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医生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病房为病人做重症超声评估。资料图。图/新华社

近日，《健康时报》从四川省乐山市卫健委得知，针对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被传关停一事，分流相关事宜仍在开会商讨中，具体方案将尽快公布。此前，据有关医疗新媒体反映，该院职工曾经连续几个月没有基本工资、未能缴纳社保。

据媒体援引该院职工所言，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该医院的亏损面即高达2000万元，欠了多家供货商的钱；后来，医院的运营成本因疫情加大，由于三角债的原因，一家药品供货商起诉了医院，之后又陆续有多家企业跟进，导致医院账户被冻结。该院已从2021年7月停业至今。

实际上，自疫情以来，基层公立医院因大幅亏损而致经营困难，并非个案。部分地方的基层公立医疗机构，正面临不同程度的债务影响，严重者甚至濒临关停与倒闭，这一现实困境，无疑需要相关各方给予足够的重视。

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两年多。两年多以来，全国公立医疗机构承担了定点隔离、定点救治、外派驰援等任务，出现“两升两降”趋势，收支相抵后，基层公立医院的亏损面进一步扩大。

“两升”是指防疫设施改造和物资购买成本、防疫医护人力成本同步上升；“两降”是指部分地区受疫情管控措施影响停诊，导致诊疗收入下降，地方政府财力不支后又导致补偿能力下降。

2022年7月，国家卫健委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20个省份医疗盈余为负，占比62.5%，较2019年增加56.25个百分点；753家三级公立医院医疗盈余为负，占比43.5%，较2019年增加25.89个百分点。

近日，我在福建某山区县调研时，也对此深有感触：当地的工业、服务业相关支柱产业受疫情影响很大，全县2021年财政收入仅10亿元左右，全县包括县、乡、村三级所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投入不到500万元，对新冠疫情以来新增开支的补偿更是存在缺口。

当地乡镇卫生院院长反映，新冠疫情以来，既要出人参与核酸采样、“敲门行动”等，又要出物，包括核酸采样场地、下乡防疫车辆、卫生院门口岗亭，还要出钱补贴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差额，但往往抗疫津贴补贴的发放并不到位。

当前，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机制可以概括为“发展建设靠政府，运行靠医疗服务”。2020年，为避免现金流断裂，已有2442家医院通过短期借款，获得现金流3225亿元，比前一年同期增加799.3亿元。

今年起，随着新冠病毒不断出现变种，鉴于疫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医疗机构无法提前规划其专科建设的投入产出，无法说服银行进一步扩大贷款支持。因此，不排除有个别基层医疗机构出现资金严重断流，甚至面临关停、倒闭和重整的危险。

重重问题之下，也得避免经营困难的医院采取各类手段，将费用负担转嫁给患者、转嫁给医保基金的风险。此前，广州、武汉等地就曾出现了通过篡改肿瘤基因检测结果、串换骨科高值医用耗材等欺诈骗保的行为。目前，国家医保局已经严肃查处、全国通报，并追究相关医药企业、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急救中心，医生在查看电脑里的患者资料。资料图。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众所周知，公立医疗体系，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我国健康服务体系的“网底”。基层公立医院能否留得住高水平医护人员，在抗疫之余做好日常诊疗服务，事关当地民众健康权益的充分实现。

为此，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要继续帮扶因疫情遇困的医疗机构。而在当前情况下，为保住公立医疗体系的网底，我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严格限制地方滥用公立医疗资源。当前，基层医务人员工资少、待遇差、工作饱和度高，部分地区的基层医务人员还要被摊派各类核酸采样、入户宣教等工作，甚至在高温天超长时间工作面临热射病风险。

各地决不能“鞭打快牛”，让公立医疗承担不合理的“政策性亏损”。近期，面对本地大规模疫情，福建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管局，动员了96名零售药店从业人员支持核酸采样工作。这种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的做法，值得推广。

二是全面调查公立医疗机构亏损情况。2020年，新冠疫情“武汉保卫战”后，国家卫健委曾对全国公立医院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结果虽然尚未全面公布，但支持了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中央决策，也化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两年多过去了，公立医疗体系的财务状况有了新变化，但亏损原因也需要客观分析。

比如，有的“政策性亏损”急需优化防疫政策、日常医疗管理政策；有的“疫情性亏损”急需对因疫情减收部分进行足额补偿；有的“管理性亏损”则需要医院自身减少材料浪费，提高运营效率。这一切，都有待从国家层面摸清底数，精准施策。

三是遏制公立医院的过度扩张。辽宁省葫芦岛市卫健委在答复政协委员相关提案时就曾明确表示，公立医院债务居高的主要原因还包括，远超过自身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设备盲目投入、薪酬绩效机制不合理、材料跑冒滴漏等。

当前，一些公立医院仍盲目追求多院区发展，大举购进高档医疗设备，如果对医疗服务行业、医药健康产业缺乏深入研究，就可能造成新的负债。因此，还得要落实国务院提出的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

就拿四川省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为例，该医院始建于1968年，历经铁路职工医院、市属医院、乐山市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三个时期。虽然该院只是一家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并非“三甲”的省属大医院，但并不妨碍其大幅购进设备，最终巨额投资并没换来足够回报，并在供货商起诉下被迫关停。

当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经进入第三年，公立医院特别是一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经营困难或进一步放大。唯有多措并举，方能确保基层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转，让我国健康服务体系的“网底”更牢靠，护佑民众生命健康安全，也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撰稿 / 梁嘉琳（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编辑 / 刘昀昀

校对 /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