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种地，享城市生活”“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农业生产全程托管”“生态宜居的未来社区”……
5月26日，由新京报社、千龙网主办的“2022年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乡村论坛”上，多位地方主政官员、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专家学者，共同描绘振兴时代的乡村发展之道，探讨破解乡村振兴难题的途径。
2022年新京智库春季峰会——乡村论坛。
产业兴村：铸就大国基石
产业是发展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产业的繁荣，乡村人口流失的现状就难以改观。
在济宁，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正在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中共山东省济宁市委书记林红玉介绍，济宁市每年都会拿出一亿元资金，支持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并建立了市、县、乡的三级辅导员队伍，激活农业发展。一位名叫马兆文的农场主，成为了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中的典型人物，马兆文流转土地460亩，发展粮食生产、设施果蔬和休闲农业，吸纳200余名城市市民参与“一分田”蔬菜耕种，体验农业采摘收获快乐。而在济宁，这样的乡村产业带头人还有很多，来自济宁市的数据显示，济宁家庭农场的亩均收益，高出传统农户10%，而家庭农场的人均收入，则比当地农民的人均收入高30%以上。
在云南和湖北多个村庄，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和他的团队，一直在为落后的乡村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产业。从2015年开始，李小云在云南河边村、湖北枫香河、云南雁塔村等地，帮助农民建立自己的产业，为乡村打造复合型的新业态，使原本留守的乡村人口，有了自己赚钱的能力。
湖北枫香河。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2017年的数据显示，农业以7.9%的GDP贡献，占了27%的就业比重，而农业食物系统的GDP占比达到了23%左右。农业食物系统就业的比重超过1/3，达到36.7%。”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旭荣说，“农业产业的增加值，每增加1%，都可以释放出0.14%的农业社会系统劳动力。事实上，我们在农业食物系统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路径非常通畅。这也是为什么把农业的基础地位，称为蓄水池、压舱石和战略后院的原因。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影响下，城市就业下降，农民返乡不离土，为国家创造就业，提供了极大的缓冲空间。”
转型时代：乡村是发展新动力
2022年，新冠疫情、区域冲突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局势。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从原本的外向型经济，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模式。新的发展格局下，乡村，正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和无限的空间。
著名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这一战略转型在2018年以来已经初见端倪，来自外部的接连不断的挑战，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前是出口导向的生产模式，使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但实际上，这些发达地区连本省的欠发达地区都难以带动，和国内的设备制造业、上游的重工业等连接不深。最终，我国的钢铁、石油、化工等工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向全球出口而生产。在客观上，给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这种以单纯GDP为目标的粗放数量型增长，本就难以持续，必然要调整。”
在战略调整过程中，乡村的发展，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温铁军说，“乡村的物业和资源型资产的开发，将会构成国债带动基建、房地产之后，经济发展的第三资产池，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
从城市化到乡村振兴，再到城乡融合，县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作为城市和乡村的连接点，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梅旭荣说，“产业振兴中，一二三产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等，在产业振兴中越来越重要。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经到65%左右，农业生产主要满足城市需求，产业布局、市场等主要在城市，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同样息息相关。其中，县域在解决大城市病、生态发展等方面，都有巨大的空间。”
人才育成：培育为乡村服务的人
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乡村空心化、留守人口需要承担起乡村发展的重任，这种现象普遍存在。
如何解决乡村人才匮乏的问题？在济宁，一个乡村振兴合伙人的模式，成为破解“乡村引才”难题的途径之一，林红玉介绍，“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就是围绕乡村发展需求，精选产业合伙项目面向社会广泛发布合伙人“招募令”，并量身定做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家、专家学者、技术能手等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实现就业有岗位、农产品有出路、村集体有收入。数据显示，目前，济宁市、县两级已经招募510名乡村振兴合伙人，这些合伙人正在通过创办企业、集体组团、知识技术入股三种方式进行合伙，已经落地实施460个项目，吸纳3.2万余人就业，带动农民增收超过6亿元。
而在云南雁塔村等六个村落，一个名为“乡村CEO”的实验也在同时进行，李小云说，在过去，许多地方通过引进外部管理的方式，解决乡村人才匮乏的问题，比如引进企业，通过流转土地、闲置房屋等，借用企业的专业人才进行经营，但这样的方式存在很大的弊端，即大部分乡村产业的利润被企业拿走，农民从资产的主人，变成了企业的雇工，只获得租金及务工的收入。
“从2015年在河边村工作以来，我就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想法逐渐成熟，要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就要有他们自己的职业经理人，就要有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专业团队。”李小云说，“这一模式目前仍在探索中，还存在很多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乡村CEO的待遇问题、人才的来源问题等。”
共同富裕：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
乡村振兴的时代，共同富裕的愿景正越来越近，但同时，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基础建设、公共服务水平等，仍旧存在差距。
共同富裕究竟是怎样一种愿景，又该如何实现？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共同富裕是一个能够把效率、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的社会福利分配状况，其中效率尤其不可偏废。”
平等和效率，是共同富裕的不同侧面，党国英说，“我们认识社会福利的含义时，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的分配，大家拿到手里的钱有多少？怎么花出去？这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是公共服务，假如一个人，出门坐车不方便，道路不通、社会不安全，也就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品质很差，事实上，所获得的社会福利也会降低。所以社会福利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可支配的私人收入，一个是可享受的公共服务。把这两方面工作做好，就能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状态，把效率、平等和社会稳定统一起来。”
社会公共服务的提升，有赖于政策、制度的完善，而可支配收入如何提升，尤其是在过去的发展中，收入提升较少的农民，如何增收致富？
在济宁市，一些新的尝试正是进行，林红玉介绍，位于济宁东部的钓鱼台村，于2019年8月创办合作社，村集体和农民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入股，全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企业+农户”模式，借助400万元的集体经济发展资金，流转140亩土地，建起65个现代化蘑菇大棚，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现在村集体收入达到126万元，曾经的集体经济“空壳村”逆袭成了“百万村”。
城乡融合：不只有公共服务均等
在今天，城市化仍在推进，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城市化停滞，城市和乡村，正在进入全新的融合之中。
在云南雁塔村等六个村，李小云正在进行的实验，名为“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依托大城市、大都市的资源，推动乡村产业的发展，“雁塔村是一个传统的古村落，我们为这个村落设计了一个集休闲、农旅和文化于一体的乡村产业，依托古村落本身的房屋、空间、传统文化等，把村子打造成一个花巷，就像欧洲的小镇一样，吸引都市里的旅游者。人流进来后，我们又在村里打造各种业态，比如餐饮、文创、各种休闲场所、农耕文明体验、亲子活动等，并开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经营活动实验。”李小云说。
而在济宁，更多来自城市的资金、技术、观念和服务，正在进入乡村，林红玉介绍，在农村，家庭经营分散、农民外出务工、有的不愿流转土地等问题仍亟待解决。为破解“地怎么种”的难题，济宁市利用供销系统组织体系完整、经营网络遍布乡村的优势，创新土地托管服务模式，“我们整合了供销、农业、农机等资源，搭建为农服务平台，在为农服务平台上，耕种、机收每亩优惠30元以上；实施测土配方、智能配肥，每亩减少化肥使用量近20%；购置整合先进无人机500余架，开展病虫害飞防统防统治，每台无人机每天作业可达1000亩，较人工作业效率提高40倍，农药使用量降低30%。通过专业化托管服务，每亩可减少农资、电力、用水等投入100元左右，提高粮食产量15%左右。”
科技赋能：用手机可以种地吗？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正在济宁及更多的地方成为现实，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力量，除了政策的完善之外，更有科技的力量。
梅旭荣介绍，“从1978年到2018年，40年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年均达到了3.26%，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是78%。”
种业的发展、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使得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有了实现的基石，林红玉介绍，济宁已经成为黄淮海区域最大的大豆种子繁育加工、销售集散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大豆良种畅销安徽、江苏、河南等10多个省份，覆盖黄淮海65%的区域、长江中下游33%的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济宁种子撒向全国。
在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中，济宁市保持在山东省前列，由2019年的新建42万亩、投资额5.5亿元，攀升至2022年的新建87万亩、投资额17亿元。林红玉表示，在保障规模和投资金额的基础上，济宁还启动了“数字农田”建设，实施“智慧机井”，推行刷卡智能灌溉，极大地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水肥利用率。
科技是进步的动力，也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基础，科技赋能下的未来农业，会是怎样的景象？梅旭荣说，“科技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正在不断地塑造着农业现代化的未来愿景，也带来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在未来，用手机种地，享城市生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可能实现的情景。”
未来社区：把乡村建成人们向往的地方
数字技术正在走进农田，同时也在走进乡村，改变着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
浙江是农村现代化推进程度最快的区域之一，SUC联合国可持续城市与社区项目执行主任李响介绍，从2019年3月份到2021年年底，SUC人居智库团队走访浙江衢州六区县50多个行政村，编制完成衢州市乡村未来社区指标体系建设指南，这也是全国首份乡村未来社区地方标准，把乡村的美好生活分解成一个一个能看得见的场景，将社区生活科学化、标准化。
李响和他的团队，为未来的乡村设计一套可实现的路径，李响认为，乡村未来社区就是现代版农村新社区，是乡村发展从“村落”向“社区”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是“村改居”的高级表现形式。
“不同于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乡村未来社区做的是社区，不是乡村建筑，也不仅仅是人居环境，核心还是推动留守居民、回归村民与乡贤、城市进乡村的居民，这几类人群的混居，核心落在人，落在社区。”李响说。
在三年的试点建设中，浙江省衢州市形成了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溪口乡村国际未来社区、余东乡村国际未来社区三个试点，在2020年至2021年陆续建成开园。其中，莲花乡村国际未来社区，通过两年的建设，从一个以养猪业为主、人口持续净流出的大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区化新乡村，人口短期内就净流入近1100人，村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16.7%，年均收入增长了16.7%，农村集体经营收入增长了65%以上。
“出去的人回来了，城里的人进来了。”李响认为，种种指标尤其是人口指标，就可以非常鲜明地反映出乡村未来社区试点前后的提升结果。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耿子叶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