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伟坐在桌前，手指在键盘上不停敲打，电话接了一个又一个。流调信息、涉疫地点、居家隔离、三天两检……都是他口中的高频词。一天时间里，他要将类似的话重复几十甚至上百遍。

▲工作中的孙宏伟。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北三里社区，由于原居委会办公地点和多名工作人员位于封控区，自6月10日起，一个“临时社区居委会”紧急搭建起来。曾在多个社区任党委副书记的孙宏伟“临阵受命”，带领五名从其他岗位调来的同事，承担起北三里社区封控区外围34栋楼的所有服务工作。

在同事们眼中，36岁的孙宏伟思路清晰，认真负责，安排起工作来井井有条，但需要一户一户实地走访居家隔离人员时，大家都想把有电梯的楼栋留给他。

16年前的一场车祸，让孙宏伟失去了右腿，但乐观和坚强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击碎。他装上假肢，重新学习行走，用踏实的工作浇灌信心，身边一双双同情和怜悯的眼神，悄然间被信任和敬佩的目光取代。

曾经，他会在意穿着假肢时，走路姿势有没有异样、好不好看。但现在，这个念头被他完全排除在关照列表以外。他说，还有很多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他去做，还有很多遇到困难的居民等着他去帮助。

最近几日，三里屯的疫情形势平稳下来，孙宏伟也没有先前那样忙碌。得闲时，他依旧会骑上自己的代步小三轮，到各个卡口转转，叮嘱一下值勤的志愿者和保安，与他们互道一声“辛苦”。

以下是孙宏伟的自述：

6月9日晚11点，接到街道办领导的通知后，我赶忙去开会。

原来，南楼西小区被封控，而北三里社区居委会办公地点就设在那儿，街道应急指挥部决定成立北三里外围“临时社区”。我被指定为这个“临时社区”的负责人，和其他五位同事一起，为社区内除封控区外的其他所有居民楼提供服务。

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次特别的“回家”。

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社区工作，2014年之后，主要负责社区党务。2018年10月到2021年1月，我一直在北三里社区工作，对这里十分熟悉。

而五位同事，有三位是从北三里社区居委会调过来的，还有来自中三里社区的一位、幸福二村社区的一位，都是我曾经朝夕相处过的“战友”，彼此间已经默契十足——上来就能干，干就能把这件事扛过去。

但说完全不紧张也是假的。那天开完会已经是第二天凌晨3点。我回家眯了一会儿，早上6点，便赶到新的办公地“踩点”。

那里是北三里社区的党员活动站。推门进去，除了几张桌椅和空调，什么都没有。我搬了台打印机过来，座机来不及装了，街道给我们接了一根网线，同事们一人带一个电脑，电脑一打开，该干啥干啥，也顾不得屋里连水壶、卫生纸甚至最基础的办公用具都没有了。

▲“临时社区”办公点设在一处党员活动站内，工作人员正进行日常消毒。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最忙的是前面两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巨大的工作量。

一方面，三里屯涉疫点位多，管控多，弹窗的居民多，大家有这方面不懂的问题，都要来咨询我们；另一方面，需要处理系统的涉疫风险人员派单。根据后台数据，我们得确认相关人员是否去过风险点位，一旦去过，还要细化去的时间、现居住地等信息，同时还要安排“门磁”，为他们出具居家隔离书，安排入户核酸和抗原发放等。

其间我们处理了上千条信息，都是一个一个电话、一家一家敲门落实下来的。我手机的通话记录里，全是陌生号码，一天得接打50多个电话，有时候每隔几分钟就会有电话进来。

每天早上八点半，居委会一开门，基本就不会断人。一些收到弹窗的居民会来找我们解除弹窗，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况，看他们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不符合的要怎么办，都需要一一解释清楚。

6月14日夜里，我们六个人一宿没睡。

为了防止疫情外溢，需要再一次核查涉及天堂超市酒吧的人员名单，做到不漏一人。为此，我们连夜把社区里的居家隔离人员都“过”了一遍，检查“门磁”有没有失效、人员是否全部居家。

一共一百多户，我们按照楼栋分组，从晚上11点开始，等全部走完，天都快亮了。

北三里社区相对老旧，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楼栋有电梯，我身体不方便，大家都比较照顾我，让我去有电梯的楼。但他们就得一层一层去爬楼，特别辛苦。

现在很多屋子是出租房，人员底数摸不清，我们就在办公室留了一个人，其余同事全部“撒”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就摸清楼里居民底数，发下抗原，然后把每个单元的微信群建起来，为后面的工作打好了基础。

经验都是慢慢积累的。还记得2020年北京新发地出现疫情时，我确实感到了难处，当时大数据信息量大，需要一个个核查，但我们也挺过来了。现在进入常态化管控，我们有经验了，居民们也都理解配合我们。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各项管控政策都刻在我脑子里，当求助者说出自己遇到的问题时，我都能很快判断出该如何处理，快速地给出一个解决办法。

▲孙宏伟正在“临时社区居委会”办公地点处理工作。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我和五位同事建了一个临时工作群，叫“快乐突击队”，虽然繁重的工作跟“快乐”相去甚远，但我们相信，熬过最难的时候，快乐总会降临，大家也会回归到美好的日常。

有时候，为了给大家绷紧的神经“松松弦”，我也会跟来解除弹窗的居民们开开玩笑，“弹窗就是让我们见一面的机会。”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以前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可能就是大爷大妈式的“小脚侦缉队”形象，但现在，他们对我们说的最多的是感谢，把我们称作是守护社区居民健康的“防火墙”。

▲孙宏伟到社区各卡口检查时，在小区入口处测温。  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今年1月份，奥秘克戎突袭，我们严阵以待，几乎天天不着家。当时我父亲住院，我是独生子，得陪着他。为了不耽误工作，我在陪床的时候，也带着电脑处理工作。

当疫情结束，我们还会回到以往“平淡”的工作节奏中去。但十年、二十年之后，再回想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直接参与者，为疫情防控加过班、动过脑，甚至拼过命，也是人生中难得的经历。

到临时社区的第一天晚上，我没回家。工作太多了，忙完已经是凌晨4点，天都亮了。想着过一两个小时还有的忙，我就在旁边的会议室里简单休息了一下。

几张凳子摆一摆，躺上去直直腰，能打个盹儿就挺好。以往睡觉的时候，我会把假肢脱下来，但在单位，我不敢脱，怕把同事和来办事的居民们吓着——虽然他们都知道我右腿残疾，但知道跟看见是两回事。

是的，我是一名残疾人，整条右腿都是假的。20岁那年，我还在上大二，一场车祸让我失去了右腿。

当初换药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说实话，挺残酷的。但彼时的我，收拾好七零八落的心情，想让自己好起来。

最初是躺着，一动不能动，我就想，能坐着就好了，坐起来的时候又想，能站着就好了。拐杖、轮椅这么一溜儿地用过来，我开始穿假肢，从头学习走路。心里想着，得努力，让走路姿势变得好看，最好没人能看出异样就好了。

但现在，我已经不在乎走得好不好看了。每天把社区蹚好几个来回，走路姿势多少都有点儿变形，但“走”这个动作已经实现了，这就够了，它可以把我带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帮助我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如果说当初是想着自己行动不太方便，所以选择了离家近的社区工作，那么这十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只有打开自己，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并在与更多人的接触中触摸生活冷暖，才能让自己真正开心通透起来。

有时候，也会有社区居民会问我“脚怎么回事”，我就直接告诉他们，是出车祸截肢了，这条腿是假肢。经历过这种事的人毕竟少，听到这儿，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受到了冲击，不忍心为难我。

乐观点儿想，这也算是把缺陷变成“优势”吧，我觉得也不错。不过，等大家接触交流得多了，看到起初的怜悯眼神慢慢转变为信任敬佩，我会觉得更有收获。当然，这往往也能激励我把社区工作做得更好。

其实，除了不能蹲、不能跑、走路慢一些，现在的我跟正常人一样。我的朋友和同事，谁也没有拿我当一个残疾人看。

最近两三天挺忙的，没顾上摘假肢，等回到家再看，发现假肢外面的壳和皮肤都粘连在一起了，摘的时候，带下来一层皮。说起来瘆人，可我真没觉得疼，一个是因为穿戴久了，跟假肢接触的部位都没知觉了，再就是我也没把这个小插曲放在心上。

脑子里还装着太多事，需要我去想怎么处理、怎么解决，也就忘了疼这件事。

新京报记者 赵敏 王子诚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