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秒内接起120总调电话,2分钟内急救车启动出发,这是一个时刻都在“冲刺”的职业。

 

两年前,35岁的刘洁脱下军装,之后考入北京市朝阳区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又称北京市急救中心120朝阳分中心),成为一名急救医生。

 

“能不能不要挂电话,我自己在家,现在心率150(次/分钟)以上了。”8月9日晚,刘洁夜班接到一个急救任务,患者是一名33岁男性,主诉心前区不适。该患者位于东四环,晚高峰期间交通拥堵,刘洁提前拨通了患者电话指导其自救,听声音能明显感受到他的严重焦虑。

 

心前区不适是120急救的一大类型,发病时间短、症状强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为保证最快时间出车,每次交接班之前都需要提前做好清点工作:急救箱、心电图、外伤箱、心电监护仪、插管箱、简易呼吸器、担架……一样都不能落。路上医生会提前联系患者,初判病情、指导自救、缓解焦虑,同时根据情况准备急救设备。

 

“您别着急,我们正在往您那儿赶。”“马上就到了啊。”一路上,刘洁始终举着电话,让患者就地平躺,“有氧气可以先吸上,深呼吸。”她语气平缓,不断安抚患者,同时提醒司机尽量快一点。不到十分钟,刘洁和同事就带着急救箱、心电图等设备,跑进患者家中。

 

拨打120时,急救医生就是患者的唯一依靠。镇定平和的语气、专业干练的动作、一步到位的指导,这些带来的安全感无可替代。而能将患者从危险边缘拉回来所带来的职业价值,是刘洁最骄傲的事情。

 

大学时期,刘洁就选择了医学专业。毕业后参军,又在驻北京部队的门诊部从事医疗工作。如同每个普通人的生活轨迹,恋爱、结婚、生子,家也搬到了离单位更近的小区,一晃13年。

 

35岁,是一个被许多人冠以充满压力和责任的年纪,对于刘洁而言也不例外。这一年,刘洁脱下军装,退出现役。摆在她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

 

家里有个6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丈夫作为总工程师总是非常忙碌。父母希望刘洁可以选择一个轻松安稳的工作,为了她自己,也为了这个家。但军人出身的刘洁独立自信,即便面临着很多现实意义上的“阻力”,她依然想要在生活的缝隙里,继续追寻自己的职业理想。

 

脱下军装后不久,新冠疫情暴发。“做军人时,没上过战场,疫情来临,希望自己也能‘冲锋陷阵’。”刘洁选择报考急救医生。

 

2021年初,刘洁如愿穿上“大白”服,成为新冠疫情防控战中的一员,负责转运救治确诊和密接人员,并在今年参与北京冬奥会闭环转运任务。

 

对于原先在门诊部工作的刘洁来说,新工作首先带来的是专业上的挑战。过去的单位医院接诊数量不多,更少有危急重症,“除颤仪一年都不一定用到一次”。刘洁有时也会惋惜,安稳的环境反而少了专业上的精进。来到急救站,早班8:00-17:00,晚班17:00-8:00,下班后还要整理病历,夜班结束一般要中午才能回家。

 

不仅如此,刘洁还要面对心理上的考验。一个急救车组由医生、护士、司机、担架工四人组成,车组医生是第一负责人。120急救出车情况各异,有车祸现场、有刑事案件、有老人弥留、有孩子受伤……冲击性画面超出刘洁此前预料。她仍记得有次深夜出任务,一个心衰的老人,尽管他们以最快速度抵达现场施救,患者还是没有了生命体征。那是她第一次直面患者离世,“为自己没能挽回一条生命感到无力”,刘洁有时想,可能是自己还不够老练。

 

在急救站,女性总是少数。刚到十八里店乡周庄急救站时,她是6个车组中唯一的女医生。急救转运有时人手不足,她也会上前帮忙抬担架,同时还要拎着心电监护仪器。“可能是从军经历锻炼出的身体素质还不错吧。”刘洁开玩笑说。

 

这份时刻在冲刺的职业,其实更看重耐力。看着身边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刘洁也不确定自己可以干到什么年纪。她和同事常常苦中作乐、自我宽慰——盯住眼前这一个病患,“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做精湛,再说其他”。

 

今年8月19日,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也是刘洁转为急救医生后的第二个医师节。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人命关天……这些美好也沉重的词,寄托了公众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赞誉和期待。“在我眼里,医生始终是带有光环的。”这份光环让刘洁愿意选择“困难模式”,在经历中感受生命的重量和自我的价值。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李欣侗 赵亚楠 王方杰 周博华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