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被视为是一种能力，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新时代，大部分人生活或工作的环境并不鼓励提问，甚至不怎么重视问题，不怎么思索更多更好的问题如何帮助我们解锁全新的答案。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与创新高级讲师赫尔·葛瑞格森（Hal Gregersen）在《问题即答案：解决棘手问题的突破性方法》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童年时并不缺少创造力和好奇心，但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些宝贵的东西慢慢消失了。

葛瑞格森成长在一个不鼓励提问的家庭，问一些答案貌似显而易见的问题被看作一种赤裸裸的反抗。与此同时，他很早就发现某些类型的问题可以成为他的挡箭牌，至少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他来说更安全的话题上。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一些问题比其他问题更有力量。

但在另一方面，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经常感觉需要证明自己，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他们不想暴露自己不完美的想法，因为担心会引起他人严厉的评判。葛瑞格森指出，如果人们总关注自己是不是显得傻气或毫无贡献，或者人们总想尽可能展示自己的才能，那么他们就是真的没有关注需要解决的问题。葛瑞格森认为，就像对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数字化对提问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能够迅速接触到这个世界的信息资源是一种无价且积极的发展，但是不要期望互联网本身就能够把下一代培养成优秀的提问者。

以下内容节选自《问题即答案：解决棘手问题的突破性方法》，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问题即答案：解决棘手问题的突破性方法》，[美]赫尔·葛瑞格森 著，魏平 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4月版。

关于年青一代的思维习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数字环境对我们的提问能力有何影响？这种影响是好还是坏？当今孩子们在屏幕前的所有时间都是一项自然试验。他们会成为提出催化性问题能力最强的一代，还是最弱的一代？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数字世界是提问者的天堂。我们已经习惯了向谷歌发问，而且通常情况下都会得到理想的答案。因此，我们的提问量得以稳步提高。我们在网络聊天和论坛发言中通常都可以无拘无束地提问，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是如此。

迪伦德拉·库马尔（Dhirendra Kumar）供职于价值研究股票咨询公司（Value Research）。根据自己回答网站上散户投资者的问题的经历，他总结说：“网络聊天有着非常不同的问答模式。”他也在现场为投资者做过解答，他认为他们跟在线提问的人是同一类人。“但是在网上，”他说，“他们是匿名的，而且彼此之间不需要互动，所以人们会更坦率地提问，不太顾忌暴露自己的无知。”这种无拘无束的另一个结果是，他们往往会提出“更加自然、不加雕饰的问题”。

与此同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客户群体的多琳·凯西（Doreen Kessy）也期待着同样的无拘无束的状态。凯西是坦桑尼亚的一部教育电视系列节目《乌邦儿童》（Ubongo Kids）的创始人之一。它以动画的形式讲解数学知识，其中的主人公需要解答数学问题。最有意思的是，观众可以在观看它的同时用手机进行互动。如果观众通过短信的形式回答了一道多项选择题，他们就会得到动画人物的反馈和鼓励。在 2014 年的第一季的节目中，《乌邦儿童》的观众超过了 140 万人，它对坦桑尼亚小学生数学成绩的提高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是凯西认为，这个节目还可以发挥其他作用，比如帮助这些孩子的母亲，一个通常不发声的群体。

有些女性的问题简单易懂、事关生死：疟疾的症状是什么？如何保持健康的饮食？是否可以为新生儿喂水？避孕措施是如何起作用的？但是凯西注意到：“非洲的许多社区非常保守，女性提出诸如生殖健康、性、宗教、政治和社会规范等敏感话题会被看作不当行为。”她认为数字技术是女性发声、更好地守护自己的健康和幸福的关键。

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2009）剧照。

托尼·瓦格纳在哈佛大学的职位是创新教育研究员（这个职位的设立本身就是一个积极信号），并且在哈佛教育研究生院成立了领导力变革小组。他为学校和基金会提供咨询服务，还担任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顾问。他最初是一名中学教师，也做过初中校长。这些经历使他意识到：“一些老师认为他们需要讲授的内容太多，或孩子们需要为考试做好准备，因此没有时间留给提问。我认为这种态度严重损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

阅读了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后，他问自己：我们必须采取何种措施，才能使孩子们为迎接一个“扁平的世界”做好准备？三本畅销书由此问世。瓦格纳深信新数字环境对年轻学生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在《创新者的培养》（Creating Innovators）一书中，他写道：“这种新型学习方式的结果是，很多年轻人，也就是我所谓的创新一代，在创新和创业方面极具才能和兴趣，他们在这方面可能已经超越了所有前人。”他还进一步解释：“互联网与课堂不同，年轻人在互联网上会根据自己的好奇心行事。他们会利用谷歌搜索有趣的事情，而且喜欢探索超链接。”他总结说：“他们在互联网上学会了创造、交流与合作，这些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学校的学习。”为了使在线学习更加深入，他建议教师（我还要加上家长）让孩子们写问题日记，并且定期给孩子们留出时间，让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从另一方面看，数字环境也可能损害提问能力，人们对其影响的担忧持续增长。比如我的朋友蒂法尼·什拉因是一个数字时代的弄潮儿（她的丈夫肯·戈德堡，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机器人和自动化教授，也是如此），她敏锐地意识到网络强大的改造作用，因此设立了被誉为互联网最高荣誉的威比奖，并与他人合作成立了国际数字艺术和科学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Digital Arts and Sciences）。但是她并不希望网络过多地影响孩子们的思维和交流习惯，为此她在家中设立了每周一次的“技术安息日”，即禁止使用电子设备的一天，以便在拜访朋友以及与家人交流时全心投入。

他们想要暂时避开的是什么？主要是充斥着恶意与抱怨的社交媒体网络。想想热衷于在脸书或推特等网站上发表评论，或对网上发布的新闻故事做出评价的人，他们肯定不会愿意接受挑战既有观点的提问，也肯定不会是乐于发现错误的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回声室中。当然，他们并不沉默。这些评论和帖子都能显示姓名和头像。在匿名或化名发帖的情况下，社交媒体也有损提问能力，这并非因为帖子中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其中大量的问题都涉及辱骂贬损，特别是针对当今的青少年。

就像对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数字化对提问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能够迅速接触到这个世界的信息资源是一种无价且积极的发展，但是不要期望互联网本身就能够把下一代培养成优秀的提问者。我们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这项技术能否帮助我和我爱的人创造出能够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走出舒适区并且保持倾听习惯的环境。如果不是，那就考虑改变环境吧。

家长和看护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责任培养孩子创造性提问的能力。众多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思维习惯在人们童年的早期就已形成。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后就不能形成新的习惯，但是在童年时期塑造大脑信息处理方式的机会是最大的。如果想将下一代培养成更优秀的提问者，我们就应该更加努力地营造相应的家庭氛围。

有太多家长不鼓励孩子提问，而这些问题本有可能使孩子们更健康、更幸福。与之相反，我采访过的所有极具创意思维的人在被问及童年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的好奇心在早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比如，威睿的创始人之一黛安·格林告诉我，她在海湾边长大，父亲热爱帆船，也允许她驾驶自己的小船“独立地探险”。在开阔的海面上成长起来的她明白：“一个问题如果不能用某种方法解决，总会有其他方法。这只是航行路线的问题。”Goldie Blox 的创始人黛比·斯特林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常辗转于世界各地，经常遭遇文化理解方面的挑战。米尔·伊姆兰（Mir Imran）的父母鼓励他动手实践、创新，允许他拆开自己感兴趣的任何东西。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在购买任何复杂的东西时都会买两个，专门留一个给他拆。他后来就读于医学院，成立了 19 家公司，名下至少有 140 项专利。

伊姆兰的故事让我想起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关于在得克萨斯州爷爷家的农场过暑假的回忆。贝佐斯说爷爷非常有创意，而且“极度自立”，有一次他甚至特意买了一辆有故障的拖拉机，以便给他自己和年轻的杰夫找个问题来解决。在那些漫长的暑假中，贝佐斯意识到爷爷的确专注于解决问题，并且非常乐观，认为自己甚至能够解决一些像兽医这种他一无所知的领域内的问题。贝佐斯从这段经历中学到的坚韧不拔、独自解决问题的精神使得他自己和亚马逊公司直到今天都受益良多。

在所有和我交流成长历程的受访者中，卡丽·沙尔（Carrie Schaal）的家长也许是在培养孩子提问技能方面最为坚定的。顺便说一下，沙尔供职于阿斯利康（AstraZeneca），是一位企业教 育家，负责培训肿瘤类销售团队。她的父亲一直是一名教育家。

“父亲是我最好的提问老师，”她对我说，“因为我每次向他求助时，他从来不会帮我解决问题，他总是问我问题。”你也许会和我一样，觉得她父亲只是随意给出几点有益的暗示，但事实并非如此。“大概在我十岁的时候，”她回忆说，“我提出，‘爸爸，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我不想让你概述布鲁姆分类学’。”

电影《社交网络》（2010）剧照。

虽然童年时，她会偶尔因为在这样一个重视提问的家庭中成长感到苦恼，但是沙尔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总是哈哈大笑。“我只需要答案，”她会抗议说，“我应不应该跟这个男孩继续交往下去？我不需要一个评价或一个综合性问题，把答案告诉我就行了。”但是现在，她把这些提问习惯应用到了自己的工作中，而且她还承认：“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馈赠。”

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在莱特兄弟的传记中提到了一件逸事。一位朋友评论说，莱特兄弟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没有特别优势”的美国人成功的绝佳例子。对此，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评论道：“但是我们并非没有特别优势……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成长在一个总是鼓励求知欲的家庭中。”

如果受访者本身是父母，那么我在采访中也会经常感受到他们想要把提问习惯传给自己最爱的下一代的热切心情。比如比亚·佩雷斯，她在可口可乐公司领导可持续发展项目时，总会提出了不起的问题，为团队营造良好的提问氛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她有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因此忍不住问道：“你是否有意帮助他们提高提问水平或保持他们的提问精神？”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我在这里想要讲述的是她家的一个习惯：任何人都可以在晚餐时召开家庭会议，就某个问题的思路寻求帮助。“在这种时候，我和丈夫都不会首先发言，”佩雷斯告诉我，“我们从年纪最小的孩子开始。”她讲述了一次“餐桌会议”的情景，最小的孩子提出了一个在学校遇到的社交问题。在她讲述完之后，哥哥开始发言，他的任务是提出一些问题以加深她的思考。接下来，佩雷斯和丈夫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每个问题都会引发讨论，但是会议发起人可以决定讨论内容以及何时结束这一话题。坦率地讲，如此精心地把晚餐时间变成一个解决问题和培养提问技能的机会，真是让我十分震惊。而且这一做法很容易被复制，这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迈克尔·希佩伊为孩子们读书的习惯也非常容易复制。他告诉我，他会特意选取一些书籍，这些书籍的主人公与自己的孩子年纪相仿，但是生活环境却非常不同。这样，他讲的故事就会引发一系列“关于主人公的生活、关于政治、关于主人公为什么去西部等的问题”。他当时读的正好是罗兰·英格尔斯·怀德（Laura Ingalls Wilder）的《草原上的小木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系列图书，结果他跟孩子聊了好几个月的美国历史，谈到了定居者向西部的迁移，谈到了当时的生活是什么样。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为孩子读书，但是这位家长对选择书籍的思考更加深入，因为他也希望孩子们养成提问的习惯。

最后，当我问 Cybereason 的里奥尔·迪维，他对学习的深入思考是否影响到了他对孩子的教育时，他回答说：“答案是肯定的。我教导他们面对失败，鼓励他们尝试，而不是给出答案。我教会他们提问。因为如果你总是直接给出答案，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就会习惯于等待正确答案。实际上，他们应该从小就意识到，正确答案不是只有一个。不同的答案和方式都可以帮助你实现目标。如果你能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将是非常有利的。”

原文作者/[美]赫尔·葛瑞格森

摘编/安也

编辑/罗东 张婷

导语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