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一切都始于那么点运气。

 

2019年12月,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三公里外的地方,考古人的探沟不偏不倚,碰到了一件铜器,六个“祭祀坑”由此被发现。不远处,是33年前就被发掘过的一、二号坑,当时,是附近的砖厂工人在这里取土时,最先发现了玉器。


近两年,这里罩上了几个通透的玻璃房——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员钻进去,一点点剥掉三千多年前的泥土,一件件器物慢慢露出来。

 

今年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他们的成果:六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七、八号“祭祀坑”发现不少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龟背形网格状器、青铜神坛和顶尊蛇身铜人像等。

 

媒体和公众的热情一浪一浪地扑过来,考古队员一遍遍地讲述与文物相遇的故事。他们也觉得自己幸运。比如,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年轻时因为生病错过了1986年那场浩大的发掘,却在快退休的年纪,赶上了这一次。还没毕业的何晓歌,从北京来到八号坑,用三个“正好”形容这次经历:正好她的导师是研究三星堆的,正好她没有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正好三星堆有了新的发现。

 

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占整个遗址总面积千分之一左右。考古人知道,这次发掘也只是漫长征途里的“一小步”,三星堆永远是——未完待续。


2020年8月,三星堆考古大棚内的发掘者。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 雷雨 摄


最有个性的“孩子”

 

人们花了一年时间,才看清它的样子。最初,它只露了弧形的边沿,能看出是件尊的形状。在三星堆祭祀区八号坑,一层象牙铺得密密麻麻,那座后来令人惊艳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就躺在这下面。

 

那是2021年5月。清理了一段时间,象牙和泥土褪去,八号坑“坑长”赵昊蹲下来仔细观察,觉得它跟之前在三星堆发现的尊都不一样:整体瘦长,像觚形尊,尊口还有一圈小孔。他猜测,这可能是“鼓”,西南地区出土过类似文物。

 

春去夏来,在距离这件尊半米远的地方,人们又发现了罍(léi)——古代一种盛酒的容器。去年8月底,在它们中间,一座青铜人像也露了头。

 

之前,三号坑出土过类似的器物,人像的双手上举。根据经验,露出来的那截往上翘的部位应该也是手,但赵昊感到“不对味”了:怎么只有一只?

 

当压着人像的最后一根象牙被清走,他们才发现,向上翘起的,并不是手,而是身子。这是一件近乎倒立的人像:双手往下撑,人的下半身向后翻,像个U形。

 

惊喜不止这一个。人像的手挨着罍,赵昊本打算先把手清出来,没两天,坑里的队员告诉他,“不行,手跟罍焊死了。”人像的头和觚形尊离得近,大家又慢慢剔掉周围的土,一整个下午,赵昊的心里都直打鼓。清理工作持续到晚上,最终确认:头和尊也被焊死了,没有缝。

 

这意味着,原本是三件象征不同文化的器物,觚形尊,人像,方座罍,变成了一件长达1.6米的重器:青铜人像头顶尊,手撑方座罍,U形的身子往外翘。

 

当时,中央电视台本准备直播,向观众展示提取觚形尊的过程,赵昊给导演打电话解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原本那件尊提不了,好消息是,它变成了一件国宝。”

 

但故事还没结束。到了今年6月15日,文保人员赶来提取时,发现人像的身子缺了一半,坑里也没找到。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部长余健想起来,馆里有一件鸟脚人像,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纹饰和这件人像很相似。

 

或许可以试试跨坑拼接。鸟脚人像离开了展厅的玻璃柜,被送往文物修复馆。余健捏着圆柱状的鸟脚人像腰部,指尖发颤,慢慢靠近那副刚提取出来的残缺的身子,发现茬口的吻合度几乎在90%以上。

 

这场跨越3000年的“合璧”,让它拥有了一个复杂的名字: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2022年6月16日,已拼对成功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图片源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微博


它以近乎张扬的形态,再一次打破了人们的想象力。有人感叹,三星堆是不是外星文明?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三星堆应该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最调皮的、最有个性的一个‘孩子’。”


运气

 

“考古人不相信运气,只相信天道酬勤,地道酬勤。”在母校的毕业典礼上,雷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但私下里,他说,这句话是别人帮他加上去的,他还是相信运气的。

 

早些年,他的运气似乎差了一点儿。作为四川省万县地区(现为重庆市万州区)的高考状元,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却阴差阳错录到了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了这个“不喜欢也不讨厌”的专业。1984年,刚毕业的雷雨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

 

那时,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还没建起来,他跟着当时的站长陈德安,住在村民的砖房里。勘探、发掘都是露天进行,没有现在的考古大棚,更没有恒温恒湿的考古舱。同期的一个同事觉得太辛苦,后来转行去了银行。辛苦是辛苦,但雷雨不在乎,他喜欢待在野外,自由、安静。

 

两年后,一、二号坑被发现,“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开始被人们熟知。可当时的雷雨患了肺结核,只能回老家养病,几个月后,他再回到考古工地,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次重大发掘。

 

这段经历,雷雨被问过很多次。

 

“你会不会觉得遗憾?”

“不会。换了别人,可能会觉得运气不好,但我觉得没有什么。”

他总是淡淡地回答。

 

之后很多年,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并没有停下,只是外界的关注在慢慢淡去。曾有出版社来找雷雨,也有省文物局的人劝他调过去当公务员,待遇和环境都更好。雷雨问,“每天要按时打卡吗?”“当然。”他立马摆手,“不去不去,我是自由魂。”

 

改变出现在那次发掘的33年后。2019年,三星堆遗址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和四川省“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项目,考古人员期待这里能有新发现。

 

那年12月2日下午,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和雷雨正在开会,收到了来自发掘区的微信消息,“出现铜器。”冉宏林看了一眼图片,光秃秃的土里闪着一抹青绿色,他叮嘱道,“搞清楚先,不要声张。”

 

当时,陈德安刚好也在广汉,他曾主持过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发掘工作。赶到现场后,陈德安下到坑里,在那点颜色上摸了一把,说:“大口尊,没问题。”

 

“出现铜器”的地方,原本搭建着用于展示一、二号坑及复制品的展示平台。将其拆掉后,考古人员又勘探了一年,才把这6个“祭祀坑”确定下来。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幸运,像一下子开到了6个盲盒,还是隐藏款那种。

 

这回,运气终究眷顾了雷雨,“如果我们探沟的布设偏了一米,就碰不到那件铜器,可能就放弃了,或许又要等几代人才能再发现。”对他来说,再次找到“祭祀坑”,就像与老朋友重逢。


2020年5月,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的考古探方。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 雷雨 摄


“让更多人了解考古”

 

盛夏七月,走进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大棚,闷热会减少几分,更凉快的是那4个恒温恒湿的玻璃房——保护“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舱。木栈道弯弯绕绕,通向新发现的“祭祀坑”,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坑也分布在两旁。

 

常常的,当雷雨背着黑色双肩包、胸前挂着相机,出现在发掘现场,总会被一批批媒体围住。面对数十个镜头,他耐心地回答着那些相似的问题,顾不上额头渗出的大颗汗珠。末了,雷雨微笑着跟记者们说:“感谢大家对三星堆的关注。”

 

目前,三、四号坑已发掘完毕,五、六号坑完成整体提取,进入实验室发掘阶段,还在发掘尾期的七、八号坑几乎吸引了人们的全部目光,龟背形网格状器、神坛、神兽等热门文物,都出自这两个坑。


2022年7月,在二号坑旁边,考古人员正在恒温恒湿的发掘舱内工作。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换上防护服,戴上头套、鞋套,记者们进入发掘舱,把镜头对准赵昊。他留着平头,蓄着胡子,语速缓慢,介绍着还“躺”在坑里的宝贝。对他来说,这都是家常便饭,最夸张的一次,赵昊对着不同的镜头,把一样的内容讲了八遍。

 

还有一些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会来到这里,赵昊就总变着法子把知识讲得更通俗,比如,提取文物时,要先把3D打印的硅胶保护套罩上去,“就像面膜”;提取象牙时,要用高分子绷带捆扎,“绷带变硬就像米饭变硬。”

 

不远处的三星堆博物馆,也迎来了暑期旺季,每天能接待一两万游客,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车龙,馆内也是人挤人。目前,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10月能正式开放。

 

2022年7月,三星堆博物馆迎来暑期旺季,许多游客在青铜大立人前驻足、拍照。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很明显,三星堆火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赵昊觉得,这对广汉和考古研究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公众对考古行业更了解,也会让这个专业招生更容易些,能吸引到更多人才。

 

许丹阳对此深有感触。“95后”的他是四号坑的负责人,也是最年轻的“坑长”。三星堆引发关注前,亲友们对他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有人拿着淘来的物品让他“鉴宝”,也有人请他去看风水,还有亲戚叮嘱他,在野外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小心灵异事件……

 

三星堆火了之后,亲友们逐渐了解他的工作,也消除了之前的误解。许丹阳说:“希望有更多人了解真正的考古,理解考古人,我们真不是在荒郊野岭挖宝的。”


赵昊记得,2021年2月,初到广汉时,自己的外地口音常引起当地人的注意,闲聊时,他发现很多人根本没去过三星堆博物馆。不过两年时间,有些居民再遇见赵昊,竟会主动问他考古进度。

 

“当我们在进行遗址保护时,周边民众的支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只有了解考古,才会主动去保护文物。”赵昊说道。

 

 “未完待续”

 

人们都爱把目光聚集在大件的铜器上,但在有些人眼中,坑里那些不起眼的物质,才是最珍贵的。

 

在发掘现场,有几间实验室,郭建波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里面。他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馆员,肩负着在这里寻找丝绸的重任。虽然他总是一身运动装扮,却常常久坐不动,一坐便是一整天。


2020年12月,郭建波在观察文物表面,寻找丝绸。  受访者供图

 

“从考古学分析和出土的器物来看,三星堆可能是有丝绸的。”郭建波说道。但最初,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在四川地区的考古发现里,从没出现过丝绸。他先从一、二号坑出土的文物入手,每天拿一把放大镜,着了魔似的盯着看,有时候做梦都能梦见丝绸。

 

那片日思夜想的经纬组织,后来终于找到了。样本被送到中国丝绸博物馆检测,检出了蚕丝蛋白信号,确定了三星堆有丝绸。

 

这一次发掘中,丝绸也出现了。2021年初,考古人员在四号坑发现了一团类似麻线的物质,随即取走了周围的土样。郭建波用显微镜观察,看到了黄米粒般大小的丝绸。“考古发掘,不仅仅是在于出土多少件青铜器或其他器物,而是在于我们能否发现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能否体现与以往发掘不一样的地方。”郭建波说。

 

惊喜仍在继续。最近,在八号坑,他不仅找到了丝绸,还发现其表面有涂层。他推测,这或许让丝绸具备了书写的可能性。进一步观察,他在丝绸表面发现了不同的颜色,红色、黄色、黑色。


2022年5月,显微镜下,八号坑出土的丝绸。  受访者供图


在古代,丝绸是能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在上面书写祝福和祭语,不是没有可能。郭建波和团队希望能在上面找到完整的符号或文字,但很快陷入瓶颈。那些颜色星星点点地分布,连不成笔画,郭建波感叹,“就差那一撇。”

 

冉宏林也做过类似的“美梦”。梦里,他发现了像文字又像图画的东西,刻在人头骨内侧,还有落款和时间。醒来后,他觉得自己是“一梦多想”:既想找文字,又想找到人骨,还想确定年代。“人就要有梦想,否则与咸鱼有什么区别。”

 

作为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也是本次考古发掘的领队,冉宏林自称是在三星堆待了十年的“老头儿”。在微博上,他会祈祷自己能“美梦成真”,也会分享考古发掘日记,还有在院子里种的菜,养的鸡。

 

也有一些“梦”真的实现了。比如,三星堆的年代确定了。考古人员在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后发现,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些坑的性质,一直存在着争议,当称它们为“祭祀坑”时,冉宏林会严谨地加上双引号。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三星堆很有可能不是直接的祭祀场所,而是掩埋器物的地方,红烧土块则是证据之一。


在八号坑发现的红烧土块。  三星堆特约摄影师 余嘉 摄


在发掘现场,再普通的土块也会被小心装袋、编号、保存。“这是在为未来保存样品。”冉宏林说。它们包裹着历史的真相,等着人们一层层剥开,“现在还没办法进行那么精细的研究,等将来的科技发展得更好,就可以解答其中的秘密。”

 

当然,很大的可能是,有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

 

不过,考古人能看得开。赵昊曾对记者说,不是所有考古人都能挖到好的遗址,他的快乐是解答一个个小问题,例如,人像和尊的焊缝有没有焊死。

 

五、六、七号坑的负责人黎海超亦是如此。他说,用刷子把器物刷出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考古是特别漫长的。“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历史问题,在现有的水平下,走好每一小步。”

 

冉宏林说,三星堆还有很多谜题没有揭开,比如,是否有文字、大型墓葬和青铜作坊等,仍需要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他既期待,又满怀信心,“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永远是‘未完待续’。”

 

“沧海桑田”

 

对于考古的意义,雷雨更是云淡风轻,“就像人的眉毛一样,无关生死,但会让人更美好。”

 

何晓歌能理解这种感觉。大四时,她第一次到殷墟遗址实习。第一次摸到出土的文物,不过是几块硬邦邦的陶片和石头,但是一股暖流不断地从指尖往身体里淌,“感觉很神圣,像在跟几千年前的人握手。”


2021年3月,考古人员在清理五号坑内的金器。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 雷雨 摄


不过,那只是短暂的瞬间,多数时候,这份工作没那么浪漫。

 

2021年初,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攻读博士的她来到三星堆。那会儿,八号坑刚往下挖了20厘米,在满是硬黄土的填土层,没有太多发现。

 

这个梳着高马尾、戴着黑框眼镜的女孩,整日拿着小竹签、小刷子,蹲在地上,慢慢“抠”。八号坑的灰烬层很厚,有十几厘米,每往下清理一两厘米,就要扫描、编号和提取。由于长时间蹲着,她的膝盖半月板磨损严重,有积液,还绑了一个多月的石膏。那段时间,如果你在发掘现场看到一个“僵尸跳”的女生,就是她。

 

一挖就是半年。灰烬层布满了炭屑和土粒,编号的文物近4000件。金器和玉器显眼,但量少,更多的是小铜器的碎片,只有指甲盖大小。赵昊回忆,“当时大家心态也有点崩,不知道什么时候挖到头。”

 

难熬的日子里,队员们喜欢“串坑”。到“聚宝盆”三号坑,看看人家又挖出了什么宝贝,再期待自己坑里的文物出土。八号坑是金属反应最强烈的坑,可能存在大量高密度的金属堆积,望着满是碎片的灰烬层,何晓歌也会担心,“害怕那些金属信号都是这些碎片发出的。”

 

揭了一层还有一层,最让人绝望的是象牙层。“没有别的,只有象牙。”何晓歌说道。经过3000多年的掩埋,它们像点心一样酥软,一捏就碎,考古队员要趴在一平方米大小的空中小吊车上清理,另有一人在坑边操控吊车方向,这叫“开车”。

 

这辆“车”并不稳,有些晃动,再加上长时间头朝下,人很容易晕。轮到“上车”的队员,当天一般不敢吃太多,怕吐。一天的工作结束,小吊车往上升,何晓歌抬起头,对坐在坑边的同伴说:“你不要晃,不要在我脑袋里晃。”

 

2022年6月,何晓歌(右)与队友王春铃在发掘八号坑的文物。  三星堆特约摄影师 余嘉 摄


提取象牙时,文保人员要在象牙表面裹上保鲜膜,保住水分,再用纱布和高分子绷带捆扎,等绷带变硬后再取。每天只能提一两根。直到今年4月,八号坑终于提取了第397根象牙,也是六个“祭祀坑”中的最后一根。

 

就这样,过去的一年里,何晓歌见证了八号坑一点点地“降”下去,琳琅满目的青铜器出现在眼前。她说,这大概就是“沧海桑田”。

 

这样安静、甚至有些无聊的工作环境,在很多考古人眼里,反而是“世外桃源”。

 

黎海超就喜欢待在坑里,把脑子放空,把土清去,再把文物挖出来,没人能打扰他。他更怀念在野外考古的日子,能远离很多烦恼,简单纯粹。忙完工作,等到午饭时间,去村里唯一的小卖部,买罐冰镇的菠萝啤,“咕嘟咕嘟”灌下去。而他现在要负责五、六、七号坑的考古工作,要兼顾四川大学的教学研究,还有一些媒体接待,日程填得满满当当。


雷雨住在旧的三星堆工作站,屋内摆满了书。  受访者供图


不用去发掘现场的时候,雷雨喜欢待在旧的三星堆工作站,和几个保安住在一起,还有别人送他的两只猫。那是一栋三层楼房,他住在一楼,门前栽着几盆多肉植物,屋里摆满了书。日子很自由。吃过晚饭,他睡一觉,再起来写考古报告,直到凌晨四五点。

 

蝉鸣消去,雏菊隐进夜色,只有星星在闪。写累了,雷雨就看一眼窗外,不远处是三星堆考古大棚,那里的灯彻夜通明。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郑欣怡 四川广汉报道


编辑 彭冲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