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个社区的“领头羊”，我绝不能倒下。

5月4日，北京朝阳区劲松街道百环社区临时管控的第10天，也是社区书记马卫华在居委会住的第10天。

早晨起来洗把脸，穿上牛仔裤和衬衣，还是10天前来上班时穿的那一身。马卫华闻了闻衣服，“感觉都要臭了。”中间有一次他忍不了了，把衬衣洗了搁在电暖器上烤干继续穿。

4月25日，朝阳区划定疫情临时管控区域，百环社区被纳入其中。临控之后，原来的生活节奏被打乱。3415户居民的买菜、就医都要居委会这10个人忙活，工作量成倍地增加。

马卫华连轴转，每天顶多睡上三四个小时，有时候去街道开会他都能睡着；说话稍微多一点，嗓子马上沙哑。看着视频里的儿子和女儿，他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正在组织居民做核酸检测时，他接到了父亲出车祸做手术的消息。

他也累，可是依旧淡定地向每个人笑着，抱着东西大跨步地往前走。13年军旅生涯，12年社区工作，让他有着非常强的责任心：我是这个社区的“领头羊”，我绝不能倒下。

马卫华在百环社区居委会。受访者供图

哪里都需要他

马卫华的步速很快，丝毫不像熬了10天的样子。他拎着隔离带和塑料绳走到百环社区小广场，把它们绕在灭火器和警示锥上，拉起临时隔离带。社区被纳入临控区后，这几乎成了马卫华每天的第一项工作。

核酸检测点就在这个小广场，隔离带每天都要装上再卸，卸了再装——院子里孩子多，因为临控不能出小区，都喜欢下来玩儿，别让他们磕着碰着。有核酸检测的时候，他每天早晨5点半准时上班。6点半，医护会陆续赶到，他和保安们要在这之前把场地搭好。

5月4日早晨5点半，马卫华在社区小广场拉核酸检测临时隔离带。新京报记者郭懿萌摄

马卫华停不下来，眼里永远有活儿。采样拭子、消毒液，他自己搬；装医疗废物的袋子，他自己贴在桌子上；70多岁的老党员志愿者第一次上岗穿隔离衣时，他帮他们把绳子系好；医护人员的手套要固定在防护服上，他撕下胶带帮忙缠。

社工和志愿者心疼他总是跑来跑去，跟他说“你吩咐，让我们干不就行了？”他一定要跟着一起干，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套流程，别人去了没准找不到东西，耽误时间。“我赶紧都弄完了，居民做上核酸，就好了。”

志愿者安排妥当，医护人员就位工作，马卫华终于能喘口气。早晨的这一个多小时，跟打仗似的。

社区刚封闭的时候，马卫华每天顶多能睡两小时，白天一会儿不看手机，就是几百条信息，下半夜也经常接到电话，看到街道打来的电话，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是社区出了确诊病例的通知。最忙的一次，他一天没吃饭，就喝了一碗鸡蛋汤，很多时候，他刚坐下打开盒饭盖子，事又来了。

5月4日，马卫华为医护人员缠防护手套。新京报记者郭懿萌摄

光是在社区里转悠，马卫华每天就要走三四万步。哪里都需要他——防疫物资到了，得他过去接；小区因为隔开，东区保安不让西区居民打水，得他去协调、平息怒火；小区里有人晕倒，他得上门查看。

他的腿本来就有静脉曲张，长时间走路和站着加重了病情，只能靠腿上套着的弹力袜硬撑。“身上绷着股劲儿，不然早就塌下来了。”

百环社区临时管控的10余天里，小区的快递、外卖都没有停；居民常去的菜市场在小区封闭第二天，就拉起了买菜群；菜车直接开进了小区里，形成一个露天小市场；外围7栋老楼的1000多户居民大多是老人，排队久了腿脚不方便，社区就联系协调了一个核酸流动车，车走到哪个楼，社工带着保安上楼去喊居民下来。

晚上除了住在居委会的保安之外，马卫华每天派两个社工留下盯晚班，万一居民有需求，能第一时间赶到。确诊消息往往都是后半夜“下来的”，凌晨1点，如果没有收到不好的消息，马卫华就能稍微安心点去睡觉了。

5月3日，小区内搭建起了蔬菜供应点，直接将“菜市场”搬到了居民楼下。新京报记者吉喆摄

“倾听”永远是最重要的

这是马卫华做社区工作的第12年。

2010年马卫华来到八棵杨社区。原先的八棵杨社区，用马卫华的话来说，估摸着有一个六里屯街道那么庞大，鸡毛蒜皮的事成堆成堆地涌。

他当时是负责党务的社工，刚工作就赶上了朝阳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老党员们带着他，拿上袋子跟夹子，满大街地捡垃圾、捡狗屎、捡烟头。马卫华用“东躲西藏”来形容那时候自己的样子——从部队退下来的时候，他是副营级，最多的时候管理200多人，从没做过这种事，走在路上，他都不想让别人认出自己。

不是没想过离开。可是，陪他一起捡垃圾的党员志愿者基本在七十岁以上，和他父辈一样年长。“他们每天能出来奉献，我起码还拿着工资，怎么就不能做到呢？”

马卫华被这群老党员们感动了。日子长了，孤寡老人们把他当成亲儿子，一口一个“妇女主任”“小巷总理”地叫着。他是个很在乎感情的人，留下来成了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

4月30日，百环社区的居民们在楼下运动、聊天。新京报记者郭懿萌摄

2012年，百环社区从八棵杨社区分出来。马卫华成为少有的跳过副职，直接提升为社区主任的社工。

“小巷总理”面对的可不只是捡拾垃圾这么简单的工作。百环社区是个大社区，包括百环家园东区和西区，加上外面7栋老住宅楼，总共有将近6000户居民，还另有200多户商铺。这里流动人口多，历史遗留问题多，群租房多。

今年年初，百环家园东区刚从社区分出去。可是管辖着3415户居民的百环社区，依旧算是劲松街道里的一个大社区。这轮疫情，社区成为了临时管控区，马卫华能感觉到，居民火气大，氛围躁。从早晨七点，一直到晚上九点，总会有居民到居委会门口反映——为什么不让出去工作？为什么不让出小区买菜？家里的药快吃完了要怎么办？

原来不是问题的事情，现在都是问题了。有天下午，光是咨询小区封了怎么买菜这件事，居民们的长队就从居委会门口排到了小区大门。

“倾听”永远是调解里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总共不大点儿事，居民们被管控在小区里，还能找谁去说说话呢？也只能找居委会了。”他就耐心听着，大家诉说完了，心里的苦排解排解，也就过去了。

每次核酸检测排长队，居民烦，马卫华的压力更大。

往常百环家园西区开5个核酸检测通道，居民按照社区给每栋楼规划的时间下来做核酸，顶多排20分钟。3日下午，原计划两点开始核酸检测，居民中午就排起了长队。

中午时分，也是医护人员难得可以脱下防护服的休息时间，核酸通道只打开了1个。当时室外气温达到31摄氏度，排核酸的队伍从小广场盘出去，绕了几道弯，一眼望不到头。

马卫华心里急，只好请医生加个班。通道全打开之后，没半个小时，长队就被“消化”掉了。

5月4日，百环社区的居民们在做核酸检测。新京报记者郭懿萌摄

组织居民做核酸时，接到父亲出车祸的消息

平时总是笑呵呵的马卫华，在4月30日的一次救助中着了慌。

那天上午九点多，一个女生慌慌张张冲进居委会，告诉他，自己怀孕7个月的舍友晕倒了，怎么叫也叫不醒。女生打120，对方让她联系居委会，让居委会协调医院。可是社区没有医护力量也没有车，没办法把孕妇送进医院。

马卫华赶到孕妇家里的时候，她还半躺在地上，身子倚着沙发和另一个舍友的肩膀，神志不清。没有人敢随便移动她。马卫华急了，他再次联系120，说人命关天，必须先出诊。最终在街道的协调下，距离社区最近的垂杨柳医院为孕妇开通了绿色通道。

社区副书记吴妍陪着孕妇一起去医院。从上午十点多跑到了下午三点多，直到孕妇顺利进了手术室，孩子经过剖腹产降生。

转院前，吴妍特意跑到小卖部给孩子买了件新衣服。结果孩子太小了，根本穿不下，裹着布就转到了八一儿童医院。

好在抢救及时，母女状态还算稳定。马卫华每天都让吴妍问问那对母女的情况。“外地人在京不容易，能帮一点是一点。”

顾得住大家，难护住小家。5月2日中午，马卫华正在外面盯着居民做核酸，接到了好哥们的电话。河北沧州老家的父亲最近出了车祸，锁骨骨折。78岁的老爷子3号就要做手术了，好哥们纠结到2号中午才告诉他——他父亲千叮万嘱不让说，怕耽误儿子工作。

收到父亲手术后的照片，马卫华反复看了好多遍，骨折的地方已经包扎，旁边青了一大片。“肯定摔得很严重。”他甚至不知道是哪天出的事。

父亲退下来的时候是一镇之长。每年重阳节，父亲跟母亲推着小车，自掏腰包给村里65岁以上的老人发烧鸡。他们坚持了快2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到礼物的从几十人变成上百人。

马卫华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就是几句车轱辘话：“我们俩很好，你不用管家里。你就管好你辖区，把辖区里的居民当成亲爹亲妈就行了。”有时候马卫华给父母买东西，还要被“审”半天：“这东西哪来的？是不是公家的？”

一次，马卫华开车回家，村里的老乡在浇菜地，挺粗的水管拖在马路上，他开车过不去，老乡也不愿意让。但是当马卫华说出父亲的名字时，老乡说了一句让他触动很深的话：“别说让我挪水管了，就是你的车开不动了要抬进村，村里的人都愿意帮你抬车。”

马卫华从父母身上学到了这一点——只要你认真去做，老百姓真的会记在心里。

去年，马卫华去社区居民家中慰问。受访者供图

以前有个从戒毒所、监狱出来的人经常来居委会闹，离着老远就能听到那人骂骂咧咧的声音，社工们看到他总是很抵触。马卫华就把他请进屋，坐到沙发上，给他倒一杯水，耐心地听他讲。居委会本来不许抽烟，实在想抽了，就让他在自己办公室抽会儿。

马卫华有一套自己的处事办法，简单来说，就是“把人当回事儿”。“你尊重他，他也就尊重你了。”就这样，马卫华慢慢拉近了和居民的关系，把他们“揉”进社区。还有的人，被他感化主动做了志愿者。

“让小区安安全全解封，比什么都强”

住在居委会的这10天里，马卫华家里8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不得不和保姆住。往常每天早晨，他把迷迷糊糊的小女儿拽起来放在车上，在居委会给她洗脸、梳头，带到附近的幼儿园，下了班再把她捎回去。不加班的时候，陪他们玩一会，玩累了，两个孩子都跟着爸爸一起睡。

五一假期，他原本也有自己的计划。平时没什么空陪孩子，假期带着孩子去北京周边野营，吃个烧烤多好。结果因为疫情，俩孩子这些天没摸着爸爸影儿。

两个小家伙挺懂事的，没有埋怨他，就是想他，凑在手机前面跟他视频，奶声奶气地问：“爸爸，病毒什么时候才能没有？”“爸爸，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啊？”

43岁的北方汉子，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这几天，哪天都得熬到大半夜。回海淀的家，孩子肯定也睡了，转天走时，孩子们还没醒。往返一个小时，他折腾不起。马卫华最终决定，不回家，还要少和孩子打视频电话——少哭两回。

已经有社工撑不住了。他们心里的苦，马卫华都知道。

以前居民们来居委会，大多是办理计生、民政、社保这些业务，办完就走。又或是哪家跑水，哪家有纠纷，找居委会帮忙解决问题。现在，光是求证解封消息的电话就能把这个小办公室“淹没”。

“我们收到官方消息一定第一时间告知大家。”“出于安全，避免聚集才封的小区，大家不要着急，买菜的事情马上协调。”可是也偶有个别居民不理解，甚至骂上几句。

有的社工，撂下电话，“哇”一下就哭了；还有的社工哭哭啼啼地来找马卫华抱怨。“既然干这个工作了，咱就得学会自我解压，不能把这些委屈事儿当事儿。因为挨两句骂就天天跟居民较真，正常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

临时管控期间，百环社区内的外卖、快递仍正常运转，居民可以线上购买物资，在小区门口的货架上领取。新京报记者吉喆摄

不停歇的流调工作也使得基层社区超负荷运转。社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多，人员流动性大，这意味着全国哪里有疫情，都可能牵扯到社区。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京的人员需要进行大数据核查，社工们挨个打电话与他们取得联系，将数据输入相关系统。光这项工作就经常让他们加班到凌晨。

这种连轴转的工作模式，从年初延续到了现在。3日又有两个姑娘哭着跟他说，转天请假不来了。

理解归理解，马卫华还是觉得不应该。“我就是离职，也要把这场战役打完再走。”他告诉大家，再撑几天，让小区安安全全地解封，比什么都强。

4月29日晚上九点多，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拎来一大兜子寿司送到居委会。问他哪栋楼的不说，问名字也不说。马卫华从办公室拒绝到门口。最后，觉得不能太驳人家好意，也就收下了。马卫华看到，在场的几个小姑娘，都感动哭了。因为这次疫情，马卫华觉得，小区里认识他、和他打招呼的人多了，居民跟居委会的关系也更亲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