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反现代化思潮，我们能清晰见到其中有确定的模式存在，无论何处这种持续的批评之基本内涵，是建基在一套反映了现代与传统社会种种异点的二分概念之上的。在这个批评的传统中，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范畴：在任何文化或国家，只要是它面对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与经济优势，被迫为自卫向外做文化引进时，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文化民族主义的普遍模式首先在日耳曼诸邦及其他“非西方”的欧洲民族中（如俄罗斯诸民族）出现；他们的文化哲学理论与批评预示了也显示了非西方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态。只在极少数的思想家中（如甘地）这种矛盾才不存在，其理由正因为这些思想家情愿牺牲他身属的民族国家的强盛，也牺牲其人民生活的物质标准，才会成为可能。

许多反现代化批评者在少年时都是献身现代化的，也常是热切的反传统主义者。在他们年少生命的某一点上，他们身历了一种精神的或情绪的危机，经验了一种宗教性的“改宗”或“觉醒”，其结果，他们变成了热切的反现代化传统主义者，而其原因并不清楚。

他们的文化哲学的绝大多数并不真的是反对现代化；却是在实质上倡行一种本土精神文化与外来物质文化的混合、连接或融合。许多都隐然地意味着本土精神文化的高超性，却同时提倡从现代文化做选择性的引借。这个公式隐含的结果是：本土文化因之具备了现代化控制自然的装备，同时也保有着其原有的高超精神性。在这些文化哲学的大部分中，本土文化被说成是“外人”的文化（现代化文化）的反面；同样地，对“外人”的构想，也就必然地以本土文化恰恰相反的形象而出之了。

是故，与现代文化的对峙为本土文化提供了界定其自身特殊性与要义的一个场合。这些文化哲学中的国家主义因素，包括了创造国家认同对象的强烈企图，这个认同对象在向现代文化进行大规模文化引借时面临了严重的威胁。例如，日耳曼浪漫主义，变成了德国国家主义思想与泛日耳曼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泛斯拉夫主义的理论也采纳了不少斯拉夫主义者的理论。至于泛亚洲主义，通常每个思想家都以他自身的文化为整个亚洲的“精义”、“代表”或“中心”；事实上，政治上最重要的泛亚运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容纳也运用了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形成民族认同对象的努力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在向外进行大规模文化引借的时期—是对本土文化复苏与重振的想法。这想法同时也包括了摒弃与否定传统文化中某些不适于现代社会的因素，与此同时界定真文化的“核心”与“要义”。与此相关地，那些思想家常鼓励别人或自己进行对过去文化传承、语言、文学与历史方面的研究。如果本土文化的文学传承不厚，研究的重心则置于民俗、口头俗文学方面，或界定本土语言之纯粹性方面。在很多的情况下，本土文化的“精义”被认为包含在文学与语言的传统中，例如，泰戈尔和甘地，他们两人对印度本土语言与文学的振兴与保存都很感兴趣。

在认识论方面，许多反现代化哲学常界定一种超越于通常理智的非理智性知识，其描绘的方式常常是指一种直觉，同立基于一种认现实为一“过程”及“流转”的宇宙概念。是故，直觉（有异于“静止”、“限制”与“受束”的理智）能以洞见“最终”“真切”的现实。如果这个思想家是西方人，这种能力被当作人类普遍共有，如柏格森的直观与纽曼的推断力；如为非西方人（俄罗斯、亚洲等），这种能力则被说成在本土文化中特别敏锐、有力或成熟，如斯拉夫主义者的“整合理智”。

我在这个探讨中所得的结论很简单：一种持续的、世界范围的对现代化加以批判的思潮，其存在基本上相似的内容，不管批评者个人来自怎样的文化背景或国家。唯一的差别是：在现代化的中心地区（西欧与后来的美国）不如“非西方”地区，很少采取文化民族主义的形式；在非西方地区，反现代理论与国家主义理论合流，强调斯土人民的独特性及其文化精神的优越性。

东西方反现代思潮之类似，其理由也很简单：他们攻击的共同敌人“现代化”，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样子。尽管现代化及其批评的具体形式在各文化中皆有一定程度的变异，我认为它们基本上或根本上是一样的。现代化在任何地方基本上是同一个过程，也产生同样的问题、苦痛与不安等—或者，我们可说任何地方皆付出类似的代价。是故，对现代化的批评也就代表了深植普遍人性的一种同样有普遍性的反应。

电影《大都会》剧照。

各个批评者明定的批评对象因人而异—他们很少用“现代化”这个词本身—他们各自专注于若干因素或应用若干词汇，如：官僚化、科学、西方化、科技、工业化、都市化、机械化、物质主义等。尽管如此，根据我对现代化的定义，所有这些不过是同一件事：“理智化”的不同表现。只专注在其种种不同表现的一两个方面，现代化批评者常希冀对他们社会接纳现代化的方面加以选择，可获现代化之利而不付出代价。

心理学家们将现代生活的效应视为非理性的，这终极在若干层次都是讽刺性的：第一，他们的职业本身乃系现代化的一部分及其产品；第二，当然，现代化的精髓是为理性，那么，日增的理性与理智化怎么会将人类带到它的反面、非理性呢？在这里，存在着现代化的最大的困惑：当人类生活与社会的各个部分日益理性化后，整体似乎日益地非理性化。例如，官僚体制，其本身不过将理性的原则应用于行政管理的过程，由于日益的分工增添了过程的效率，同一原则运用于现代工业生产，如韦伯所指出的：官僚乃经济领域机器生产的政治社会之对应物。由是，过去两百年来，官僚体制在世界各角落无例外地加速成长，与现代化过程的其他部分齐头并进。

在经济的领域，情况一样：当经济体系的某一分离部分—技术、生产、分销、广告等愈益理智化与有效率，整个经济体系却变得越来越非理性。货品之发明与生产是为了发明新的需求，不然，如果考虑以社会为整体所付出的代价的话，其应用就变得明显地无效率。现代工作在其利用有限资源及能源方面效率是极为低劣的，如果以之与“前现代”的利用方式相比的话。加在这些上面的是：自然环境的破坏、污染、能源危机、人口危机—人口之所以成为危机，实由于现代医疗、工业、其他方面之现代化—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这一切，遂令我们不能不做这样的结论：据现代化的本身标准与原则以观理性的利用——理智化所导致的乃讽刺性的非理性！由理智化所产生的最大的非理性与非效率性，当然就是战争的现代化：及至于生产昂贵得惊人的武器系统，而若一旦加以使用，完全达不到它们预期的功能！是故，理智化的成分与表现：科学、技术、民族国家——引致的不外乎非理性的绝对本质：人类的彻底毁灭。理性世纪的最终产品，启蒙原则的实施与“逻辑”的发展，看来似乎恰恰是非理性的具体体现。

那么，启蒙理性主义其他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则：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它们与经济的现代化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无疑地，过去两百年中，在世界范围内都日益推行着这些原则，其程度有如官僚化、工业化、科技等，然而，它们不也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化吗？

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当然难免有其代价、苦痛、不安与受罪之处，而个人解放之结果并不能因为它违反了促其实现的标准而成了“非理性”的东西；相反地，这些现代化的政治与社会侧面之负面结果之所以是负面的，恰恰因了人类本性所存在的深邃的两面性与暧昧性。民主与平等之“好”，是不能否认的；而其“坏”的效果也是无可否认的。

它们恰恰是同一个状态的体现。换句话说，“失常”乃个人自由的根本性质，也是它的代价。现代生活，其非个人性，缺乏恒常的人际纽带，没有道德准则或道德的确定性，欠缺认同主体等，恰恰是个人自由与解放的终极状态。个人自传统社会的“暴君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也自家庭、社区及其道德律中脱出。正如在经济领域，现代化的正面必须要付出代价去交换，因为这些正面的东西对人类产生的效应先天上是两面性的与暧昧的，它是一体的两面。

我现在试着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家庭”来进一步阐明这种二重性。家庭曾经是大部分“前现代”社会中的主要单位（尽管它在每个文化中所采用的具体样式有异）；现代化的种种势力会把这个单位削弱，或终将毁弃。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享有了较多的舒适、富裕的生活及较大的自由。有如在所有人们的集合中都存在着约束个人自由的权威，当家庭日益丧失了它的功能，更因为国家之作为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保证人，国家遂合法地逐渐将个人自家庭中“解放”了出来；个人之从家庭纽带与权威中得到解放，也只有在丧失了家庭在情绪与精神上的支持与安适的代价下才会成为可能。

电影《曼哈顿》剧照。

例如，离婚和男女的平权，以及其他相关的个人权利，都是由国家通过法律的手段予以支持，这些对于家庭之作为一个稳定的单位产生了笃定的摧毁性效果。尽管在某些现代化国家如美国，这种摧毁比其他国家（例如日本）程度尤甚，但跟“前现代”的家庭相比，同样的趋势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明显可见。

我愿总结道：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事实上，大部分近来的文学与哲学（最起码在现代化了的国家）之勃兴，恰恰源于（也面对了）这么一种文化条件：人类看到他们珍视的事物被他们想要的东西所削弱或摧毁。质言之，每个地方的个人对平等、民主、个人主义、入世思想、科学及现代工业产生的解放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同时也继续为传统生活、家庭伦理、教会与社区，明晰道德理脉中紧密的个人关连、安稳的社会地位、与自然相契合等，大声疾呼。这两组欲求之间的冲突，不但象征和表达了人类最深的社会冲突，也象征和表现了人性本身的深邃矛盾。在历史上，人类大众选取了一组欲求而牺牲了其余，但当其传统被毁后，他们就抱怨他们的损失。

持续的反现代化批判的贡献与意义是：在批评的过程中，辨明了现代化过程的真正本质，也确定了人类应付的代价。最终的一个问题，这些个批判是不是“对”的呢？或者，我们应该问这么个问题：现代化增加了人类的幸福与满足吗？

我们当会期待一个正面的回答；因为认为增加了生理的福祉、个人自由、平等、知识等（皆应拜现代化之赐），将增进人们普遍的幸福与满足，这个假设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话虽如此，答案却又有另一面：在现代化与人类的幸福及满足之间实际存在的却是“成反比”的关系。幸福与满足既然是那么主观的内在状态，我们似会认为上面这个论旨无由证明或予反驳；然而，倘若我们接受1945年至1971年美国在这个论旨上进行的检验，我们是掌握着经验性的证据的。

当然，可以理解的，世界各地在现代这个历史时期的所有人，都会认为美国人在这时期中自感快乐：在这个时期中经济快速成长，生活水平大幅跃升，无数的科技进步，对个人福祉日增的公共福利，民权的突飞猛进等。当时，最糟的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犯罪增加、能源危机及其他问题如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也都还未发生。关于这26年，专家学者们收集了大量的统计资料，这些问卷式的调查，在于反映各个社会阶层、性别、教育水平、职业及年龄的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接受调查的对象被问及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以前相比是更快乐满足，或更不快乐、不满足；或者他们认为世事是在“变好还是变坏”。其结果显示：美国人对这时期中现代化的进步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不满意。

在这同时期，有统计资料证明，美国进入精神病院的人数不断稳定地增加。根据上述快乐日益消逝的广泛指标，似乎有理由可以预期人们会渴慕过去的“旧日良辰”。然而，这个假设也是错的。根据同一个调查反映说，情愿活在过去的“旧日良辰”或“骑马赶车”年代的人，其百分比亦在同时期日益减少。

这个二重性如何解释呢？我相信在这极明显的矛盾背后存在着根本的理由，那也就是说明了，自启蒙以还，为什么人类一边放手地现代化，同时，又一边放手地批评现代化——也就是说，各个地方的人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做出摧毁其传统文化的选择，而在同时又抱怨他们如此行事不可避免的结果。

基本上，所有人类的内在状态——满足和不满足、快乐与不快乐、满意与不满意，甚至于快感与苦痛——都是主观的；是故，在延续生命必需的物质最低程度上来说，快乐—满意—满足是完全与预期相对的。种种期望则多依向过往经验的记录。当人们在现代化社会中，从过往经验中做概推，不可避免的结果是预期超过了实得，他们因而感到不快乐、不满足、不满意。现代化提高了人们对舒适、财富、健康等的期望水平，同时相应地提高了人们对环境与对其自身生活条件的需求。换言之，对现代化产生不满要在它膨胀预期的程度快过于能满足那些预期；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效应，因为预期越快得到满足，它加速得也越快。

电影《摩登时代》剧照。

换一个说法，现代化创造了可以预见的人类生活物质条件方面的改善；当某些改善实际上发生时，人们却对之大打折扣，拒予正面评价，因为他们预期的是那么多（或通常都是更多），一旦改善完成，人们打它的折扣，因为他们早已将他们的目光寄托在将来进一步改善的预期之上了。矛盾的是，现代化自促进人类快乐的观点而言，是自毁性的。就算是在政治与社会理论的领域——如平等民主等——同样的原则也能适用：过去两百年的历史，相当清楚地，不管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有多民主，从来都未被认为“够”民主，而相对的“非民主”之感则继续增加；不管政治权利的基础在一时多么广泛与民众化，大部分人中相对的无力感亦日增不已；不管在一时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权利与机会多么平等，相对的不平之感也是与日俱增而不是俱减。是故，在美国，在黑人所要求扩张其权利与机会、就业平等，及国家支持的特殊利益既得后，墨西哥人、亚洲人、妇女、罪犯、同性恋者、老年人、年轻人、儿童、残障者、精神病患者，及其他各类人也都随之有所要求，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然而，尽管种种预期难以满足，现代化提供种种改善与好处的代价还是要付的——这就是我们所检讨大部分批评者的中心主题。是之故，现代化造就不快乐的能力乃大大超过其予人快乐的能力。但是，又为什么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回到“前现代”时期的物质与社会条件中呢？我相信物质的舒适和个人自由都是会“上瘾”的。无疑地，人类的物质欲望与预期所进行的只有一个方向：向上，向上提升得快且容易；但是，一旦达到一定程度的舒适或某种程度的消费，它偏偏就下不来了；古语说“由奢入俭难”，真是一语道破啊！

广大民众当然是不愿意牺牲他们早已习惯了的那些现代化物质利益，然而这样的热衷却无法承受长期的考验。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对抗性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许多西方青年参加了农村公社或其他形式的公有组织，献身于降低对现代技术的依赖，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团体事实上企图重新创造“前现代”的社区生活，其中有些存在了好些年，然而渐渐都失败了。就算有一群真正同心协力的人，决意忍受“前现代”时期物质的限制与不适，以赢回他们在精神与心理上的损失，那还是不可能的。单单民族国家存在的这个理由，就够了：民族国家之不能够准许它的百姓做这样的牺牲，很简单地，倘若如此就立即会被现代化的强邻所主宰。例如甘地，他真是情愿做此牺牲，且详为阐明其理。当然，他是现代印度无可否认的精神之父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尽管如此，当前印度却丝毫找不出甘地原先为它筹划的任何一点痕迹。

现代化、民族国家、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权民主自18世纪在西方同时涌现以来，它为西方所产生的经济、军事与政治上的优越性，使得这个例子成了全世界人民最终追随的样本，事实已经证明。但它也损害了种种人类重要的价值、制度及其他实体。自现代化诞生之日始，其批判者即指出这样的事实。这个批评现代化的“传统”和现代化本身一样有其普遍性与同一的内涵。我们可总结道：现代化及与其同时存在的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

本文为独家内容，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持续焦虑》中最后一章《结论》，有小部分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作者/艾恺

摘编/走走

编辑/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