就可以在任何一个段落中，将读者带回懵懂的童年。对环境认知的不同视角，混沌的道德观，还有荒诞不经的行为，很多类似的事情在成年后会被我们人为性地掩盖或遗忘，但对任何人来说，这又都是一个必然的成长阶段。在道伊尔的笔下，这一切都被丰富地捕捉下来，并随之带给读者对自我童年的或者忧伤或者甜蜜的回忆。
本雅明说，“对于历史，任何曾经发生过的事，就不会丢失。”也不应丢失或被有意地湮没。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和画家，《不确定宣言》的作者帕雅克用本书前三卷对本雅明形象和声音的召唤回应着本雅明的观点。帕雅克无意写出一本传统、厚重的本雅明传，而是把本雅明置于那灾难年代的大背景下、以碎片化的方式连缀出本雅明动荡不幸的一生，阐述其庞杂的思想。除了文字，本书还配有大量图画，冷峻的重重暗影和诗意的文字共同组成了这个颇具观赏性的文本。
这是一本能够让你对拉美文学拥有深刻理解的书籍。在作家富恩特斯的阐释中，你会明白“魔幻”“迷宫”“幽灵”不过是拉美文学表层化的标签，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其实是在以建构时空的方式叙述自己的历史，如果要真正理解拉美文学，必须要还原当时每个作家所处的社会氛围与历史条件。在这片社会思潮涌动、历史断层、狂野与专制并存的土地上，作家们以不同的风格思考问题，创造着新的世界。而这本评论将这个模糊的文学版图完整地呈现出来，让我们深入腹地。
安托南·阿尔托是20世纪法国最为重要的文化参与者之一，而《安托南·阿尔托》一书无疑提供了另一条接近他的途径。此书将阿尔托的命运与时代背景——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医疗与科技的发展、电影与戏剧等文化运动等——相结合，为读者留出了多元、复杂的理解维度。而阿尔托企图超越文本仅用视觉带来冲击与创新的艺术理念，以及他模糊了精神错乱、天性敏感与天赋异禀之边界的痛苦人生，在今天仍能带来广泛回响。
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中国古代绘画研究。“绘画史”的前提是假设有一条连贯的线索，能够把所有画法与技术、风格与样式串联在一起。但事实上，今日我们所见的古画“遗珠”往往是在巨大的历史偶然性之下才得以流传。因此艺术史学者黄小峰一方面用细读的方式剖析画面内容，另一方面又重返它们被创作的社会环境。在他看来，美术史关注的不仅是一幅画如何被创作，更在于从一幅画作中能窥见社会，借由社会亦能更好地理解画作。
一位雕塑家和一位艺术史学者就“雕塑是什么”展开了一场持续18年的对话，为普通人提供了接近雕塑本质的分析视角——雕塑并非已经存在的物体的复制品，它是想象力的承载体，蕴含了人类对自身、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投射和矛盾的情绪。它提醒我们，艺术思想的美妙在于无穷的阐释方式，“美”的含义绝不仅仅是视觉的，而当视野扩展至千年的历史与多元的全球文明，线性艺术史观无法解读全部创作现象，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面前，今天的我们依然渺小。
重新发现庄学本，是几十年来中国影像史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从1934年到1941年，庄学本行走在中国的西南边陲，用手中的照相机拍摄鲜为人知的边地风习与人物，同时绘制地图、搜集标本、记录口述传说，留下了万余张照片及近百万字的一手资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地与民族文献意义，更有人类学上的长远价值。《西行影纪》展现了庄学本探访西部的文字和影像记录，是我们了解这位纪实摄影大师、走进百年前中国西南边地的读本。
推荐语 | 书评周刊编辑部
本文校对 |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