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新一轮的疫情防控中,社区,这个平常并不显山露水的机构,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物资保障到全员核酸检测,从招募志愿者到代居民买药……

 

两周以来,多个管控、封控小区平稳运行,居民们“静止”了,但生活并没有静止,平价的粮食和蔬菜就在门口,随时可以买到,患病的人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和必需的药品。这一切,和无数社区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努力息息相关。数据显示,在北京的每一个社区中,平均有13名以上的社区工作者。正是他们,在抗疫的艰难关头,让社区顺利平稳地运转。

 

如此强大的社区力量,是怎样建成的?他们在疫情中的表现,又会给防疫常态化的当今社会,带来怎样的启发?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贵伦。


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贵伦。受访者供图

 

社会建设是应对疫情常态化的根本保证

 

新京报:北京这一轮的抗疫工作中,社区的力量被极大地发挥了出来,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现象?

 

宋贵伦:在众多城市中,北京应对疫情防控是比较主动的。这其中,及时、正确的决策是关键,而社会建设基础扎实,则是根本原因。不仅是这一次,在北京前几轮的抗疫中也是如此,社区高效、精准、有力的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新京报:为何认为社区工作是根本原因?

 

宋贵伦:疫情两年多,有很多城市暴露出城市治理的短板问题。这其中,固然有行政决策力、执行力的问题,但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建设的基础性短板。

 

十年前,我们曾研究出一套社会建设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一直对全国各地进行跟踪研究和测评。在疫情暴发以后,我们发现了几个共同特征:一是疫情的暴发点,大多在城乡接合部、老旧小区等区域。这些地方人口结构相对复杂、城市管理相对薄弱、社会建设相对落后,是疫情防控的“软肋”。二是疫情防控相对吃力的城市,数据显示,恰恰是社会建设相对落后,社会治理指数比较低的城市。三是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难以做到社会“全响应”,政府、社会、市场合力不足,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没有社会建设部门抓综合协调,社会建设工作没有形成全面覆盖、整体推进的工作体系。

 

社区建设的北京故事

 

新京报:北京强大的社区力量是怎样建成的?

 

宋贵伦:早在2007年,北京市就成立了社工委,推进社区建设就是重中之中的工作。当时确立的目标是“三有一化”:一是有地方办事,按照不低于350平方米的标准,彻底解决社区办公场所的问题;二是有经费办事,保障社区工作经费;三是有人办事,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还有“一化”,即社区工作规范化,社区党委、居委会、服务站有明确工作职责和规范。200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等“1+4”文件,形成一套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社会建设全覆盖体系。其中,社区建设是重点。明确加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三驾马车”建设,形成社区党建、社区自治、社区服务“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把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的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效能,使社区真正成为“小而全”的居民生活共同体,把党支部建在了小区,把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把管理落实到网格,确保社区生活在常态化和防疫情况下都能有序运转。

 

新京报: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哪些方面加强了社区的建设?

 

宋贵伦:介绍一组数字:目前,北京市有3422个社区,有4.48万多名专职社区工作者,平均每个社区13个人以上,平均年龄39岁,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2%以上,党员占55%以上,40%以上的人拿到国家人社部、民政部颁发的社工师资格证。北京市还一直坚持对社工进行专业培训。经过多年的努力,北京市打造了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在疫情防控中,有两个战场最重要、两支队伍最可敬,一个是救护战场的医护工作者、防疫工作者,一个就是社区防控战场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

 

现代社会中的基层力量

 

新京报:为何在抗疫中,社区展现出了这么大的力量?

 

宋贵伦:多年来,北京市重视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1998年以后,曾连续召开了五次城市管理会议,推进街道和社区改革创新。2007年市委社会工委成立后接续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二十年磨一“建”,非一年之功。街道越做越实,社区越做越强。

 

新京报:现在的社区居委会有何特征,和以往的居委会有什么不同?

 

宋贵伦:过去的居委会,是基层组织建设范畴,更多是一个组织概念,少有社区服务治理职能。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流动化加快,特别是2000年国家民政部明确社区以居委会为单元后,社区居委会的社区服务治理事务越来越多,现在的社区居委会不仅是基层组织概念,而且是城市基层服务治理工作概念。

 

新京报:我们的社区与国外的社区有何不同?

 

宋贵伦:我国社区建设从国情出发,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社区不仅有自治功能,还有加强社区党建、加强社区服务治理的职能,是社区党员之家、社区居民之家、社区成员之家,是我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制度在城市基层的表现形式。

 

社区减负要靠推动政府购买服务

 

新京报:社区工作者是什么身份?

 

宋贵伦:由于社区是自治组织,社区工作者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编,而是劳动合同制,与所在街道办事处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按本市社会平均工资标准,北京、上海都是这样做的。

 

新京报:社区工作者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加班加点是常态,也有人觉得,社区工作者报酬不高、负担过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宋贵伦:北京社区工作者的待遇也不低也不高。说“不低”,是基本工资不低,十多年来,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工资待遇,从2008年的每月平均800多元,到2018年的8000多元,是全市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说“不高”,是除了基本工资外,其他补贴不高,扣除“五险一金”以后拿到手的钱不高,实际劳动付出与实际报酬比还不够高。但相信政府会一直重视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也相信社区工作者能够理解当前经济是有暂时困难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一直重视关于社区减负的问题。我认为机械做减法是减不下来的。因为上级交办任务越来越多、居民要求越来越高,这与社区减负本身就是矛盾。

 

既要高质量完成上级任务、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社区服务治理需求,又要切实减轻社区负担,要用改革思维,最好的办法是推动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吸纳专业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服务治理,把不该由社区承担的工作任务转移出去。

 

新京报:也有人认为,社区工作者晋升渠道较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宋贵伦:2015年时,北京市委市政府社会体制改革文件明确提出,优秀的社区党委书记,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2019年,北京在全市首次招收了39个社区书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这打破了晋升的天花板,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也要看到,目前招收数量还很少,从我个人建议,要实现机制化、常态化、规模化,让更多的优秀社区工作者有这样的机会,真正做到让社区成为培养人才的平台和渠道,使社区工作者能够“进得来、用得好、留得住、流得动”。这也是广大社区工作者的期待。

 

要有一支强大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新京报:北京的疫情防控,提供了怎样的经验?

 

宋贵伦:疫情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疫情到来,真正考验一个城市的防控能力,是党和政府号召社会能否“全响应”、社区工作能否“给力”。北京是一个大都市,但两年多来,北京在几波疫情中,能够取得目前的效果,居民得以正常生活,社区得以有序运转,和有一支过硬的社区队伍是密不可分的。

 

新京报:对社区建设的未来,你有何建议和想法?

 

宋贵伦:下一步需要做的,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健全体制、完善政策;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政府、市场、社会进一步形成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三是进一步夯实基础,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自治要落地生根、有用有效,特别是要有一支过硬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国家“十四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要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推进社区工作者专业化、专职化的进程,这些其实都是北京经验,全国各地都应该抓落实。

 

新京报:有没有具体的目标?

 

宋贵伦:“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每个万人以上的社区,要配备不少于18个专职社区工作者的目标。就全国来讲,缺口还很大,北京也仍有提升的空间。在疫情常态化的今天,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形势下,这个目标任务应该抓紧抓实抓好。

 

■人物简介

宋贵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会长。曾任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北京社会建设概论》《十年磨一“建”:社会建设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研究》《回归社会建设:四十年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建设现代化之路》等。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