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广宁门外有招提，曰天宁寺。” 1756年，乾隆皇帝命人大规模整修天宁寺，撰写文章记录此事，并将文字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寺中。在这座位于广安门外护城河西岸的寺庙之中，耸立着北京第一高的密檐式砖塔天宁寺塔——北京城区现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

恩斯特·伯施曼（1873-1949）是中国建筑摄影鼻祖，也是国际学界公认的第一位以现代科学方法记录、考察并著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古建筑与文化内涵的德国建筑学家与汉学家，长期致力于我国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恩斯特·伯施曼于1902年跟随德国东亚舰队到达中国，随即便被中国建筑深深地吸引，他领悟到了中国建筑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并把研究中国建筑艺术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1906—1909年，他跨越中国14个省区，行程数万里，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张照片、2500张草图、2000张拓片和1000页测绘记录。恩斯特·伯施曼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其会员。1933—1935年，被特聘为中国传统建筑遗产顾问。

在那个时代，从事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人十分罕见，伯施曼的研究比梁思成、林徽因的考察早了约30年。佛塔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伯施曼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伯施曼更喜欢把它叫作宝塔。

早在1937年，《中国宝塔》就已经完成写作。然而，随之而来的战争使得其出版困难重重。1949年恩斯特·伯施曼去世后，手稿也不知所踪。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在汉堡大学发现了部分手稿。经过德国著名汉学家、目录学家魏汉茂的费心整理，时隔约80年后，终于在德国出版。《中国宝塔》是迄今考察中国宝塔建筑内容最为翔实的著作。本文选取了其中对北京天宁寺塔的介绍部分。天宁寺塔是北京城区现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据文中推测，北京天宁寺的宝塔从大体结构上来说属于隋代的建筑，建于公元602—615年间，建筑的层次和外形以及塔上的浮雕则是辽代的杰作。

以下内容选自《西洋镜：中国宝塔II》，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西洋镜：中国宝塔II》，[德]恩斯特·伯施曼 著，[德]魏汉茂 整理，赵省伟 主编，张胤哲 代荣欣 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3月版。

在北京的西城墙前，伫立着两座大型的宝塔，它们在建筑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为这座被城墙围绕的城市周边的自然风光锦上添花。这两座宝塔均为天宁式，尺寸大小和结构极为相似，建筑风格却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它们建造于不同时期。天宁寺中的宝塔最初建于7世纪初，现存的这一座新建于1048年，而八里庄塔则建造于16世纪末期。这两座宝塔的确切建造时间可以从各细节处看出，因为建筑形式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

北京城地图中的天宁寺的位置。

天宁寺和寺中的大型宝塔坐落于北京城南侧，外城的西城墙边，就在彰仪门附近。平地上升起一座小丘，建筑群位于层层平台之上。现存的建筑规模很小，却有着显赫的历史。这里的景色也很宜人，站在最高的平台上，人们可以俯瞰平原以及北京城的风光。原先的寺庙建筑群南侧、直通小丘脚下的平地上有一处广阔的花园，可能是和建筑物一同建造而成的。在小丘正南边的花园中央，两堵墙划分出了一个特殊的区域，大宝塔就伫立其中。天宁寺以北不远就是著名的白云观，道士邱处机曾生活在这里，也埋葬在这里。

北京天宁寺塔，从西便门方向拍摄，赫罗德（E.Herold）拍摄。

天宁寺建于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公元471—499年），宝塔初建于隋朝（公元602年之后）。当时，寺院位于北京古城内的西侧。直至唐朝时期（公元618—907年），这里还被称作幽州和范阳。公元986年，辽国占领此地，古城被毁，人们新建了一座更大的城池，不过原先的一些建筑继续得到使用。根据这片土地最古老的名称，新城被命名为燕京，寺庙和宝塔紧贴燕京北城墙的南侧，也就是燕山的南侧。这段北城墙位于今北京内外城分界墙的西延伸段。

北京天宁寺的宝塔。

辽国占领这座城市不久之后的1048年，人们在山脚下新建了宝塔，大约就位于辽国皇宫（辽国的南京、析津府）中轴线北侧的尽头。到了金朝时期，城市向东扩张，更名为中都，不过城墙距离寺庙仍然不远。13世纪，蒙古族人占领北京，并于1268—1272年间重建皇城，寺庙中的宝塔就位于城外了，在西南方向见证着城墙与城内建筑的变迁。寺院中的建筑时常新建，但宝塔历经九个多世纪的朝代更迭、历史变迁，却没有遭到致命的破坏，仍伫立在此。虽然不断地进行修缮，但时至今日，宝塔仍基本上保持了最初的造型。

北京天宁寺塔，山本拍摄。

通常来说，如此重要的一座建筑物不仅具有宗教意义，在风水上也一定有所讲究。尽管一些细节可以作为佐证，但并没有进一步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后面的研究中，按照风水形法，绝大多数风水塔都位于东南方向，但在北京城变迁的各个阶段，天宁寺塔从未立于东南，只在最早的时期曾立于城市的西侧。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宝塔是按照佛教思想选址，古老的寺院位于旧城外一座小山丘的西侧，立于此处的宝塔可能象征来自西域的佛学。

隋朝的都城位于长安，即陕西西安府，至今仍不清楚人们出于哪些原因要将一座如此重要的宝塔建于遥远的北部城市幽州，即北京。通常来说，建造宝塔的前提应当符合一般的规律或政治目的，而当时的燕京这一区域似乎还并不广为人知。这也可能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

北京天宁寺宝塔，从东侧拍摄。翻拍自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收藏的一张照片。

在不同的资料中能找到大量与寺庙、宝塔的历史相关的记录，它们源自历史悠久的文献和碑文，我们将其摘抄于此，不做主观评述，大部分是逐字逐句复述内容，只是略有变动。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尽可能筛去相互矛盾的观点，还原历史概况：

1.北魏：

孝文帝于公元494年将都城从平成（山西大同）迁往河南洛阳。他在位期间（公元472—500年），在幽州（北京）建起了最早的寺庙建筑群——光林寺。

2.隋：

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589—600年），寺庙（光林寺）改名为宏业寺，“宏”也可写作“弘”。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块刻有秀丽碑文的石碑，不过早已遗失。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隋文帝将长安的佛骨舍利分赐给全国的31（或51，甚至83）个地区。北京也得到了一个藏有舍利的宝函，并为此建造了一座宝塔，于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将舍利安放于宝塔中。

据推测，这一年（公元615年）最初的那座宝塔（天宁寺宝塔）建造完成。

3.唐：

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2年），寺院（宏业寺）更名为天王寺。这一时期的记载中也提到了一块刻有碑文的石碑，同样遗失已久。

根据《冷然志》记载，辽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人们建造了一座石幢，同年埋于此处。出于建筑风格的考虑，关野贞在《中国佛教史迹》中认定，正是这一年人们新建了现存的这座宝塔（天宁寺宝塔）。这座石幢伫立在明宣宗时期的石碑后面，也就是北侧，可参阅后文1435年的段落。石幢位于宝塔脚下，不过后来也如同石碑一样消失无踪了。

4.金：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天王寺改名为大万安禅寺。

5.元：

寺院毁于战火。1330—1333年，元文宗命人重建寺院。同时，记载中提到了一些消失已久的金、元时期的圆形石碑。

6.明：

永乐年间（1403—1425），明成祖将疆土分封给亲王，寺院也得以扩建。大臣姚广孝（1335—1418）是一名佛教徒，长期禅居于此。

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寺庙被修葺一新，更名为天宁寺，沿用至今。宝塔脚下曾有一块石碑上记载此事，如今这块石碑已经遗失，参阅前文1048年的段落。

石碑的背面记载，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50），皇帝曾命人修缮寺庙并将其更名为万寿戒坛。不过不久之后寺名又改回为天宁寺。

明世宗在位期间（1524），寺庙被重新修缮。

（1542）持续三天的大型祭典。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7），天宁寺宝塔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同时在附近新建了姊妹塔——八里庄宝塔。

（1599）为怀缅姚广孝（参阅前面1403—1425年的段落），天宁寺修建起一座别院。

万历年间（1600—1620），宝塔四周还造起了八个铁制三角香炉，1774年时均已遗失。

7.清：

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皇帝命人在宝塔的东南方向树立一块石碑，碑文由一位文官撰写，全文按照著名的董其昌（1555—1636）的书体凿刻。碑文中关于建造宝塔的内容一直追溯到隋文帝时期。

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寺庙建筑群整体进行修缮，其中也包括宝塔。主殿前树起一块石碑，碑文由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以表内心的尊崇。本节末尾将摘录这篇碑文的内容。（1774）《日下旧闻考》中记载，火珠遗失。因为现存的宝塔上有一颗火珠，说明19世纪时至少还进行过一次修缮。

大量的记录证明，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寺院和宝塔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中一些文章详细记载了舍利到达此处并被妥善安置的经过，宝塔的建造也得益于此。

天宁寺塔。程尧拍摄，2021年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舍利被赐给各地。为此，人们在全国51个地区建造佛塔。三月二十六日，人们将舍利安放于宏业寺中，也就是后来的天宁寺。”文献中首先提到了一个神迹，此事发生在御赐舍利之前：“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天空中落下三十三把剃刀，十分锋利，外形也很独特。僧侣们现在仍使用这些剃刀剃发受戒。”这象征着佛教中的三十三重天，也寓意僧人剃度这一戒律。

北京天宁寺塔顶部分。

关于舍利的关键文章中记载：“释迦牟尼的舍利共有8桶（800或400升），其中三分之一留于人世间。阿育王命人建造了八万四千座佛塔，其中在东震旦（在古印度佛教中，中国被称作东震旦）有十九座佛塔。舍粒的数量不计其数。一位名为会的僧人从康国（即粟特）前来，向佛祖祈求了七天，得到七颗舍利。”这是指康僧会在公元247年来到孙权治下的南京。“隋文帝曾遇见一位阿罗汉，这位罗汉给了他一个装满舍利的口袋。昙迁法师数了数袋中的舍利，却无法确定舍利的数量。随后，人们将舍利放入七宝函中分送到31个州，每个州县均为舍利建造了一座宝塔。天宁寺的宝塔就是其中之一。”有些资料中记载的是51个地区。

“一位来自幽州（北京）的佛教徒宝岩禅居于京城（西安府或北京）的仁觉寺中守道。”显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皇帝才赐给北京一颗舍利并供奉于宏业寺中。“石函制作完成时闪闪发光，如同水面一样波光粼粼。它的纹路就像宝石玛瑙一样，光泽如同珐琅，函体通透，散发出紫色的光芒。石函外表面上的图案栩栩如生，有菩萨、围拢在一起的神仙、小动物、狮子和树木，主题各不相同。公元602年三月，人们将舍利安放于寺中，四月开始烧香供奉。灯火照耀着聚集在大殿中的人群。午夜时分，一道巨大的纯白色光芒贯穿天空和地面，在人群上空慢慢地围绕着佛舆散开。”

北京天宁寺塔北侧的局部视图。

寺庙和山丘所处的海拔很高，四周空旷，山涧好似一条彩带围绕着它们。开皇末年，公元600年之前不久，在舍利被送到寺院之前，山上经常发生塌方和地震。但是新建成的宝塔似乎镇住了这一区域，山体停止了震动。以前北京地区多次发生地震，直到几个世纪前仍发生过几次。在公元600年，隋文帝废除了长子的太子之位，转立次子的那一天恰巧也发生了地震。

北京天宁寺塔的正面图。

值得注意的是，传言称天宁寺所处的小山丘与这些震动有关，而宝塔具有平息震动的力量。这种传言可以追溯到隋朝时期，并且与风水学有所联系。高延还专门指出，这座宝塔以及后来建造的八里庄塔均位于山涧旁，它从西山而来，穿越平原流入北京，加强了宝塔在风水上的作用，但中文文献中并未特别指出这一点。

在寺庙最昌盛的时期，共有五百间僧侣房舍和七十口水井。百姓经常去烧香祈福，节日里寺庙的香火十分旺盛，就像附近的白云观如今的情形一样。据一封给皇帝的奏折中记载，各种各样的流寇曾来到此地，寺院无法抵抗盗匪，请求朝廷除恶。文献资料中还多次提及古老的记载和遗迹，但它们全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天宁寺中有一个石磬，传说是源自汉明帝时期（公元57—75年）。当人们念经并将抄下的经文粘在上面时，它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直到人们停止念经时声音才会消逝。到了1774年，这个石磬已经遗失。不过在接引佛殿内还有一个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制成的青铜磬，宝塔的东南角还有第二个铁磬。”

《中国佛教史迹》中记录了一座制作十分精美的青铜大钟和一段1525年的长碑文。“此外，宝塔脚下的基坛之上立有八个浇铸而成的铁制三脚香炉，宝塔八面各放置一个。每个三脚香炉都超过一丈，即3.3米高，香炉肚上分别向着八个方位画有八卦图案。这些香炉造于万历年间。”文中也记载，这些香炉在1774年已消失无踪。在宝塔后方的第二座大殿上有一个匾额，上书“大觉”二字。再往后去便是广善戒坛。

接引佛殿紧靠正门的地方摆放着屏风，位置十分显眼，屏风背面挂有一幅宝塔图，高1丈5尺5寸（约5米），其上共有600043个文字。这座宝塔叫做华严经塔。图画的巨大尺寸和文字的惊人数量都表明，这幅宝塔图中的线条和图案全部由文字组成。类似的绘图形式在中国广为流传。人们将经文按照宝塔形状抄在画布之上，使经文和宝塔融为一体。每月的八号寺院都会举办庆典活动，点燃160或360只灯来表达对佛陀的尊敬。

下院也被称为别院，规模不大，是为姚广孝建造的，匾额上书“宗师府寺”。姚广孝在北京的主要居所位于西山的潭柘寺，潭柘寺如今仍香火旺盛，据说寺中有沐浴在圣光之下的姚广孝塑像和画像。

原文作者/[德]恩斯特·伯施曼

摘编/安也

编辑/袁春希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