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李雪健后,所有亲历者都达成了一个共识——这是一场洗涤灵魂之旅。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北影节)于8月13日开幕,天坛奖国际评委会主席由人民艺术家李雪健担任。电影节期间,新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和他聊了聊电影节,以及对行业、对后辈的看法和建议。因为过往的病根落下的后遗症,他声带受损,说话吃力。几年前,李雪健会因为说台词困难、讲话不利索感到自责、焦虑,他害怕给大家添麻烦。但这些年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后,他不再纠结,尽量去说、尽量去演。面对任何情况、任何人,他的原则都是不能因为自身原因给别人找麻烦,宁愿他等别人,也绝不让别人等他。

李雪健说,演员是他最重视的本职工作,他会一直演下去。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把话说漂亮,李雪健不会;让他自我宣传、包装,他根本搞不清楚这类“现代词汇”的概念……采访现场,希望他为我们即将刊登的封面图片摆个造型,对这个娱乐圈里几乎人人都已习惯的要求,他却难以消化,有一些紧张,手足无措间说着,“摆不来啊,不会摆啊”。想了半天后,他定定地站在那里,双手紧握,拘谨、礼貌地看着镜头,害羞地露出笑容。拍完后他拉着记者、摄影师握手致谢,让人想起了他曾经对拍摄写真的态度——“我又不是帅哥,写什么真啊?”

但这辈子,为了表演,李雪健什么都可以做。提及与戏相伴的人生,他说自己是快乐的,有说不完的回忆。演员,是他最重视的本职工作,也是他最珍惜的两个字,是将健康搭上去也不会后悔的选择。你问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消耗自己,他沉默数秒,语速很慢、很慢,但却很坚定,“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时代、伟大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幸运儿,你说你有什么是不能付出的呢?你都幸运儿了,这点付出又算啥?小时候我在农村长大,亲眼看到过饿死人,还有为了生存吃树皮、吃土的,比起那时,现在条件多好啊,你说你不做点啥,对得起时代吗?对得起你的亲人吗?对得起自己吗?要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啊!”

他说,未来对于表演还有很多想做的事,“会一直、一直演下去”。

北影节
“一路走来,我最珍惜眼下” 

担任本届北影节国际评委会主席,李雪健左思右想,大概没有比“缘分”更适合形容这件事了。

从领奖人到颁奖人,再到评奖人,他与这个电影节有缘:2012年,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李雪健获颁2011年度电影杰出贡献者,他是领奖人;第八届北影节,他是颁奖人;第十二届,也就是本届北影节他是评奖人。“我愿意当评委会主席的原因是社会、行业、观众,对这个电影节很关心,他们寄予了很多期待,也想看看评委评选出来的电影是不是他们心里的(最佳)。电影节能推动我们的文化艺术,能给人民带来精神食粮。从人民中来,再到人民中去。我有责任参加北影节发挥作用,帮助电影发挥它的意义。”

第十二届北影节国际评奖委员会成员亮相开幕式红毯(左起:吴京、秦海璐、李雪健、柯文思、郭帆)。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第十二届北影节开幕式上,当主持人宣布评委会阵容后,李雪健走向舞台中央,他健步如飞,浑身洋溢着“精气神”,随着他的步伐,全场嘉宾起立鼓掌,向这位德艺双馨的电影人致以由衷的敬意。那个画面,李雪健看在眼里,你问他有什么体会,他浅浅地咧了下嘴角,眼神里带着些感动,谦虚地摆摆手说“受之有愧”。李雪健走到哪里都是让人们尊敬的表演艺术家,他的名字总是出现在后辈口中,被称为“偶像”。只不过崇拜和赞美在他这里没什么用。很多次审视自己,他总觉得“还需要进步”,赞美鼓励永远改变不了他的想法,他说这可能与他的性格、经历有关:“一路走来,我真的很珍惜今天。我是农村娃出身,后来当了工人,又当了解放军战士,部队里我是文艺兵,再到后来当了真正的演员,这一路真的挺不容易的。也让我的人生观、审美观、世界观等方方面面逐渐走向成熟。走向成熟了,你就更明确了,一定要做好自己,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起码以我的经历,以我对社会的了解,以我对人生起起落落的感受……(沉默数秒)谦虚使人进步,要锲而不舍啊!”

有些至理名言,从李雪健口中缓缓道出,你会感同身受,似乎没有谁比眼前这位“戏比天大”的演员更有发言权。从艺四十多年,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感知、经历、执行着这些亘古不变的道理,“道理是这样说的,人生也真是这个道理”。

北影节期间,作为评委会主席有很多事务要完成,做事一向严于律己的李雪健要把每一件工作做好,不仅要带领整个评审团观看16部入围电影,还要出席评委见面会、大师班等一系列活动。但不管多忙多累,他都想给大家呈现最好的状态。有人劝他“李老师,要不您休息下,不参加了吧”,他不同意,“我要去!”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他的目标就是要把天坛奖的入围影片评好、选好,他希望选出真正好的,也能得到观众认可的影片。“电影是一个国家的脸面,也是一个民族之魂的具体展现。”开幕式上,李雪健的致辞掷地有声,他也用实际行动,同心,笃行。

和李雪健谈心
“我演得再好,也是沾原型的光”

做了一辈子演员,李雪健认定,他是离不开戏的。从影四十余年,他先后参演了近90部影视作品:他饰演的焦裕禄、杨善洲,早已是新中国电影历史中的经典;他出演过电影《横空出世》《中国轨道》,片中他与专家们一起指挥着天上的卫星,一同见证了“原子弹爆炸”。在他的定义里,拍戏从来不是一件享福的事,绝不是拿角色来图名图利,要真的演好一个角色,让他完全浸入自己的身体。他说演戏确实有累的时候,也会为稍有不慎留有遗憾而“伤心”,但每每塑造,都让他的心灵受到净化,都是一种乐趣。

三十多年前,他曾在颁奖典礼现场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话出自于他对角色和演员关系的深刻认识,他笃信“演员永远超越不了自己饰演的角色”。演员是沾了角色的光,离开了角色,什么都不是,演得再好,对比起真正的“他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演员和演的人靠得再近,也只有学的份儿。

李雪健凭借其主演的电影《焦裕禄》获得了金鸡奖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

新京报:李大钊、焦裕禄、杨善洲等,您演了很多“大写的人”。成为他们的过程中,也必然会经历他们的苦难和劳累,但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抹去自己的付出?

李雪健:你的情操、你的精神,再靠近你演的人,你也只有学的份儿。这世界上有很多“大写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他们没什么名气,做的却是最危险、最难的事。你以为科研就这么简单?上天就这么容易?我虽然出演了他们,但我能和他们比吗?演得再好,我会比他们强吗?永远不会。科学家、航天员、扶贫干部……他们谁不辛苦,谁不比我难?我演过科学家、测控员,见证了当年的奋斗有多难,现在航天技术的发达,是他们真真实实奋斗而来的。再比如焦裕禄,他用生命和他的一生为人民服务,我的那点儿付出根本没有可比之处,我演得再好也只是在学习他们、塑造他们,沾他们的光啊。

“电影是集体创作,演员只是表演劳动者”

在剧组待了几十年,要论最惬意享受的时光,李雪健会脱口而出“剧组生活”。他说,拍戏是纯粹的,什么都不用想,就和一群热爱艺术创作的人打成一片。至于自己,做好准备,穿上戏服、化好妆,“上就完事了”。他喜欢跟着剧组走南闯北见世面,也希望通过角色抒发自己的心中所想。拍戏用尽全力,下戏回味后劲,最幸福的片刻是消耗完精力、体力,去剧组排队领餐。他喜欢自己手捧着热腾腾的盒饭时的模样,因为这代表着他又在为角色努力了。

这些年,很多人和他聊天,说他太不珍惜自己,不把他的“地位”当回事,算功劳时恨不得卑微到尘埃里。和李雪健聊起这个问题,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这种态度有何不妥,即使是被外界视为其艺术巅峰的1990年(这一年,李雪健主演的电视剧《渴望》、电影《焦裕禄》相继与观众见面,他也凭借这两部作品获得了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及金鹰奖)他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演员只是剧组里的一员,没有整个组里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又到哪儿去拿奖呢?

李雪健说,他是个幸运儿,就比如在电视剧《渴望》中,他饰演的宋大成(左一)原本只是配角,因为观众喜欢把他当成了主角。

新京报: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大家公认为是您事业的首个巅峰期,对成就一向无感的您,怎么就对荣誉这件事情提不起劲呢?

李雪健:巅峰不巅峰,我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没想过?是因为那个年代完全没有这些意识。

那时我正当年,36岁,也年轻,但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过,我有两个发现,一是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比如演《渴望》,最开始我是大配角,后来观众把宋大成(李雪健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当成了主角。也是导演鲁晓威信任我,在进空政话剧团的时候,他爸爸给我写过介绍信,相对来说他对我有所了解,相信我能把角色演好,要不我演不出宋大成。二是我演的这些人都太好了,老百姓把他们对英雄的爱戴寄托在演员身上,对我的喜爱是托了这些英雄的福。我只不过是一个“应该演好”的表演劳动者。

电影创作是导演艺术,在导演领导和组织下整个剧组进行集体创作,他们才是电影的核心,带着大家一起积极创作,打造作品。我从来不认为荣誉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对集体创作出的艺术结晶的褒奖,我们应该珍惜、尊重集体的努力,一个演员的微薄之力,有什么好提来提去的?

“观众看了满意,背后的苦还算得了啥”

所有和敬业有关的问题,李雪健的回答大多就六个字“应该的,必须的”。

他很难说清楚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表演,只知道到了戏里,身体本能的反应就是不计一切投入到角色中。与他聊曾经塑造过的角色,他最为激动,那些角色的表情、台词至今都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例如,如何饰演焦裕禄、杨善洲,他年轻时说过很多次,简单总结起来就是要通过这些表演,去寻找、抒发演员的真情。戏外他总是反复说,没有这些人的付出和心血,不会有这么安逸舒坦的现在,红旗是靠烈士、先辈的鲜血染成的,能演这些伟大的人有什么可考虑、可犹豫的?“你要让我上,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演好,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没有任何条件可讲,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演好他”。但他也有遗憾,比如他觉得电影《横空出世》里的自己太胖了,出演电视剧《水浒传》里的宋江用的不是原声……

年轻时,有机会他就拼命上,觉得这样的自己很了不得;但现在年纪大了,也没过去能“熬”了,他会在意接的戏能不能成功,要找那种自己能完成,也让自己动心的角色。

李雪健认为,吃演员这口饭要凭良心,要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观众。  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新京报:您说自己想演的角色还有很多,也会一直演到演不动为止,表演上您信奉的精神是什么?

李雪健:演员刻画人物,不分好坏,但必须要有生命力。对于一个角色,演员应是虔诚的,做好充分准备,有戏就倾情地演,要凭良心吃演员这口饭。任何一个戏到了你面前,哪怕再小的角色,宣传、炒作,说得再多,都不如你真正用表演创作出一个老百姓喜欢的、认可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要经得起观众的检验。他们看了不满意,你背后的付出就白搭。再说了,如果你演的这个角色,能在老百姓心中产生正面的影响,你在背后吃的那些苦,算啥啊?你说是吧?我记得当时在马兰(基地)拍戏时,那地方真的什么都没有,荒土、贫穷,但他们依旧坚持完成了自己的科学梦,“马兰精神”感动着我: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

“别的能力你没有,以身作则行不行?”

和李雪健合作过的人,都会被他的敬业、专业感染。北影节主宣片《开幕》中,尽管只有他四个镜头、三场戏,李雪健却将它当电影来演。他在家里提前准备了衣服,带到片场,一套套地穿给导演陆川看。他觉得片中自己饰演的老放映员应该有些沧桑感,于是给自己架了副眼镜;为贴合角色,还要戴帽子,他一遍又一遍地搭配,供导演拍板。陆川也将他对角色的用心看在眼里。尽管这位放映员没有台词,但李雪健的几个表情、神态就足以道出一位电影人对电影的爱。

北影节主宣片《开幕》中,李雪健饰演了一位老放映员。  主办方供图

你让他分享一些把戏演好的经验,他挺直身板,“演员是国家、人民、社会赋予的一个职务,这两个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演员做好了,对人民、国家有贡献了,又有了艺术家,也叫心灵工程师,但作品才是立身之本。”对于记者提到的不敬业的行业现象,李雪健也愤怒,他没有多说,只是反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是怎么当上演员的呢?”

新京报:在如今大环境的影响下,演员这个职业有特殊性,让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的初心变了质,为名为利,轻视且亵渎了这个职业,您想改变这种不足吗?

李雪健:这是慢慢形成的,文化艺术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以后,会有不小的变化,有些不敬业的演员,就像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他们总想着成名,想着轻松,谁让他变成这样的?是社会,是利益,是商品,他们在意的不是演戏的好坏,他们在意的是点击率,在意能从角色身上得到什么,就像他们的竞争对手,不管好坏都会被黑得一塌糊涂。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来关注,来彻底解决,我说,他们听吗?谁听?比如当年我参加《开讲啦》,有个年轻演员质疑“一个腕儿串戏拿了好几十万片酬”,传下来的是我跑龙套拿了40万,过段时间还说我拿了60万。我说这个不是真的,你们去看看到底是谁,但我说话算数吗?这些年,别的传不下来,这个倒是传了很多年,我很心痛。

所以,因为利益,我们行业产生了很多问题,实话实说,改正歪风邪气,最有发言权的是你们(媒体),你们比我看得多、见识多、想得多、发现得多,你们有平台,也有说服力,你们很重要。再者,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要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而不是一个演员说几句话就可以改变的。另外,最重要的是,别的能力你没有,但一定要把自己做好,这个能力你是有的啊!以身作则,坚持、坚守自己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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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新京报对李雪健的第一次采访,是在北影节前夕,那天他要为北影节拍摄主宣片《开幕》。剧组原定李雪健7点30分开始化妆,可当天刚过7点,记者就从组委会工作人员那里得知,“李老师6点就到了”。比约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连化妆师提起这件事都觉得羞愧,“李老师比所有人到得都早。”问李雪健,迟到是不是你最忌讳的事情?他说大概是因为有过多年的当兵经历,如果迟到了,他会很难原谅自己。再加上他家离拍摄地很远,他怕堵车,所以“赶早不赶晚”。因此,每次坐飞机他都会提前到机场,哪怕在休息区待上两个小时,他也觉得理所应当。

问他“要拍主宣片了,激动吗?”他双手合十,笑笑后凑近记者耳边,示意他没太听清,让记者再说一遍。这是放疗的后遗症,如果不戴助听器,他很难听得清,必须要很大声、很慢地凑近他的右耳,跟他说话。

他会将自己的身份放得很低,在公共场合回答完问题,都会起立鞠躬,向聆听他讲话的人以示尊重。他对任何人的合影要求来者不拒,北影节期间深夜看片,他觉得因为他的工作耽误了酒店工作人员收工,主动提出要与他们合影留念。

而再一次相见,是约采的那一天,他笑着将记者迎向他的书桌,从文件夹里拿出特别托助理去打印出来的采访提纲,边翻看边得意地说“我心中有数”,但也要从现实情况出发,时间有限可能“聊不完”。那张写有近四十个问题的采访提纲上,每个问题下都密密麻麻地记着他的手写笔记。这是别人劝不了的。原计划45分钟的采访,最后拉长到了一个半小时,想早点让他休息,也就不再问了。结束采访后,他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说“来击个掌”,那一刻他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首席编辑 吴冬妮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