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家媒体消息，2021年12月23日，美国作家琼·狄迪恩（Joan Didion）因帕金森并发症，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去世，享年87岁。
琼·狄迪恩1934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以出色的小说、剧本、杂文和文学性新闻写作奠定了其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68年，34岁的狄迪恩出版非虚构文集《向伯利恒跋涉》，被《纽约时报》誉为“一部丰富的作品，呈现出美国当下最出色的散文书写”。
她最为人所知的小说作品《奇想之年》获得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2007年，她又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为对美国国家文学具有卓越贡献的作家颁发的年度奖章。2013年，美国政府授予琼·狄迪恩美国艺术与人文国家奖章。
今天我们旧文重发以纪念这位作家，向她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
琼·狄迪恩流传最广的黑白照片。
在琼·狄迪恩流传最广的那张黑白照片中，她身着素色及踝长裙，举香烟的手挡在身前，倚在爱车科尔维特黄貂鱼上，直视镜头。她令人过目难忘的照片很多，但这张最能代表狄迪恩——脆弱、冷静、疏离，也最能代表加州——车、孤独、自由。
提起狄迪恩，就不能不提她的风格。1968年，34岁的狄迪恩出版非虚构文集《向伯利恒跋涉》，被《纽约时报》誉为“一部丰富的作品，呈现出美国当下最出色的散文书写”。截至上世纪90年代末，她以犀利的笔触记录了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脉搏，收录在《白色相册》《萨尔瓦多》等报道文集中，同时出版了数部长篇小说。
同代作家来了又走，狄迪恩始终停留在读者的视野里。进入21世纪，接连失去丈夫和女儿后，她写下回忆录《奇想之年》和《蓝夜》，用超乎寻常的勇气直面人生重创。互联网时代，她的金句在网上流传，比如“我们讲故事是为了活下去”，“作家永远在出卖他人”。她的黑白半身像被印在文创布包上，飘荡在地铁站、书展、咖啡店，冷峻地注视着你，带着若即若离的微笑。
01
“加州之女”的强烈风格
狄迪恩风格已成为一种衍生物。人们感受到它带来的吸引力，哪怕说不上具体原因。起初，它通过文字击中你，它们短小精悍，意象鲜明，辨识度极强。后来，它开始脱离文字，转而依附于作家其人：她驱车行走在美国东西两岸间的人生，她与旅馆、汽车、墨镜、香烟构筑的神秘氛围，她与同为作家的丈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的默契合作。2015年，时尚品牌Celine邀请80岁的狄迪恩合作——这似乎是外界对狄迪恩风格最直白的认可。
2015年，时尚品牌Celine邀请80岁的狄迪恩合作。
风格一旦与作品等身，会带来反噬风险。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曾刻薄地说，狄迪恩对新新闻主义的贡献，是一种“不稳定、偶尔出色、具备鲜明女性特点（的写作）”，它“时而谦逊，时而傲慢，亲密而直白，自我贬低、无精打采的同时，隐隐透出自私。”
很难说这是文本批评还是人身攻击，然而在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形容中，狄迪恩的写作面貌更加扑朔迷离。她的风格究竟是什么？风格本身又是何物？
回到狄迪恩非虚构写作的起点《向伯利恒跋涉》，扑面而来的是她笔下的加州。对这位“加州之女”而言，没有一个统一的加州。它是圣贝纳迪诺河谷，“暴虐残忍”，“群山那边的莫哈韦沙漠阴魂不散”；也是家乡萨克拉门托谷地，夏日空气“滚烫得发抖，草被晒得发白”，八月如同“一场漫长的苦难”。它是拉斯韦加斯，高大的招牌“耸立于如月球表面一样荒凉、只有豆科灌木与响尾蛇的风景之上”；也是洛杉矶，台风造访期间，海面诡异得宁静，让人无法入眠。这些加州碎片，呼应、对照，挫败想象中碧海晴天的温柔加州，裸露出一种更粗糙、干烈、严酷的气候。与宜居的温带气候相比，它是极端的，是戏剧。狄迪恩说，萨克拉门托有两条河，冬天会发洪，夏天会干旱。
读狄迪恩时，你或许想跳过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但这样做会让你和作品的灵魂失之交臂。1977年，42岁的狄迪恩接受《巴黎评论》采访，谈起气候对她写作的影响：
“我在一个危险的自然环境长大，我认为环境和气候对人的影响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这些极端条件会影响你对待世界的方式。如果你是作家，它们就会显现出来。如果你卖保险就不会。”
环境和气候联手造成萨克拉门托历史上最黑暗的惨剧。1846年春，西进运动进程中，几个来自东部的家庭组成唐纳-瑞德大队，带上牲口和家当，不远万里来到内华达州，因判断失误和极端天气困于冰天雪地的高山，食物耗尽后开始食人。直到次年初，部分成员才在印第安部落的帮助下抵达萨克拉门托河谷，从而获救。
《向伯利恒跋涉》，译者：何雨伽，版本：北京时代华语|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6月
同一时期，狄迪恩的高祖也来到萨克拉门托，发现并开垦出自己的田地。历史隐身于自然里：在同一片田野上，狄迪恩曾替她弟弟遛狗，也曾在祖辈畅游过一个世纪的河里游泳，河水来自内华达山脉融化的雪水，清澈湍急，响尾蛇卧于石头表面沐浴阳光。和许多萨克拉门托人一样，狄迪恩听着唐纳-瑞德大队的惨痛经历长大，同时继承了数不胜数的传说。“任何人的回忆都不是真正的回忆，而只是别人的回忆的影子，是家族成员口耳相传的故事。”山川、天气、动物、植被，它们不仅是外在客体，更是象征、符号和隐喻，和凝视它们的人类之间存在秘而不宣的联结。
02
捕捉环境中的道德血液
人是环境的产物。气候和道德密不可分。这种笃信刻在开拓边疆的清教徒的骨子里，也以更隐蔽的方式，流淌在狄迪恩的血液中。《黄金梦里人》中，狄迪恩报道了一桩发生在加州乡村的谋杀案。开篇，她用巨细无遗的笔触，描述了一个“妖风”肆虐，道德失效的“化外之地”。“干热的圣塔安娜风以一百英里的时速从沙漠席卷而来”，人们信教，能“轻易拨打特定号码听一段提前录好的祷词”，离婚率却是“全国平均数的两倍，每三十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住在拖车里”。
在这样一个地方，家庭主妇露西尔·米勒被控蓄意谋杀丈夫，伪造意外事故现场，企图骗取巨额保金。在警方看来，这甚至算不上一个“有趣”的案子：露西尔·米勒的陈述与事实多处不符，她和丈夫感情长期失和，她与当地律师阿什维尔·海顿之间曾有婚外情，期间海顿的妻子离奇身亡。真相呼之欲出。
琼·狄迪恩与丈夫和女儿的合影。丈夫John Gregory Dunn于2003年去世，一年半后，她又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然而狄迪恩对这些表层事实不感兴趣。她关心的是露西尔·米勒，这个曾经天真却野心勃勃的外来者，在一个不详的村庄老去，为了爱和金钱不择手段，却遭到情人背叛。她身上充满欲望，正是这欲望让陪审团对她心生憎恶，也让全镇对案件予以空前瞩目。米勒案开庭当天，狄迪恩如同等待已久的纪录片导演，将镜头对准旁观人群，缓缓扫过：
“一九六五年的一月十一日，南加州的天气明媚温暖……卡特琳娜岛仿佛漂浮在太平洋的海平面上，空气中飘着柑橘花的香味……一名靠退休金过活的七十岁老人，开着自己的旅行轿车，以五英里的时速，开过加迪纳的三个扑克馆，把三把手枪和一把十二号霰弹枪里的子弹全部射进窗户，打伤了二十九个人……再往北一点，有个十六岁的孩子从金门大桥上跳了下去，活下来了。”
“与此同时，在圣贝纳迪诺县法院，米勒案开庭了。来了很多人，挨挨挤挤，法院的玻璃门都被挤碎了……大家早上六点就开始排队，女大学生们一整晚都蹲守在法院，带了很多全麦饼干和低糖饮料。”
在最狭隘的层面上，这段描写对案情毫无意义。但直觉告诉我们，它和米勒案息息相关，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一个人的快乐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痛苦。露西尔·米勒被判有罪后，她忠诚的捍卫者桑迪·斯莱格尔尖叫道，“你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而经过长镜头洗礼的我们知道，桑迪说得不全对，但也不全错。上帝狄迪恩仿佛在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奇想之年》，译者：陶泽慧，版本：新经典|新星出版社2017年1月
怜悯的最高形式可能是讽刺。这点在《拉斯基同志，美共马列分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篇不足六页的短文是对主角迈克尔·拉斯基的人物速写，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位信仰马列共产主义的洛杉矶青年的形象。时值1967年，麦卡锡主义的热潮已退去十年，曾在美国盛行的共产主义式微，拉斯基这样的青年已成为少数派。他坚定的热情与实际的影响力形成巨大反差，“五一劳动节他组织的游行只有寥寥十几人参加”。然而狄迪恩喜欢这位患有轻微被害妄想的青年，喜欢他与世界的格格不入，喜欢这种“因为非常尖锐的恐惧而投身于注定失败的极端事业中的人”。
她将这样的欣赏藏在文末工人国际书店发生的一幕。一天结束，拉斯基和几位骨干像“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一般，回顾《人民之声》小报的销售情况。
“西蒙斯先生——同志，总收入是多少？”
“九美元九十一美分。”
“卖了多久？”
“四小时。”
……
“最大捐款额？”
“六十美分。”
“最小？”
“四美分。”
像这样，呈现而不点评，让意义在事实中浮现。这种写法让狄迪恩与读者保持距离，赋予她的文字以“冷感”。与此同时她又极“热”，从不惮于在写作中袒露自我，高度忠实于自己的喜好和趣味。1976年，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随笔《我为什么写作》中，狄迪恩写道，“Why I Write”三个词共享了一个音节，那便是“I”(我）。“我写作，完全是为了弄明白我在想什么，我在注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意义。我想要获得什么，我对什么感到恐惧。”在伯克利读书时，她意识到自己不擅长学院式的思考，“不是思想世界的合法居民”。“我的注意力总是在边缘，我能看见、尝到、摸到什么，比如黄油和灰狗巴士……我只知道我不是什么，我花了好几年才发现我是什么。”
03
《向伯利恒跋涉》为何成为非虚构经典
狄迪恩是擅长描摹外部世界的作家，但最后落于纸上的图景无一不经过她记忆的筛选——归根结底，她凝视和刻画的是自己的心灵景观。这也是为什么，她最好的早期作品留给读者的不是某种洞见，而是某种印象；我们感受到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它在目击者心中留下的烙印。
在名作《向伯利恒跋涉》中，除了开篇“中心再难维系”的笼统慨叹，狄迪恩并没有对加州嬉皮士间蔓延的毒品和暴力问题进行深入挖掘，也没有试图通过采访专家权威，对整个社会体系进行分析。（事实上，她对警察的采访很快就遭到阻挠；她的部分采访对象也对她所代表的媒体怀有戒心。）如她所说，她并不是一个以思考和分析见长的作家，起码在这一阶段还不是。但她对视觉意象的痴迷和信任，恰好为当时的新闻报道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她所做的，是跟随这群人参加集会，在他们家聊天，参与观察他们的生活，客观冷静地记下她和他们之间的互动与摩擦，却对自己可能陷入的危险只字不提。她深入参与却高度疏离，将自己作为容器。
读者既沉浸于事实，又好奇这谜一般的叙述者，以至于当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在眼前展开时，我们忘记了思考，而是和狄迪恩一起，陷入对世界的无言恐惧中：在客厅地板上，一个穿双排扣外套的五岁女孩一边看着漫画，一边专注地舔舐嘴唇上涂的白色迷幻药。
开掘如此坚硬的心灵景观需要一把利器，那就是语言。在《我为什么写作》里，狄迪恩还写道：“关于语法，我只知道一点：它具备无穷的力量。改变一个句子的结构就改变了这句话的意思，正如改变镜头的方位就改变了被拍摄客体的意义，其效果是显著而绝对的。了解镜头角度的人很多，了解句子（结构）的人却很少。”
《蓝夜》，作者：琼·狄迪恩，译者：何雨伽，版本：时代华语国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
你看，在思考语法结构时，狄迪恩采用的喻体仍是创作视觉语言的镜头。在《琼·狄迪恩完美的图片说明》一文中，《纽约客》撰稿人布莱恩·狄龙对她早期的杂志从业生涯进行了考古。20世纪60年代初，狄迪恩就职于《服饰与美容》（Vogue），除了撰写短文和不署名的短专栏，她的一大职责是为杂志的配图撰写说明。指导她的副编辑艾琳·塔尔梅从业近三十年，会用铅笔叉掉稿件上冗余的字词，为某个不准确的动词大动肝火。
据塔尔梅回忆，她曾让狄迪恩写三四百字的图片说明，然后和她一起将它删至五十字。在塔尔梅的影响下，狄迪恩和她的同僚们成为“近义词的鉴赏家，动词的收藏家”，学会多用主动语态，查字典，确保用词精准且让人耳目一新。最重要的是，她们学会了重写，只为在“优雅和热烈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狄迪恩曾分享过自己撰写的一则简介，载于1965年8月1日发行的《服饰与美容》：
“翻页，上图：纵观全屋，色彩，活力，随兴收藏的物件和谐而跳脱地共生。图中所示，一幅弗兰克·斯特拉的画，一面新艺术风格的彩窗玻璃，一幅罗伊·利希滕斯坦的画。图外：一张桌子，一块直白敞亮的油布，以十五美分一码购于墨西哥。”
除开精简的用词，顿挫的节奏，巧妙的形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图外”二字——在描述图片时，狄迪恩不仅关注了图内摆件，也补全了部分位于画外的物品，比如那块“以十五美分一码购于墨西哥”的油布。自那时起，她便开始关注表象所不能承载的信息，在方寸之间编织自己青睐的叙事。《白色相册》中，比谁都更敏锐的狄迪恩早已将自己风格的秘密和盘托出。她写道，“一个人作出的每个抉择——她选择或拒绝的每一个词，她落下或没落下的每一笔——都暴露了她的品格。风格即品格。”
撰文｜钟娜
编辑｜宫子 走走
校对｜赵琳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