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间,人们的学习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中小学学生居家网课,各大高校也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封闭管理措施,对学生群体心理健康产生了一定程度影响。

疫情之下青少年容易产生哪些心理健康问题?如何进行调节?如何解决矛盾?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病区主任,精神科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沙莎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分析了青少年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基于以往经验给出实用建议。

沙莎在心理危机干预方面有丰富经验,曾参与“5.12”汶川地震、北京“7.21”暴雨等多起突发事故的心理危机干预,2020年,她作为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赴武汉抗疫一线奋战两个月,负责医疗队队员及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心理状态保障工作。

沙莎介绍,在心理发育上,25岁之前都可被称为“未成年人”。这是因为,虽然人的进行情绪感受和记忆管理的大脑边缘系统在15岁左右已经发育完成,但负责理解和控制这些情绪感受的大脑前额皮质一直到25岁左右才会成熟。神经发育的不均衡性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孩子虽然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情感,却没有成年人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首先要知晓孩子们产生的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生物背景,明白他们的“身不由己”,然后在“求同”上花时间,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

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病区主任,精神科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沙莎。受访者供图

疫情状态下,青少年抑郁情绪发生率升高

新京报:在疫情防控期间,青少年容易产生哪些心理健康问题?

沙莎:先从应激源说起,应激事件就是应激源,应激源根据种类不同产生的后续效应也不同。我们可以将应急源粗浅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应激事件,持续时间短,暴露人群固定。比如火灾、亲人去世的重大创伤,此类危机事件影响的人群通常是固定的,暴露人群的应激反应通常都是由重到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可预测的。

另一类应激源作用是持续的、不可预测的。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就是持续的不可预测的压力源。新冠的感染源明确,但传播途径隐匿诡谲,难以防范,任何人都可能会成为暴露者。而在这样的持续且不可预测的压力作用下,人们有焦虑紧张等情绪反应就可以被预测。

从数据分析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时候,北京安定医院做了疫情下青少年心理健康情况调查,研究纳入了1100多名11岁~18岁的青少年,研究结果显示,存在抑郁情绪的人达到40%,有明显抑郁症状的人达到了30%。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所调查的是抑郁情绪不是抑郁症。 

新京报:这个数字是高是低?

沙莎: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调研缺乏全国权威流调,没有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15%左右是业内比较认可的一个数据,就是说,100个青少年中有15人左右可能情绪上会发生异常反应,甚至达到疾病状态。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疫情状态下青少年抑郁焦虑状态的发生率要高于非疫情状态下。当然,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可能有多重因素,其中包括疫情作用、感染的可能,居家导致的行动受限、居家产生的孤独感、以及与父母近距离接触产生的家庭矛盾、学业压力等。另外,网络使用也增加了孩子的非现实感,让孩子产生情绪,没有办法在真实世界中进行消化。

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睡眠、食欲等的变化

新京报: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前是否有“信号”?

沙莎:这种预测本身就是困难的,我尽量从经验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方法。

从学习效果上判断,如果孩子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家长就要关注了。有些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做事拖沓,学习效率不高,学习态度也不积极,但成绩没下降,家长就不要让自己太焦虑,可以再多一些观察和了解。

从症状层面上判断,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是睡眠问题,睡眠是居家状态下最容易被观察到的信号。首先,要观察的是睡眠本身的症状。孩子晚上入睡困难、失眠、容易醒(正常人醒来2次~3次可以接受)、醒来后无法再次入睡。其次,要观察日间功能状态。如果孩子夜间失眠但睡醒后精力体力很正常,这样的情况可以不给与干预。相反,如果孩子不仅失眠,白天醒来后也困倦乏力,精力差,注意力不能集中,以上两个标准都符合,说明孩子睡眠出现了问题,家长要关注。部分躯体症状,比如食欲出现明显的减退或增加,也要关注。

新京报:如果发现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家长可寻求哪些方式解决?

沙莎:当发现孩子出现一些很可疑的苗头,建议家长先冷静,从多方渠道进行确认。可以与陪伴孩子的其他家庭成员进行沟通,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老师从上课互动、作业情况、作业中逻辑的表达、学习成绩等都可以发现端倪。

若发现问题,沟通还是家长首先要做的事情。家长可以与孩子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是不是不开心?发生了什么事情?愿意跟我分享吗?家长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是“邀请”孩子沟通,而不是强迫沟通。如果孩子出现明显的症状,比如发生自残行为,要寻求医生帮助。

不能简单粗暴制止,要在“求同”上花时间

新京报:疫情居家上网课期间,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增加了,在手机使用上产生的亲子问题比较突出。你对化解双方矛盾有什么建议?

沙莎:即使没有疫情,家长和孩子也对手机使用有不同的理解,也常因此产生亲子矛盾。应该说,疫情下的居家状态让矛盾更激化了。

冲突的本质是“因异求同”,因为我们有不同意见,才需要通过激烈的沟通达成一致,所以不要害怕冲突,但也不能激化冲突。一些家长采用命令的方式告诉孩子:你手机使用时间太长,你要收起来,甚至有的家长言语中带着粗暴,青春期的孩子是很难接受的。

在心理发育上,无论是儿童、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25岁之前都可称之为“未成年人”。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从神经发育角度来看,人的进行情绪感受和记忆管理的大脑边缘系统在15岁左右已经发育完成,但负责理解和控制这些情绪感受的大脑前额皮质,却是大脑中发育最晚的区域,一直到25岁左右才会成熟。

这种神经发育的不均衡性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孩子虽然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情感,却没有成年人那种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所以面对孩子们无法自控的激烈情绪和行为问题,简单粗暴的制止和缺乏理解的主观评判,效果显然都不好。因此,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首先要知晓孩子们产生的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生物背景,明白他们的“身不由己”后,然后在“求同”上花时间,让孩子们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

人的精神发育是动态的,不仅是“未成年人”,就是成年人也不可能永远成熟,在某一刻情绪好时还挺理性,但当遇到压力打击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退行。

新京报:如何才能做到“求同”?

沙莎:在“求同”这件事上,家长要有耐心,要花时间,要坐下来和孩子谈,问问他对手机使用的看法,用手机主要干什么,学习占多大比重,娱乐占多大比重,他觉得使用多长时间是合理的。然后家长再说说自己的看法。交流的目的是了解各自想法,各自让步,对于手机使用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契约,包括手机使用的目的、时间等,并对契约的落地执行双方都可进行监管。可对违约和履约进行一定的惩罚和奖励措施。这种趣味又平等的方案我们在临床上比较推荐。

家长可能会觉得沟通麻烦,但孩子会感受到被尊重,感受到民主,且通过履约和违约实施过程也可对孩子性格起到塑造作用。

对于大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在校园封闭管理期间,学校也要给大学生更多表达合理诉求的空间,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这需要智慧。

写情绪日记、运动,让生活规律起来

新京报:网上有一种说法“大学四年,疫情已经占了近三年”,疫情之下,高校严格封闭管理,大学生该如何进行心理调适?

沙莎:自我调节的前提是先做好自我科学有效的防护。然后还可以尝试增加对自身情绪状态的识别,可以写情绪日记,比如我今天情绪怎么样:愤怒了,焦虑了,我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把问题罗列出来,这些都是直接进行情绪管理的方法。

扩展到行为方面,大学生首先要让自己的生活规律起来。近二三十年来,生物节律紊乱和情绪障碍高度相关越来越被医学所印证,现在一些药物和治疗方式都是基于恢复生物节律。居家学习、学校封闭,熬夜玩手机很容易造成生物节律紊乱,因此,大家可以先让生活规律起来,制定行动计划,做好时间管理。第二,运动是很好的减压方式。除此之外,听音乐、看书、看电影,包括整理收纳,都可以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

如果出现极度焦虑,还可运用“蝴蝶拍”进行自我安抚,“蝴蝶拍”是心理稳定化技术中的一种方法,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最后,可以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寻求帮助,学校、社会都有心理咨询热线。

还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生生活在一起,彼此交流倾诉,互相帮助解决问题个人情绪问题是可以的,但要做到有界限。举个例子,大学生封闭在一起,关系好的同学总是找你处理负面情绪,这种行为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某一天,同学发来自残的图片并让你帮忙保密,这种情况在青年人当中时有发生。我们可以尝试安抚同学,不过心里一定要清楚,这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范畴。

新京报:在现实中,有些人谈到去看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比较忌讳,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沙莎:实际上,精神疾病受重视的程度远远晚于对躯体疾病的重视,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目前西方国家情绪障碍的就诊率为20%~30%,患者对自己疾病有内疚感,大家对不熟悉的东西有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要做好科普,消除大众误区,让公众了解抑郁症、了解精神类疾病的不同种类,它是可以被治好的。所以,当青少年出现自残等严重行为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寻求医生帮助,不要有病耻感。

新京报记者 苏季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