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三星堆祭祀区最新考古发掘成果：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7、8号祭祀坑发现许多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龟背形网格状器、青铜神坛和顶尊蛇身铜人像等。
当然，这并非三星堆考古发现首次引发关注。早在1934年，这片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鸭子河畔的三星堆遗址就已经得到初次发掘，并由此拉开了三星堆考古的时代序幕。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数千件珍贵文物的井喷式涌现——巨大的青铜人像，近四米高的青铜神树，以及双目外突、形容粗犷的青铜人面像等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这些区别于中原文化的青铜制式不仅带给人们以视觉冲击，更激发了民众对“神秘”三星堆文明的好奇与猜想。
三星堆文明与古蜀国、中原有怎样的关系？三星堆与外部文明是如何交融的？三星堆背后最大的谜团是什么？8月2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联合汉唐阳光，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三星堆之惑》作者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围绕三星堆引发的困惑展开对谈，共同探讨三星堆考古发现背后隐藏的文明密码。
三星堆博物馆内的青铜大立人。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谈及第一次直面三星堆出土文物时的感受，许宏和马勇频频提到的一个词是“震撼”。“学者或是专家也是人，我们在看这些时和大家的感觉一样，也觉得它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据马勇回忆，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曾亲临川蜀，有感于三星堆遗址迥异于中原地区已发掘文物的面貌。自那时起他便开始思考，中国文明的起源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般单一。“我们已知的东西其实远远小于那些未知，今天的人们也未必比过去的人类更牛，从三星堆反映出的文明成就看，过了几千年的我们也不过就是这副样子。”
在“震撼”的另一侧，考古人许宏则补充道：“太阳底下无新事”。即便学界暂时无法解释其中原委，但三星堆文明总体仍未超出人类的认知范畴，而考古的长处恰在于尽可能提供一种宜粗不宜细的解释。他将自己定位于三星堆的“围观者”，主攻中原考古的研究站位也让他处于距离三星堆不远不近的位置，“既不会离得太远而看不真切，也不会靠得太近而生出‘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
不过，在许宏看来，上古史的考古的确无法给大众提供一个定论式的标准答案。相比于解惑，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称之为“献惑献疑”，即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那么，在由三星堆引出的诸多困惑中，其背后的最大谜团是什么？它后来去了哪里？以及更为重要的或许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文明演进中的“多元一体”？
三星堆之谜：有别于先秦礼乐文明的巫鬼文化从何而来？
近年来，随着三星堆多个“祭祀坑”的接连现世，该遗址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中，多种造型奇特的青铜器成为关注的焦点。许宏谈道，这些青铜器与我们熟知的先秦青铜礼器完全不同，充满浓重的巫术色彩，明显超出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认知框架。而这种反差恰恰是对我们既有认知的警醒，许宏引用台湾学者王明珂的论述：当我们对我们的考古发现表示讶异、惊诧、不理解甚至觉得不可思议时，首先要思考我们认知的前提是不是有问题。
在许宏看来，三星堆留给人们的启示在于早期中国并非铁板一块，分布有多个各自独立的多元中心。笼统而言，三星堆所处的成都平原位于长江上游，属于广义的长江文明，从长江下游的良渚到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再到长江上游更晚的三星堆文化，这一带基本上弥漫的是巫鬼文化，而与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中原文明相比确有差异。两者的分野在于，中原地区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而长江一带更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当地普遍“信巫鬼、重淫祀”，祭祀活动泛滥。
这种有别于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文化范式从何而来？围绕这一话题，学界内部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是“传播说”，即认为三星堆文明包含有外部地区的新的文化因素；其二则是“独立发生说”，认为它是成都平原本土的土著文化的变异。
马勇对“外来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当现有的考古发现仍无法证明三星堆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勾连时，我们应当承认这种文化就是在地发生的。人类文明的起源大体上是对所在地区自然条件的利用，因自然条件有别，于是衍生出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又或者渔猎文明。“在文明起源这个问题上，如今考古学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人类进程中也不过才历经百余年发展，想要找到彼此间的勾连，现有的出土文物还是少了。”马勇表示，文明之间的关联性或许他日可能被证实，但在那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承认的其实是每一个文明发生的主体性。
三星堆出土的权杖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在古巴比伦或古埃及文化中，权杖较多用于象征权力或者神巫体系。对此，许宏谈道，这涉及许多复杂问题，但大体上与三星堆所处的特殊位置有关。考古学家童恩正曾提出自东北大兴安岭到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一带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英国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罗森也曾提出“中国弧”之说，三星堆恰好位于中国内地与边疆、或者说小中国到大中国之间的过渡地带，既有利于文化传播，同时又处于一层保护膜中。权杖文化圈的影响未能扩散至古代中国范畴，而古代中国的主流鼎爵文化也没能超出这个弧带。
中原与‘中国弧’（灰色区域）。原图来自杰西卡·罗森（发表于《古物学》）。
围绕“独立发生说”与“传播说”，学界内部仍在持续争论，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古佐证。许宏补充称，至少在青铜冶铸技术上，学界普遍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技艺并非源自当地，其渊源可追溯至中原，既可能是通过长江中游传来，也可能是从汉中一带接力而来，“因为其中存在一些中原因素的变形”。
另从三星堆出土文物来看，不少观点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冶铸技术远胜中原。许宏认为这一论断仍待推敲。整体上，前者的冶铸技术仍未超出中原的铸造水平，两者更多是铸法细节上的差异。中原注重浑铸，在综合各部件形制的基础上，考虑的是如何减少工序一次成型。而三星堆以分铸为主，强调各部分的焊接拼装。这种铸造方式主要受川蜀地区铜料资源有限的影响，为了省料，当地所制铜器往往十分单薄，并尽可能组合拼接不至浪费。出土于河南省的后母戊鼎现重800余公斤，这还是自然损耗减重后的结果，据估计建造初期约有1吨左右。而三星堆1号和2号坑发掘青铜器总重约1吨，仅略高于一件后母戊鼎的重量。
三星堆后续：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的继承吗？
围绕三星堆文明，人们在好奇它从何而来的同时，也在猜测三星堆人随后去了哪里。而在诸多说法中，许宏表示他倾向于认为三星堆人的后续是以成都为中心的金沙人，甚至两者可能原属同一个族群，只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将统治中心从四川广汉迁到了40多公里之外的成都金沙一带，所以也可以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
既然如此，那么三星堆-金沙文化可以被视为蜀文化的前身或早期蜀文化吗？近年来当地政府、学者积极将三星堆与早期蜀文化相关联，许宏说，学界已意识到，处于春秋早期阶段之前的金沙文明与此后以战国为中心的巴蜀文化之间其实存在着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上的断裂，正是由于这种断裂，三星堆很难被视为蜀文化的组成部分。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三星堆-金沙人的具体去向，到了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可能部分族人被赶走，留在当地的人则为后来的文化所同化，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受到中原文化、楚文化以及战国时秦文化的影响，已经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三星堆-金沙文明的新的文化模式。
从三星堆-金沙的出土文物来看，除了大量青铜制品外，不乏有海贝、象牙等于商贸往来有关的物品。这似乎说明商贸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孕育，但却未能在日后成为主流。马勇谈道，我们的历史教学中一直将中国形容为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但这之中其实涉及到历史判断与事实本身的差别。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大量考古发现说明，商业传统在中国是古老而强大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秦汉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抑商”。
自汉武帝开始一直到晚清洋务运动，“抑商”主要体现为将商业收归朝廷，不过，抑制的并非商业本身，而是中国商人的能力。但中国人的商业意识或能力并未因此而退化，一旦有发展的空间，商人资本仍然很快就会积聚。“概念性的东西格外需要辩证去看。重农抑商下，我们总在讲中国人商业意识不足，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朝廷要将商业收归，商业本身的流动性遭到了专制王权的束缚。”
许宏认可马勇对后期流动性被压抑的论述，同时他补充称，早期人类的交流同样不能被低估。以三星堆出土文物海贝为例，不少人认为海贝盛行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经由云贵高原传入川蜀，但据考古证实，中国境内最早的海贝出土于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一般认为是从印度洋经欧亚大草原传入的，这种隆背有齿的海贝分布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及其以北沿海。由此，许宏认为出土于三星堆的海贝很可能自北向南沿青藏高原东麓传来。“早期人类的交流维度令人赞叹。”许宏感慨道。
三星堆的延伸：多元一体式考古界认知的最大公约数
在《三星堆之惑》中，许宏提到“中国古代文明三阶段论”。第一个阶段是“满天星斗”，不同文明如星光散布于各处，星汉灿烂；第二阶段“月明星稀”，进入王国时代，中原地区出现了广域王权国家，周边的区域文明相继退场或黯淡起来；第三阶段则是“皓月凌空”，帝国时代迎来的是多元文化融为一体。
马勇谈道，他十分赞同许宏对文明第一阶段“满天星斗”的判断。人类最初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基本的衣食住行，至于解决的方案则因地制宜，各地结合所依据的条件，所以有“自然条件决定文明”之说。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例，有读者提到中原出土的鼎大多面目狰狞可怖，相较之下，三星堆文物似乎更为温和。马勇认为这一差异恰与多元性有关。上古时期，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族群叠加最为密集之地，这使得这一地区的竞争尤为激烈，逐鹿中原便发生在此处，不少器物一般带有防卫性；而三星堆-金沙地处天府之国，远离外部侵扰，出土的文物面貌因而相对温和，这些与当地的环境与需求有很大关系。
对此，许宏补充称，如今考古圈在很多问题上都争论不休，如果要找一个最大公约数，它应该就是对中国早期文明演进“多元一体”的认知。最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而孕育了“满天星斗”，此后中原中心开始凸显，早期中国进入了“月明星稀”的阶段。从春秋儒学的兴盛中不难看出，一种与超验的宗教不同的思维系统将目光聚焦人际关系、伦理道德，这恰恰显示出东亚大陆由于人口繁衍、资源竞争而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紧张感，这个过程中催生了从多元到初步一体直至大一统的模式。如此来看，大一统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有其历史合理性，但许宏提醒说，我们不应忘记它是从史前的“满天星斗”演化而来的。
此外，许宏还谈道，三星堆相当于“月明星稀”的阶段，属于有中心（中原）的多元（各区域）中富于特色的一元。三星堆并非孤立存在，以青铜冶铸技术为例，如果说这项技艺在二里头时代和二里岗时代还是中原独霸的话，到了殷商时期已经开始“泄密”，由此从关中一带一直到长江中上游，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青铜文明中心，三星堆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今人理解三星堆文明不可不知的历史背景。
谈及三星堆遗址的未来，许宏笑称“再挖出几个坑也是可能的”。但他也提到，考古不等于“挖宝”，公众相对更愿意看到有视觉冲击力的物件，但对考古人而言，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更加重要。“我们对于各类遗存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那些没出什么东西的地方也很重要，未来的方向是勾画出三星堆都邑的一个大的图景。”
许宏补充提到一个有趣的发现。如今来看，不同于中原地区以二里头、郑州商城为中心的金字塔式聚落结构，三星堆遗址几乎“一家独大”，周围分布的村落大多扁平化，看不出中小型的差异，这是否意味着它的社会结构可能偏于简单？这些都是考古人非常关注的地方。
另外，不少读者好奇三星堆来自外星文明的可能性有多大。许宏坦言这是他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尽管可能天外有天，但目前的考古发现总体还未超出人类的范畴。对于当时的三星堆而言，中原绝对算得上是遥远的“域外”，而外来人口与当地人杂居，催生出如此令人瞩目的文明，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现在不好说可能的外来因素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仅凭远距离遗存的相似性，就对文化的传播下定论，是非常危险的。”马勇则笑称，这最终还是要回到胡适所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