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碑刻——皇皇史册》，蔡辉 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及高宗上元二年（675）东征还，深悯忠义之士殁于戎事，卜斯地将建寺为之荐福。（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追感二帝先志，起是道场，以‘悯忠’为额。”这是《元一统志》（原名《大元大一统志》，元代官修全国性地理总志）对悯忠寺（即今之法源寺）的记载。

《帝京景物略》《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等均认为法源寺建于贞观年间，但事实上，唐太宗只提了个动议，直到武则天时期才真正完成。

法源寺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佛寺，距今已一千三百七十多年。它深度嵌入中国历史，见证了安史之乱、靖康之耻、宋遗臣谢枋得（《千家诗》编纂者）就义、袁崇焕受冤乃至戊戌变法等重大事件。

法源寺内名碑林立，其中最著名的是《无垢净光宝塔颂》残片。严格来说，它是刻石，而非碑，但找遍北京城内，目前仅存此一块唐刻，且恰好保留在中轴线附近。只是它问世后，几次被修改、重刻，其背后隐藏着历史变迁的大关节。

旧北京城寺庙如林，据1929年调查统计，尚存一千零三十三座，以法源寺（即唐代的悯忠寺，为保持叙述统一，下文一律称为法源寺，但事实上，不同时期它的名字是不一样的）为最古。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唐代“武宗灭佛”时，法源寺也未受影响。所谓“武宗灭佛”，指唐武宗李炎在位时（841—846），对寺庙经济过分扩张感到不满，特别是各寺庙大量铸造铜像，而铜在当时是铸造货币用的贵金属。唐代乏铜，每到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出现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引发“钱重物轻”。唐代纳税多用铜币，铜币价格上涨，等于增加了税负，百姓怨声载道。此外，李炎本人笃信道教，受“灭佛”政策影响，连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的寺庙也被拆毁，寺产被没收，信徒被强令还俗。

令人意外的是，法源寺却躲过了此劫。

悯忠寺纪念标志前侧刻录王世仁2004年书写的《悯忠寺沿革记》（《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碑刻——皇皇史册》内页插图）

这是因为，唐代中国的地理大格局是东西结构，关内与关外相隔，唐廷的注意力更多聚焦在西翼，东翼（即今华北一带）较少得到关注。

经唐太宗、唐高宗两代人努力，东翼的最大威胁高句丽被彻底消灭。而当时华北富庶，大量粟特人来此经商，甚至在此定居，在宗教信仰的黏合下，形成聚落。安禄山、史思明均有粟特血统，安禄山的母亲是“胡巫”，应是祆教司仪之类。

考虑到这些因素，唐廷建法源寺，有依靠宗教力量稳定地方、敦化风俗之意，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自然不受临时性政策影响。与此同时，地方势力想向唐廷献媚，也往往拿法源寺说事。

唐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法源寺内的东南角建塔。两年后，史思明又在法源寺内的西南角建了一座塔，今存的《无垢净光宝塔颂》，就是出自这座塔，原本镶嵌在塔壁上。塔在辽代清宁三年（1057）大地震中倒塌，刻石如今安放在寺内悯忠台观音殿的观音像后，普通游客不可靠近。

该刻石有三大奇：

首先，文字虽竖排，但从左至右，而非常见的从右至左。古人书写多用墨，这种写法不仅易污衣袖，且违背礼制。对此安排，后人颇感奇怪。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认为，这可能是安禄山临时定的规矩。

其次，刻碑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安禄山不信任史思明，起事时未与他充分协商，也没给他安排具体任务，只是让他守幽州。安禄山初期屡战屡胜，但到757年时，他被儿子安庆绪暗杀，唐军趁机反击，战局一度逆转。史思明无奈，宣布向唐朝投降，他建塔竖碑，应该是为了向唐朝讨好。所以《春明梦余录》中称：“此碑盖建于初归附之时，而借以媚唐也。”可碑上明明刻有“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的尊号，这是西逃的唐明皇给儿子李亨的尊号，此时《无垢净光宝塔颂》已经刻成，难道史思明能未卜先知？

带着这一疑问，学者仔细观察《无垢净光宝塔颂》，才发现问题所在：碑上多处凹陷，显然是把原来的文字磨去，刻上了新字。

经历代学者研究发现，《无垢净光宝塔颂》仅七百六十六字，涂改的字至少达四十九字之多，有些字磨掉后，想不出新字填补，干脆留白，多达十八处，堪称惨不忍睹。

显然，《无垢净光宝塔颂》本是用来讨好安禄山的，因安禄山初期屡战屡胜，史思明不得不表忠心。没想到安禄山死得太快，史思明只好在碑上乱涂乱改，将所有僭越的词都删去，转而吹捧唐朝。只是活儿干得太糙，一块好碑，生生被弄成千疮百孔的“百衲衣”。

想讨好唐朝，又不愿多花功夫，可见此时史思明已有复叛之心。虽然《无垢净光宝塔颂》进行过反复修补，但仍有一些不恭处，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为何不将此碑毁弃呢？可能当时东翼的离心因素太强，且战后百废待兴，唐廷不愿小题大做，引出意外变故。

《无垢净光宝塔颂》堪称刻碑史上最著名的“烂尾楼”，却意外成了历史名碑。

碑文作者是张不矜，时任范阳府功曹参军兼节度掌书记。唐代大多数时期，范阳的治所在今天的北京，辖河北、辽宁的部分地区，安禄山曾兼任范阳节度使。功曹参军相当于今天的军事参谋，节度掌书记则是节度使属官，有文学、有出身的人才能担任，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办公室主任。

张不矜的文字应功力不俗，但《无垢净光宝塔颂》是“颂”体，文辞古奥，空洞无物，加上反复窜改，颇有词不达意处。碑文大概的意思是说，唐朝很厉害，史思明又很纯朴，所以建了这么个塔，以震慑坏人，宣扬唐朝的威风。

史书上记载张不矜的地方不多，他的顶头上司是耿仁智。安史叛军攻陷长安后，史思明让耿仁智、张不矜写表章，要求唐皇下令杀掉名将李光弼，并威胁道：如果不杀李光弼，我史思明就自己带兵去杀。

奏折写好后，在装入封套前，耿仁智将其中不恭的文字全部删除，并让人重写表章。史思明知道后，下令杀掉耿仁智、张不矜。处决前，史思明召耿仁智见面，说：“我用了你将近三十年，你却这么对我，我可没亏待过你。”

耿仁智却说：“人总有一死，为忠义死，死得好。你现在造反，不过就是晚死几个月而已，还不如现在就死。”史思明气晕了，用棍子把耿仁智活活打死，连脑浆都打出来了。张不矜应该也被砍了头。

《无垢净光宝塔颂》能传承千载，因它出自书法大家苏灵芝之手，他宗二王，却善于变化，被尊为“视北海（李邕）则加庄，视太师（颜真卿）又多隽”。李邕、颜真卿都是书法史上的开宗立派者，可见苏灵芝的书法功底有多深。

除了《无垢净光宝塔颂》，法源寺还保存着诸多古碑，其中许多是皇家赐碑，所以有“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之说。因为自唐代以后，中国地理大格局逐渐从东西向转为南北向，政治中心从西安移到了北京，而法源寺堪称是这个大转向的枢纽。

在法源寺，还有几块碑不能不提：《曹娥碑》：

在中国书法史上，另有两通《曹娥碑》，一是东汉著名文人蔡邕书写，宋代蔡卞摹刻；另一是《孝女曹娥碑》，南朝宋元嘉元年（424）立，明人传为王羲之书，被认为是书法史上的神品，历代学书法者必临。法源寺的《曹娥碑》应是另外一通，此碑在明代便已找不到了，也没留下拓片。

王羲之《孝女曹娥碑》（《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碑刻——皇皇史册》内页插图）

曹娥是东汉时著名孝女，她的父亲在江中淹死，曹娥当时年仅十四岁，于五月五日投江，三天后抱父亲尸体而归。

元初，宋遗民谢枋得到北京，住在法源寺，见墙上有《曹娥碑》，痛哭道：“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意思是一个小女子都能这么做，我还不如她吗？于是绝食而死。

谢枋得是《千家诗》的编辑者，最大贡献是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收入其中。此前该诗因文字太简，不受重视。《千家诗》是为教儿童学诗而编，故予以收录，使它成了千古名作。

《大元福庆寿兴元观记碑》：是北京地区不多见的元朝石碑，由大都路儒学提举郝义口述，中书省左司员外郎于□（无法辨识）书，国子司业杨宗瑞篆额。儒学提举司是为推动儒学而设的地方机构，位仅五品。

《圣旨碑》：元仁宗（1311—1320年在位，元朝第四位皇帝）所颁圣旨，全用白话，非常罕见。立碑目的，是要求任何人不得向寺庙征税，也不能侵夺寺庙财产。但当时的白话不易懂，比如“不拣甚么，他每的不拣是谁，休夺要者，休使气力者”，意思是“无论何物，任何人不可逼索，不可倚势欺之”。

北京法源寺《圣旨碑》（《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碑刻——皇皇史册》内页插图）

明代两御赐碑：分别是明正统七年（1442）所立的《重建崇福寺碑》和明崇祯十四年（1641）所立的《重修悯忠寺碑》，雕饰极精美，可惜磨损严重。

《御制法源寺碑》：清雍正十二年（1734），对法源寺进行了修葺，特立碑纪念，雍正还御笔写了“存诚”匾额。

《御书波若波罗蜜多心经碑》：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立《碑。乾隆一生多次书写《心经》。早在乾隆九年（1744），便在京城贤良寺（东城区煤渣胡同）刻了御笔《心经》塔碑。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妙应寺白塔时，将御书《心经》放入塔刹（天宫）中。法源寺的这块碑异常雄壮，对比三次写《心经》的不同字迹，可见青年乾隆、中年乾隆和老年乾隆的心态变化。

除以上提到的，法源寺还有一些名碑。

有趣的是，作家李敖曾写过一本小说，以法源寺为背景，书名便是《北京法源寺》，据说是他的代表作。可在法源寺里，早就刻有“李敖”的名字——在一座明朝御马监太监们捐铸的铜钟上，“李敖”的名字赫然在列。

你提我，我也提你，看谁斗得过谁。当然，这不过是历史的巧合。

本文选自《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碑刻——皇皇史册》，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蔡辉

摘编/安也

编辑/青青子

导语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