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永远不缺那些被称为“奇书”的书。即使发布当时是十分正经的书，但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却会被归为“奇书”一类，在当时反而被当作“奇书”无人发觉其真实价值，直到后世之人才给予正确评价的书籍也并不罕见。这些书并非只用一个“奇”就能表达出其中的奇妙。这些不仅是在西班牙文化史上占据独特位置的“珍贵之书”，还给予那些想要了解16、17 世纪西班牙文化史，乃至精神史之辈一些重要的启示。

《堂吉诃德的世纪：解读西班牙的黄金时代》，[日]清水宪男 著，刘洋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版。

作为德国启蒙思想的重要人物，既是戏剧家又是评论家的莱辛（G. E. Lessing，1729—1781 年）究竟懂多少西班牙语，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在1752 年，他就是凭借一篇西班牙某书物相关的论文在维滕贝格大学得到学位。不只是论文，他还借助1662 年同书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西班牙语原文与数种翻译版本，在同一年内独自完成了德语翻译。虽然译作还现存，但可惜是论文仅剩下部分笔记。

这本让莱辛刮目相看的16 世纪的西班牙书就是《检验诸学的才能》，作者是胡安·瓦尔特·德·圣·胡安（Juan Huarte de San Juan）。因为名字实在是过长，所以在这里就简称为瓦尔特。出生于1530年前后的西班牙北部，瓦尔特的青少年时代几乎不为人所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埃纳雷斯堡大学修学医科，并在1571年8月时在南部城镇巴埃萨就职成为医生。此后，他以巴埃萨与周边的利纳雷斯（Linares）为自己的活动据点。在婚后虽然喜得七子，但妻子与小女儿却在晚年先于他去世，并受到在之后会提到的各种书物审查，过着黑暗凄惨的生活。1588年11月25日他在巴埃萨留下遗嘱，当他在同一年末或第二年初去世时，人们根据遗嘱将他埋葬在利纳雷斯的教堂里。

《检验诸学的才能》（Examen de ingenios para las ciencias） 初版封面（《堂吉诃德的世纪：解读西班牙的黄金时代》插图）

从上述内容可以得知，他并没有在都市继续典型学者的道路，而是在乡下当一名临床医师。但也可以说正因为他没有选择在大学任职，没有选择常规的研究轨道，所以他才有可能不被既成的框架束缚，并发展出独创性的考察。

前揭的书物正是他独创性考察的集大成之作，由全15章构成的该书的初版于1575年在巴埃萨发行了1500部。虽然现如今巴埃萨是个乡下小城，但在当时可是相当繁荣的城镇，人口也超过了2万。该书在刊行三年后多次重版发行，并于1580年被译为法语，1582年意大利语版，1594年英语版，1622年拉丁语版（德国的莱比锡），1659年荷兰语版本也相继问世。并且各类语言的版本不仅多次重版，还各自出了数种版本。

虽然瓦尔特对上帝的信仰十分虔诚，但是他并没有盲目追从当时以上帝为学问的神学。对瓦尔特来说，即使程度不同，但当时的神学与前人之学相比只是换汤不换药。所以畏惧着上帝却不畏惧神学权威的瓦尔特，最终被宗教裁判所给盯上了。1581年他被列入葡萄牙的禁书作者清单，1583 年连西班牙都禁止他的书物，并在第二年对他提出修改内容的要求。

瓦尔特按照检查的要求对内容进行了修改，在他死后数年，修改版才终于在1594 年发行。但这并不代表他屈服于宗教裁判所的压力，虽然做了或多或少的修改，只要基本的主张没有被扭曲，他认为比起被禁还不如让其出版，这样还能多少完成一些历史责任。事实上，这个修正版本在17 世纪以后成为多个版本的基础，但最终该书实现“名誉恢复”一事，还要等到1966 年11月15日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结果。

那么，究竟是该书的哪个部分被宗教裁判所盯上了呢？在特利腾大公会议，也就是1546 年4 月8 日第四部会的决议中（有关《圣经》的版本与利用），规定不可过于相信自己的智慧而肆意解释基督教教义，《圣经》的正确解释必须交由教会来决定。虽然不管我们怎么检视瓦尔特的这本书，都没能找到对抗教会决议的部分， 但是他那足以影响读者内心的文笔过于大胆，大概是诱发宗教裁判所过度警惕的源头。比如说，他在引用亚里士多德来讨论梦境之后，说了这么一段：“从以上的立论中可以得出的是，理解力与记忆力是相对立的，是两种相反的力。所以记忆力超群的人没什么理解能力，像那些理解能力与记忆力同样杰出的人是不存在的。”（第五章）他的主张与基督教的信仰本身并不冲突，但是在神经质的宗教裁判所看来，也不是不可以将其解释为一种搅乱淳朴信仰的具有危险性的傲慢见解。

若是将本书套入现代的模型，或许可以称其为差异心理学的先驱性著作。差异心理学是指，研究人种、性别、个人等出现的心理差异的学问，在19 世纪末由英国人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奠定基础。当然，瓦尔特本人是不可能知道差异心理学这类名称的，倒不如说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的著作中有许多令人笑掉大牙的地方。但是同时在他的书中却始终贯彻着比现代差异心理学的范围更为广阔的问题意识。

电影《堂吉诃德》（1957）剧照。

瓦尔特在古典上花了许多心思。《圣经》就先另当别论，他在书中使用的都是对当时的知识人来说耳熟能详的古典作品，按引用频度高低为顺序的话，是盖伦、亚里士多德（相当批判的态度）、希波克拉底、柏拉图、西塞罗等人。只是他的这种“常识性”的见解，在他敏锐的问题意识中逐渐发酵，开始前往出乎人们意料的地方。瓦尔特在展开自己的思索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从正面思考“人格”这个大问题的必要性。面对在医学上蓬勃发展着的人体解剖学，却依旧无法看清人类的本质与本性，对此作为医生的瓦尔特无法不感到焦虑。所以他在这问题上换了个方向去思考，不从人体而是从心脏的解剖下手。他用上毕生所学的全部生理学知识，全神贯注于实证的心脏解剖上。

在推进此工作的过程中，他虽然惊讶于其中存在太多以前从未着手解决的问题，仍旧独自一人孤军奋战在这个领域。比如说在第二章中写道，“不同的年龄拥有不同的脾气，所以（即使是同一人物也）会采取相反的行动”。像以上有关“脾气”的单纯指摘都未曾在西班牙出现过。

而特别受到他关注的是“才智”（ingenio）的真身。他将人类内心的全部能力称为才智，并从性质上将其分为三种：记忆类、智力类与想象力类。记忆系统操控简洁明快的问题，与比如说语言学习、法律等事物相关联。智力系统顾名思义，即操控理解能力，与神学、医学、辩护、道德哲学等学问有关。若是具备此类智力类才智的人再有幸得到名师与文献的话，则可以对付各类难题。而想象力系统操控创造性的事物，与诗歌、雄辩术、音乐、说教、绘画、政治等相关（第八章）。像以上的分类法或公式化可以说是瓦尔特最擅长的地方了。

至于他为什么要专注于才智一事，这是因为“只有在这点上， 人类与野生的动物不同，是与神相似”（1594 年修正版第二章添加处）。只有才智让人类真正成为人类，也必然是全人类的共通处。但对于终究是凡夫俗子的人类来说，是不可能平等拥有以上三种才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性。这也是先前讨论过的体液组成有关的生理问题。然后，个人的全部内心能力不仅有与生俱来的能力， 也就是天赋，还存在因年龄而出现的差异。

瓦尔特刨根问底地分析该问题，书中相关的记述也逐渐清楚起来。比如说在第五章中他讲述道：“对于智力来说有三类工作。首先是推论，第二是识别，第三是选择。”

至于男女之间的能力差异，瓦尔特提出了以下的主张。“（女性是）得不到深层次的才智的。单纯简单的领域的话，通过平庸的老生常谈，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不能进行灵巧的对话。但到了学问层次，仅凭记住的少数拉丁语（是不行的），更何况连这些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第十五章第二部分）按今日的标准来看，这是会被批评为歧视女性的话，但毋庸置疑，他在这里所说的正是先前提到的“记忆类才智”的例证。

按他的见解来看，女性无法得到深层次的才智不是因为女性本身是劣等的存在，从体液理论上也是相同，女性只是在不同方向性的才智上胜于男性，拥有的是其他种类的天性罢了。这并不是歧视，而是立足于学问的意见上的男女间的“区别”。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虽然这不是瓦尔特本来的意图，但以上的考察不可避免地为证明女性的劣等性带来“科学上的证据”的效果。

虽说仅是原始形态，但瓦尔特的“科学的”心理学书籍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将内心问题与古来的四体液学说结合在一起考察，并论述了个人的职业上的适应度甚至到结婚，教育论的书物在瓦尔特之前的西班牙从未出现过。对此，那些描写人内心的最细微处的文学家们哪能不感兴趣。到目前为止引用过的文学家中，像洛佩·德·维加、提尔松·德·莫利纳都曾留下阅读过瓦尔特的浓厚痕迹，甚至还有人指出塞万提斯都受到他的影响。

其中最著名的是萨利利亚斯（Rafael Salillas）于1905年出版的研究书，该书夸张地讲述了瓦尔特给予塞万提斯的影响，虽是一本短小的著作，却也足以给予塞万提斯研究者们一定的冲击。萨利利亚斯从《堂吉诃德》的正式名称为《拉曼查的足智多谋的贵族堂吉诃德》这点指出，这是从瓦尔特的著作中得到的灵感。

电影《堂吉诃德》（1957）剧照。

让我们注意一下堂吉诃德发疯的方式。堂吉诃德没日没夜地阅读骑士小说，“睡少且读书过度，最终思绪干枯，失去神志发了疯”（上卷第一章）。另一方面，瓦尔特引用亚里士多德说道：“睡眠能够滋润肉体，强化所有能够活动人类的能力。”（第五章）堂吉诃德因为缺少睡眠而发了狂。根据瓦尔特，持续睡眠不足会让头脑干燥，而为其带来滋润的就是梦即睡眠。再加上堂吉诃德的家乡是拉曼查（阿拉伯语起源的词语，原意为“干枯的土地”）。

也就是说，在干枯的土地上神志不清的堂吉诃德梦见杜尔西内娅来滋润自己的头脑，这不正是一位自我完结、自给自足的狂人吗？“读书过度”也值得我们的关注。塞万提斯在《贝尔西雷斯与西希斯蒙达的苦难》第二卷第六章中写道：“大量的看，大量的阅读可以将人类的才智激活。”若因为“多读”而发狂的话，在之后只要踏上周游的旅程去“多看”，那么到最后会磨炼出真正的才智。

从疯癫中恢复神智的过程也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瓦尔特。在最终章，从堂吉诃德突然发高烧陷入沉睡之后，恢复了神智开始（下卷第七十四章）。狂人在发烧的时候会恢复神智一事，瓦尔特也在书中指出过。那是实际发生在科尔多瓦的真事，（与堂吉诃德同样） 经常说着各类潇洒之言的狂人在某日突然发烧后恢复了神智，（与堂吉诃德同样）留下伟大的遗言，（与堂吉诃德同样）请求上帝的慈悲来宽恕自己的罪过之后（与堂吉诃德同样）死去（修正版第四章添加处）。

虽然在塞万提斯的其他作品中也能找到瓦尔特的痕迹， 但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仅是唤起大家对瓦尔特影响力之大的注意，所以就不举其他的例子了。前面提到的萨利利亚斯在自己著作的最后一章中写道：“以上仅仅是出发点而已。仅是指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方向，后续深入研究是不可欠缺的。”这只是试图通过研究的进展来为瓦尔特做出正确的历史评价，并不是为了夸大评价瓦尔特，也没有质疑塞万提斯的独创性与创造性的立场。

电影《堂吉诃德》（1957）海报。

从根源上重新质问人类精神的该著作，在16 世纪甚至到了20 世纪都未曾失去其保质期和刺激性。在西班牙有哲学家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年），在西班牙以外则有美国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人从瓦尔特那吸取过养分。

笔者对为20 世纪的语言学带来一大革命的乔姆斯基着眼于瓦尔特一事，感到颇为有趣。乔姆斯基的《语言与心智》（Language and Mind）的开头章被命名为“语言学对心智研究的贡献：过去”，他写道：“从西班牙医生胡安·瓦尔特的著作入手进行这个考察是适当的。他在16 世纪末时发表的有关人类智慧本性的著作被翻译为多种文字流传。”

乔姆斯基的关注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是因为瓦尔特着眼于人类精神的“生成”，也就是语言的“生成能力”。瓦尔特写道：“试着与自然哲学家们对话，他们完全认识到理解就是生成能力，就是怀孕生产出子孙后代，像柏拉图说的那样，是连助产的助产士们都得自己怀胎生出。”（修正版第一章添加处）此立场与乔姆斯基极力主张的语言的创造性十分有趣地缠绕在一起。

乔姆斯基边介绍瓦尔特的“才智论”，边说：“瓦尔特主张，符合经验主义格言的顺从的才智和具有充分的生成能力的正常智慧，才是动物与人之间的差异所在。”但是，正如先前解释过的那样，瓦尔特只说了才智能够区别人类与动物，而乔姆斯基所说的“顺从的才智”与“生成的智”区别动物与人类这段描述并不存在于该书的任何角落，所以这是乔姆斯基的误解。

考虑到瓦尔特在他的著作中展开的主题与论述具有睥睨同时代的万般见识的崭新性的同时，也能为即使是今日的诸学问持续敲响警钟这点，可以说这本书是目前为止论述过的五册奇书中的另类。作为标榜着牢固扎实方法论的现代学问，却往往没有限制自身的能力，导致知识的失控。与此相对比，本书在追求理论构筑与临床（实践）整合的同时，完美地将试图从实证角度确立人类的学问的姿态放于相对位置上。

先前曾指出该书被宗教裁判所的检查网络盯上，但瓦尔特的情况，有一种比起检查还要重要的自我制约在发挥着作用。那就是对万能的上帝无可动摇的崇敬与畏惧之心。就算宗教裁判所对其有所误会，但在该书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大胆与谦虚的相互交错，与简明易懂的文章一起，给予今日的读者一种爽快的感觉。

18世纪的莱辛将瓦尔特作为自己学问的起点，我们也可以将莱辛达到的最终学术成果看作为瓦尔特的最终成果。在一篇名为《再答辩》的神学论文中，莱辛这样叙述道：“如果上帝的右手持有一切真理，而左手持有唯一的无止境追求真理的冲动，并恩赐我们选择的话，我会叩拜在左手前，说道：‘父啊，请恩赐我，真正的真理只能是您的所有物。’”

本文节选自《堂吉诃德的世纪：解读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日]清水宪男

摘编/安也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