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巫吉英记了一辈子,也讲了一辈子。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城。此后的那场屠杀持续了6周,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有30万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遭杀害,南京城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日军纵火烧毁。

 

对于巫吉英来说,战争不是资料里宏大的数字,而是身边更为具体的场景。鲜血浸湿了她的棉鞋,一座座建筑倒塌,有人在她面前死去。拖着一条被刺刀扎中的左腿,她在南京城里四处奔逃,躲避战火,几度侥幸才逃过一劫。命捡回来了,但伤痕伴随了她一生。

 

晚年,巫吉英记忆严重衰退,连家人也不认得了。只有那段逃难的经历,她没法忘。女儿张月珍记得,母亲常说,“要是有文化,再年轻一点,我就要站到台上,把我的事讲给大家听。”

 

这个愿望终是没能实现,2022年5月25日,巫吉英在家中去世,享年98岁。


巫吉英。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张月珍的讲述:

 

穿着棉鞋,踩在血里

 

我母亲的一生都是苦的。

 

1924年,她出生在江苏句容的乡下。十岁左右的时候,外公的一个朋友来到家里,说可以把我母亲介绍到南京一户人家去做女儿。那时家里穷,子女又多,我外公同意了,以为母亲能从此过上好日子。谁知道这个朋友是骗子,母亲到那才发现,一户当地军官买下了她,让她做佣人,伺候他们家认养的小儿子。

 

十三岁那年,日本兵来了。军官带着家人“跑反”(为躲避兵乱而逃往别处)到乡下,让我母亲留下看门,照顾一个有哮喘病的老奶奶。几天后,一个晚上,她突然听见南京城门处传来枪声,稀稀拉拉的,没几声后,“轰”的一下,好像城门开了。

 

后来,两个日本兵从家里的后门进来了。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两把刺刀,正准备过来,但不远处吹响了哨子。另一个喊他,像是要集合,有任务了。拿刀的那个要走,但转身之前,把刀刺进了母亲的左大腿。血流下来,老奶奶从衣服上扯下一条布,绑在母亲伤口上,把血止住了。

 

直到现在,母亲大腿上还有一个三四厘米宽的疤,和刺刀一样宽,深深凹进去,成一个坑。但她的命是保住了。

 

伤口包好后,身后一阵浓烟呛过来,房子被日军点着了。我母亲背起老奶奶,要逃出去。1937年的冬天,南京好像成了一座大迷宫。她们一会儿往城外跑,一会儿往城里跑,但到处都有日本兵。快到城边了,她找到一个小菜园,把老奶奶放在地上,老奶奶拿手指着外头,让母亲赶紧走,别管她。母亲想,这是人家家里的人,怎么能丢呢?

 

2021年,97岁的巫吉英在家中理发。  受访者供图


休息了一会儿,她又背起老奶奶,跑到菜帮桥附近,看见一间小屋子,里面堆满了中央兵(听命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兵)的尸体,母亲赶忙让老奶奶躲到死人堆里。她穿着棉鞋,就踩在血里头。二三十个(死)人,你说要淌多少血呢?

 

之后,母亲听到有人喊“小妹妹”,才发现屋里放了一张床,一个活着的中央兵,弓着身子缩在床帐子后面。她很害怕,问“你是死人还是活人啊”,对方回答说,“你快走,日本人很快又要来了。”

 

母亲很怕,但肚子实在饿。她看见这屋子里有饭,上面沾了血,顾不得那么多,扒拉了几口,又带着老奶奶出门了。

 

快跑到南京城边了,母亲远远地又看见日本兵。他们抢了鸡,又强奸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最后杀了她。后来,母亲又遇到一个老太,给她指了个方向,让她到难民所里去。母亲后来说,这肯定是贵人,来救我的。

 

那是美国人开的一所学校,写着英文的牌子,日本兵看见就不进去了。老奶奶身体很弱,母亲在楼梯下面铺上厚厚的被子,让她躺下睡觉。打饭的时候,母亲去,在那里喝完稀饭,再带一碗回来给老奶奶。可没几天,老奶奶还是病死了。母亲终于忍不住哭了,身边没有什么亲近的人了,只剩下她自己。

 

“把我的事讲给大家听”

 

日本人走了以后,大家各回各的家。我母亲不知道去哪,难民所的一个老太跟另外一个杨姓老太说,“你(把她)领回去做(儿)媳妇吧。”杨姓老太就把母亲带回家了。可她儿子是个瘸子,家里儿女也多,我母亲仍然过得苦,天天烧饭,洗衣,理菜。

 

后来过了大概一年,有一天,母亲在家门口理菜,一个娘家的叔叔正好路过。就那么巧,碰到她了。那时候,外公正在南京城到处寻我母亲。这个叔叔赶紧把我外公喊了去,把母亲找回来了。

 

二十岁上下的时候,她经人介绍,跟我父亲结婚了。父亲在上海一家工厂做副厂长,婚后,母亲也去了上海。到了1965年,“上山下乡”来了。我父亲是干部,要带头把家属下放回农村。那年我8岁,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回到江苏老家。父亲一个人在上海上班,每个月寄钱回来,一年回来两次。母亲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6个儿女一个没少,你说她厉害不?

 

回到老家的时候,家里的瓦房早被日本兵烧了,只有草房。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雨太大的话,她没法出去干农活,就坐在屋里,把她的故事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每讲一次,她都要号啕大哭,我们听了害怕,也跟着掉眼泪。

 

听多了,我们就习惯了。有时候也不耐烦,说“你不要讲了,我们都知道了,都记住了”。我们那时候太小了,没有意识到,对于她来说,那些故事是很沉重的。

 

母亲是个善良的人。见到穷人,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别人吃。可母亲性子也很刚强。我们刚回江苏的时候,父亲在上海,家里没有劳动力,常常遭欺负。每家每户割了麦子,要上交生产队,再派小孩子去生产队领口粮。人家的小孩去,队长不欺。我和我哥哥去,队长就把麦穗摔在地上,不给我们。那个时候我妈去了,一米五不到的个子,跟人家打架。遇到不公平的事,她不饶人的。

 

巫吉英。  受访者供图


我们子女六个,个个都佩服母亲。她勇敢,聪明。在南京军官家的时候,那一家人请了老师来教书,她在旁边听,识了不少字。像《三字经》,我们不会背,她能从头背到尾。算起账来,她一分一毫都不会错。

 

就是现在,她也跟其他农村老太太不同。她关心国家和社会,到六七十岁的时候,她常说,“我真是老了,要是有文化,再年轻一点,我就要站到台上,把我的事讲给大家听。”母亲最终也没能站到台上,但她讲给我们的邻居、记者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她不哭了,只是脸拉下来,咬着牙齿,神情里带有恨。

 

记忆写进身体,今生今世忘不掉

 

父亲五十九岁的时候患心肌梗塞去世了,那时候母亲五十七岁。我们都成了家。她有时候跟我哥哥在一起,帮他带带小孩,多数时候自己一个人过。闲着没事,她就跟村子里的老太太一起打打麻将,一直打到九十二三岁。

 

她晚年没病没痛,耳聪目明,九十多岁还能穿针。但九十六岁那年,母亲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从那以后,生活不能自理。她在床上躺了大半年,后来好些了,可以拄着拐棍走一走,或者坐在轮椅上,我们推着她散散步。

 

她精神还是好得很。她会唱歌,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还会唱《东方红》。又唱又笑,还拍着手,给自己鼓掌。

 

我母亲一直是个开朗的人。看到小孩从面前过,她要喊住人家跟她玩,还拿东西给人家吃。她也喜欢热闹,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一大家子在一起吃吃饭,放放炮仗,买个蛋糕。她穿着新衣服,也不说什么,就是哈哈笑。

 

2021年,97岁的巫吉英卧床休养。  受访者供图


母亲睡眠好,很少做梦。但一年中总有两三次,她会梦到大屠杀。真的如她所说,那些记忆写进了她的身体。一直到了九十多岁,她还被噩梦缠醒,有时吓得一下子就坐起来,喊我们名字,说“我又回到南京了,鬼子又来杀我了”。

 

她说“我今生今世都忘不掉”,结果真的忘不掉。哪怕到后来,她记忆力严重衰退了,好多事情都记不起来,刚说的话也马上就忘掉,最近这两年,连家人也不太认识,但她还记得那些事。有时候,放着电视剧,里面在打仗,炮声、枪声一响起来,她坐在那儿,嘴里就开始咕哝:“哦哟,跟我那个时候一样,在南京就是这样。”

 

我母亲这一生真苦,真难。但她离开的时候不痛苦。早晨起来,喝了水,吃了一点东西。大概隔了有两个小时,她喉咙里突然卡了一口痰,咳不下来,不过半个小时人就不在了。

 

家里好像一下子空了。我们家里,人是不少的,6年前,她玄孙出生的时候,还会骄傲地跟别人讲,“五世同堂呢”。我们想她,馋她用大锅、大灶摊的小饼,油扑进锅里,再撒上大蒜头。现在没人会摊,都没她做得好吃,这个空白永远没法填补了。


巫吉英在96岁那年摔了一跤后,出行都需要依靠工具。  受访者供图

 

早几年,她在电视上看到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虽然不认识,但好像舍不得一样的,脸上是很遗憾的神情,总说“哎哟,苦哦。现在日子好了,怎么不多享福呢”。

 

现在,她跟他们一样,老了,走了。她的轮椅和衣服会放到纪念馆里,和她的名字一起,永远留在历史里面。

 

新京报记者 徐杨 实习生 丛之翔

 

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