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上,西南联大无疑是一段传奇。虽然仅仅存在八年时间,但其间培育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以及170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背后是强大的师资和自由的学风。

在专业培养之外,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一代学者。彼时的校园物资短缺,却从不缺少人文大师的身影。

冯友兰的哲学课、闻一多的唐诗课、朱自清的文学课等一度座无虚席,如今回看,仍然不失为一种镜鉴。他们或从中西文化之比较入手,或回到历史深处沉淀洞见,从国家、社会到个人多层面解读,最终回应的是关于人生的终极命题——每个人该如何去过这一生。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西南联大通识课》系列的《西南联大文化课》,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篇幅所限,内容较原文有删减。

《西南联大通识课》,朱自清、冯友兰等著,天地出版社,2022年4月重印。

从人生四境说起

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叫作人生中的境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所处的世界都是一个世界,可是各人的境界都不同。世界是一个公共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对于各个人意义不必相同。俗语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我们可以拿一个标准把境界分成几类,就好像我们这些人都不相同,但可以按照高低或年龄来分成几类。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人生里面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成四类。拿我们现在所用的名词来表白,就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现在先把每一种境界的特别之点讲讲。

电影《无问西东》(2018)剧照。

自然境界是什么呢?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一种境界里面的人,他的行为都是循着他的天资或者是循着习惯——他自己的习惯或社会上的习惯去行的。有些人生来有一种天资,就照着这个天资去行。至于为什么这样行,他并不一定了解。比如他要学文学,你问他为什么要学文学,他说我的兴趣在此。有些人的行为是循着习惯——他自己的习惯或社会上的习惯去走的。比如我常常看见有很多青年上大学,你问他为什么要来上大学,他说别人都来上大学,我亦来上大学。这种就是我所说的循习。这种人同上面所说的那种人虽然做了那些事情,可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他不很清楚。这种境界就叫作自然境界。

凡是在自然境界的人所做的事,亦不就是价值很低。他亦可以做一种价值很高的事情。虽然他亦可以做一种价值很高的事情,可是他对于这件事情并不了解,所以他所做的事情虽然价值很高,他的境界仍然是自然境界。在明朝亡的时候,满清的兵来了,叫百姓把头剃光。有一个人不肯剃光,清朝的兵就把他抓去,他还是不肯剃光。明朝的人头上戴着一个头发网子,他还是戴着网子。清朝的兵把他的头发网剪掉,他没有办法,在额上画一个网巾。还亦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清朝的兵就叫他网巾先生。到了要杀他的时候,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不愿意做照例殉节的人,所以我不说我的名字。可见有些人是照例殉节。虽说是照例殉节,但不能说那件事情没有价值;事情虽然有价值,但境界是自然境界。

总而言之,在原始社会里面的人,虽然他们的境界大概都是自然境界,可是有自然境界的人不一定都是原始社会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现在社会里面的人有自然境界的亦很多。这些人亦不一定做价值很低的事,他亦可以做出很大的事。

纪录片《九零后》(2021)画面。

第二种境界我们叫作功利境界。它的特别地方就是在这种境界里面的人,他们的行为都是为利。这种人跟自然境界的人不同。怎样不同?在功利境界里面的人:他自己做些什么事情,他都有很清楚的目的,很清楚的了解。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谓利字,它的范围很广。无论是为了增加财产或发展他自己的事情、增进他自己的名誉,都可以说是为利。这种人的境界是功利境界。

这种人并不一定都是坏人,亦并不一定都是像中国杨朱一类人,都是为他们自己,不肯牺牲自己。他亦可以去牺牲,亦可以去牺牲他的财产,甚至于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他亦不一定专要做坏事,他亦可以做好事,做有益别人的事。可是无论做什么事,你要是追究他最后的动机,无非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做有利别人的事,这固然是好了。可是他为什么要做有益别人的事呢?或者是为了要得到名誉,或者是为了得到社会国家的奖励。最后动机还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不问他所做的事情是多大的事情,不问他所做的事情是有益别人的事情,他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比如秦始皇、汉武帝所做的事情都是对于民族有利益的,但是追究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虽然做了很多大事情,他们的境界仍然是功利境界。

第三种境界叫作道德境界。它的特别地方就是在这种境界里面的人,他的行为都是行义。上面说过在功利境界里面的人,他的行为都是为利。义与利这两个字系相反而又相成的。如果专为自己的利,当然与义正是相反。可是义亦不能离开利。什么叫作义呢?义就是道德行为。道德行为最后目的都是为社会国家求利的。所以义亦不能离开利。如果离开利,义就成了空洞的东西。但是亦与利相反。就是说你求别人的利就是义,如果求自己的利就不是义。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求自己的利,那么他的境界就是功利境界。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如果一个的行为都是求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那么他的行为就是行义,他的境界就是道德境界。

从道德境界里面的人看,所谓社会组织与道德上的规则、法律上的规则、政治上的规则不是限制个人的,而是个人必定要在社会中间才能成为一个人,如果离开社会就不是人了。比如这根柱子必定要在房子里面才是柱子,否则只是一根大木料。所谓人亦是如此,不能说离开社会还是人,必定要在社会中间才能算是人。这个社会并不是压迫个人,而是每个人必定要在社会中间才能得到完全的发展。

说到这个地方就想起在民国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一般讲文化运动的人往往把社会看错了。说是社会是压迫个人的,我们人必定要奋斗,从社会里面解放出来。这种说法仔细一想就知道很不通,人怎样能够从社会里面解放出来呢?他们这种说法,好像等于我们在这里说“这根柱子受上面压迫太厉害了,把它解放出来吧”一样地不通,试问解放出来以后它还可以成为柱子吗?绝不是柱子,是大木料了。所以如果人要从社会里面解放出,就不是人。不但不能生活,并且不合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照我现在的说法,个人必定要在社会中间才能生存,这是一点;第二点,他必定要在社会当中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电影《1921》(2021)剧照。

现在说到天地境界,它的特别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种境里面的人了解个人必定要在一个全之中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在道德境界里面的人,了解在个人以外还有一个全。这个全就是社会之全。可是在天地境界里面人又了解一个全。这个全就是宇宙。他了解在社会之全之外,亦可以说在社会之全之上,还有一个大全。这个大全就是天地、宇宙。人必定要在宇宙的大全里面才能发展,才能完成。如果一个人了解他不但是社会里面的一分子,并且还是天地间的一分子;不但是要替社会尽一份责任,并且还要为宇宙负责任。他了解到这地步,他的境界就是天地境界。

三十而立,“立”的是什么?

先秦儒家对于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的分别,认识很清楚,已如上述。但对于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分别,认识不能算十分清楚。因此,引起了道家的批评。老子和庄子,认自己是天地境界,视孔孟不过道德境界。说孔孟简直没有讲到天地境界,这批评未免过甚。孔孟对于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分别,认识不甚清楚则有之,说是没有谈到天地境界则非也。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十五岁志于学,这不是多念一点书,多识几个字,增加若干知识之意,而是志于学道。何以见得?仍可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足见他很注意“道”。

那么志于学必是志于学道,学道的目的,即在提高人的境界。境界分四种,前两种,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不必用工夫的,人都可以自然得到。后两种,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那非用一番工夫是不能得到了。所以普通人只到功利境界,如果要提高,非学道不可。孔子又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照普通解释:四十五十还没有成功,那就完事了。我看这种解释是不对,这样岂不是孔子讲名利了么?大概是说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闻到“道”,那就不行了。有了“道”,就有了“了解”,了解宇宙人生。

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画面。

“三十而立”,这个“立”字是怎么讲呢?从前有一个人进考,题为“三十而立”,他做一篇八股,破题说:“夫当两个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也。”以为“立”字是站的意思,这个当然是笑话。“立”字何解,也可以从《论语》找到根据。孔子说:“立于礼。”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由此可知“立”是就“礼”而言。但也不是磕头作揖之谓,大概照《礼记》的说法很对。《礼记》云:“礼所以制中也。”以俗语言,就是做事要恰到好处。《论语》说:“克己复礼谓仁。”何谓克己复礼?就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能如是,才可以“立”。

“四十而不惑”的意义很明显,“不惑”就是有“智”了。“智”即“了解”之意,对于仁义礼有了解,才算是不惑。孔子三十岁时候的行为,大概都合乎礼。可是未必对于礼有充分了解。到了四十而不惑,当然对于礼有充分了解了。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以立,未可与权。”这几段意思,可以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相互发明。为什么“可以立,未可与权”?因为对于礼没有了解的人,不知道礼随时可以变通,所以“未可与权”。像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淳于髡问道:嫂子掉到水里,可以用手去拉她么?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所以对于礼没有了解,还未到不惑程度,也就不能有权。孔子四十岁已到不惑程度,对于礼就有了充分了解,其行为就是行义,也就是到了道德境界。

“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境界是由道德境界进步到了天地境界。此所谓命,与世俗所谓命不同,乃是人所遭遇之宇宙间的事变,在人力权限之外,为人所无可奈何者乃是天命。有人把命运和环境混淆不清,常听人说:我要战胜天命,这大概是战胜环境之误,因为天命是人力所无可奈何的,何能战胜?要是人力没有尽到,这不是天命了。孟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如果你以为自己的命好,去站在危墙之下,不会压死的,结果墙倒终于压死了,这个与天命的命无关,因为人力还没有尽到。知命者,了解人力总有限度,在人力所及之外,余下来的一点才是天命。

纪录片《九零后》(2021)画面。

“六十而耳顺”,这个耳字很难解,从前大家说:“这个耳大概就是我们头上的耳。”这样仿佛和境界没有关系了。近来有一个新解释,“耳”大概就是“而已”的急读。像“之于”的急读是“诸”一样。这样讲来,这一句话就是六十而已顺的意思。顺者,是接着上面的天命,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天命。因为人力之外,无可奈何的一点,只有付诸天命了。到顺天命的时候,当然是乐天之命了。乐天之命故不忧,到了七十岁可以从心所欲,随便一举一动,统统合乎道了。孔子的修养到此是最高点。

不过我们所讲的天地境界,内可以分四个阶段,一是知天,二是事天,三是乐天,四是同天。孔子四十而不惑,达到了道德境界。五十而知天命,进到了天地境界,入于知天阶段。六十而耳顺,入于事天阶段。七十而从心所欲,入于乐天阶段。但是孔子有没有到同天阶段,还不很清楚。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可以看出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不同。在道德境界的人,所做的道德事情,出于有意的选择,并需要一种努力才可以得到。像孟子说:“生我所欲,义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不但出于选择,而且舍生取义还得要有一种努力。

在天地境界的人,所做的事情也是道德事情,不过不必出于选择,也不必需要努力。可以由于自然。不过,这个自然,并非没有自觉,而是可以从心所欲。譬如:此地有糖一块,小孩见了想吃,虽也知道糖不是他的,不能吃,但总想去吃。可是成年人见了,知道糖非己有,不能吃就不吃,也没有什么。这是成年人的了解程度比小孩为高的关系。再如:功名富贵,如果道德境界中的人觉得这是不应该得的,绝不去要的,也是出于有意的选择。天地境界的人觉得不应该要的就不要,并不要什么努力,此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由上所述,可知先秦儒家亦说到天地境界,道家的批评是错误的。不过其所用得到天地境界的方法,是由于集义,由于实行道德的行为来的,所以他们对于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分际不很清楚。可以说:他们的高明还差了一点,不能算是极高明。

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

市上有许多所谓“大哲学家”也谈命运,不过他们所谈的命运是指“先定”。既有“先定”,就有人要“先知”它,以便从中获利。例如预先知道某种物品将要涨价,就大量买进,便可赚钱;知道某种物品将要跌价,就去卖出,便不亏本。因此得大发其财,无怪“大哲学家”们都生意兴隆了。

其实“先定”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无用先知。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将来要发财,到时自然会发财;命定你要做官,将来自然做官;命定了将来要讨饭,自然要讨饭。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转变,又何必要预先知道呢!

电影《画皮》(1966)剧照。

我说的“命运”和他们所说的不同。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谈命,如孔子说:“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我说的“命”就是他们所说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来而来;“节遇”是无意中的遭遇,这才是“命运”的真意。所以“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譬如说现今的时代是伟大的,我“幸”而生在这时代;也有人说现今的时代是受罪的,我“不幸”而生在这时代。我们生在这时代可以说是幸或不幸,但我们为什么生在这时代,便没有理由可说。

命和运不同:运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的遭遇,命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的遭遇。某人今年中了特种奖券,是他今年的“运”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还不一定,因为他将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时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运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如果一座墙快要倒了,你还以为命好,立在下面,因而压死,那是活该,不能算是知命。又如逃警报,有人躲在一个不甚安全的地方,不意炸死了,这是他的“命”不好,也是他的遭遇不幸。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

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剧照。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

要成大学问家,必须要有天资,即才。俗话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一个人在身体机构上有了能喝酒的底子,再加上练习,就能成为一个会喝酒的人。如果身体机构上没有喝酒的底子,一喝就吐,怎样练习得会呢?作诗也是一样,有的人未学过作诗,但是他作起诗来,形式上虽然不好,却有几个字很好,或有几句很好,那种人是可以学作诗的,因为他有作诗的才。有的人写起诗来,形式整整齐齐,平仄合韵,可是一读之后,毫无诗味,这种人就不必作诗。一个人的才的分量是一定的,有几分就只有几分,学力不能加以增减。不过诸位不要灰心,以为自己没有才,便不努力。你有才没有才,现在还不晓得,到时自能表现出来,所谓“自有仙才自不知”,或许你大器晚成呢!既有天才,再加学力,就能在学问上有成就。

至于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分多,历史上最成功的人是历朝的太祖高皇帝,刘邦因为项羽的不行而成功。如果项羽比他更行,他绝不会成功。学问是个人之事,成功则与他人有关。康德成为大哲学家,并不因为英国没有大哲学家。而希特勒的能够横行,却是英国的纵容和法国的疏忽所致。历史上有些人实在配称英雄,可是碰到比他更厉害的人,却失败了。有的人原很不行,可是碰着比他更不行的人,反能成功,所谓“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所以事功方面的成就靠命运的成分大。“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道德方面的成就则需要努力,和天资命运的关系小,因为完成道德,不必做与众不同的事,只要就其所居之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尽伦尽职即可。人伦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必须和别人发生关系,而且必须做事。能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是道德,和自己的地位高下、事业大小都没关系。不论何人,只要尽心竭力,对社会的价值是没有分别的。正如唱戏好的人,和所扮演的角色无关,梅兰芳登台,不一定饰皇后。

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剧照。

命运的好坏对于道德的完成,也没有关系。文天祥和史可法都兵败身死,可算不幸。但是即使他们能存宋救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再增加一些。他们虽然失败,道德的成就也不因之减少一些。不但如此,有的道德反要在不幸的遭遇下才能表现,如疾风劲草,乱世忠臣。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终身富贵的人,最多能做到前者。做官发财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唯有道德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做不做的权全在自己。

有的人常常说我立志要做大学问家,或立志要做大政治家,这种人是可以失望的。因为如果才不够,不能成为大学问家,命运欠好,不能成为大政治家。唯立志为圣贤,则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成功。圣贤是道德的最完成者。普通人以为圣贤需要特别的在事功、文学方面的天才,那是错误的。孔子和孟子的成为圣贤,和他们的才干没有关系。王阳明并不因为他能带兵而成贤人。所以学问的成就需要才,事功的成就需要幸运的遭遇,道德的成就只要努力。

原文作者/冯友兰
摘编/申璐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