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侯润芳）3月18日,在《财经智库》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谈到中国人口与经济的话题时表示，在2022年中国人口完全有可能达到峰值，同时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老龄社会。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来看，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一个新的结构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需求侧方面面临的三个挑战上。“面对三个需求侧方面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出路仍然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居民的共同富裕。”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目标为5.5%左右，对此，蔡昉表示，5.5%符合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合理的速度。“中国经济在回归常态，回到原来预定的潜在增长率的轨道上。虽然有疫情的复归，但我比较乐观。”蔡昉说。

近年来人口话题备受关注，蔡昉在谈到人口和中国经济时表示，2021年中国的人口增速已经接近零增长了。“如果去年不叫零增长，2022年也完全有可能达到中国人口的峰值。在相应的老龄化率上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到了14.2%。国际上常用的说法是7%是一个节点，14%是另一个节点，7%是老龄化社会，超过14%叫老龄社会。7%意味着你上了这个轨道，往老龄化发展，14%以后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从来没有发生，而且是不可逆转的。”蔡昉表示。

蔡昉进而提出，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来看，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新的结构性变化，他将这一变化称之为三大挑战。其中，第一个需求侧的挑战是经济增长供给侧的驱动因素和需求侧拉动因素的匹配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人口总规模的负增长，它会在需求侧形成一个新的制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供给侧的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还要关注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两个不匹配，完全有可能降到潜能之下，形成增长缺口。”蔡昉说。

第二个需求侧的挑战就是宏观经济需求因素方面的挑战，这表现在三驾马车在转换。“在过去进出口、投资起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作用，今后这两者几乎不太可行了，因此必须转向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去2012年我们减速以来，消费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它贡献的百分比是扩大了、提高了，但贡献的百分点是下降的。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率，水平还在提高，但增长率已经在近年来下行，原因是GDP的增长减慢了，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财富效应，都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不会像过去增长那么快。”

蔡昉进而表示，人口的变化趋势不可逆，人口该停滞就停滞，该负增长就负增长，老龄化的趋势也是必然的，短期内或者我们可预见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倒退的，唯一可以变的因素是在收入分配效应上有所改变。

需求侧的第三个挑战是，经济复苏措施与长期增长政策的相互适应方面的挑战。“（在疫情中）我们保住了市场主体，市场主体迅速复苏，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因此，我们保市场主体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除了靠市场主体创造就业岗位之外，还可以有一项政策就是直接改善民生，稳定居民的收入，扩大居民的消费。凑巧在经济复苏的同时又遇到了人口方面的冲击，也就是需求侧方面的冲击、消费不振的冲击。”蔡昉说，保市场主体和改善民生的措施都要使用，特别在2022年，供给侧的复苏政策和需求侧的复苏政策应该同时使用。

蔡昉进而表示，面对三个需求侧方面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出路仍然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居民的共同富裕。他进而提出，可以从三个领域缩小收入差距、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他首先建议，在第一次分配中加大再分配的力度，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一方面政府再分配是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的，同时政府把钱拿来不仅仅是缩小差距，还会重新用在社会支出上，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降低了收入差距，而且具有比较长期的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蔡昉说。

蔡昉还提出，人口转变带来的新的冲击表现在需求侧，表现在消费不足的趋势方面。因此，今后是我们加快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的重要阶段。那么，这是一个长期的制度建设的过程，如何入手？“就是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城镇化率要提高，农业劳动力占比还是要继续下降，幅度还是可以非常大。如果在五年里能够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如果把目前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45%多提高到64%，这意味着有2.6亿人口可以从城市的常住人口变成城市的户籍人口，而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重大区别是消费的区别。从供给侧看，城镇化大幅度提高，也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如果在五年里能够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10个百分点，每年一共可以增加8000多万非农劳动力，这意味着非农劳动力的供给每年可以提高2.7%，劳动力的核心从农业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这就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以及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生产率的提高，带来实实在在的潜在增长率的提高。”蔡昉解释。

校对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