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吹过古道,红的、黄的树叶铺满了山野。

 

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拐了几个弯,没入色彩浓郁的山中,再也看不见影子。

 

9月26日,京西潭王路边的山坡上,一个不起眼的院子里,60岁的祁淑芬坐在院子中间,玻璃圆桌上,放着一个上世纪的“老物件”茶壶。

 

大的瓦缸、小的瓦罐、完整的石磨、残缺的石槽,沿着墙根摆成长长一行,还有雕花的窗棂、量米的升、没有秤砣的秤杆……

 

“说不清有多少了,几万件总是有的。”祁淑芬说,收集这些东西,她和弟弟祁福兴用了二十年。

 

9月26日,祁淑芬姐弟坐在博物馆里复原的炕上,这个过去北方山村最常见的场景,如今渐渐消失了。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古道边上,姐弟自建的“乡村博物馆”

 

沿着潭王路穿过火红的大山,一路上车很少,节奏忽然就慢了下来。

 

山路的一侧,祁淑芬的院子很不起眼,小小的大门,很容易淹没在绚烂的秋色中,只有走进去才会发现里面的“奥妙”。

 

木格窗、方桌、太师椅、瓷瓶、瓷茶壶……祁淑芬的“博物馆”里,到处都是过去的老物件。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进入院里,沿着墙根摆着各种石磨,有的洗得干干净净,露出石头灰白的本色,有的积满了泥土,黑沉沉摞在地上。

 

另一侧凌乱地摞着一堆堆木窗户,大部分没做清理,黄色的泥土、黑色的油烟还留在木头上。

 

祁淑芬第一次见到这块雕花木刻的时候,它被放在一堆劈柴中,险些被烧掉。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这些传统乡村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如今已经很难在村里见到。石磨早就没人用了,断桥铝、铝合金的窗户,比雕花的木格窗更受村民欢迎;有自来水和现代厨卫的村民们,也不再用瓦缸了。

 

但这里,这些“老物件”成堆地出现。祁淑芬把清理后的老物件,用博物馆的模式,保存在两排连通的房子中,分门别类放在一起。一个个老旧的长条桌、八仙桌、木方桌,既是老物件,也是放其他物件的“展台”。

 

老式桌子和柜子收拾一下就是现成的展台。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数十座各不相同的座钟、一摞摞算盘、一面面帽儿镜,以及成堆的琉璃摆件、褪色的塑料花、生锈的铅笔盒……

 

祁淑芬来者不拒,似乎每收集一个,就留住了一份回忆。而这些记录着乡村生活的物件,在她看来都是独一无二的,“要是没有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被遗弃的老座钟,仿佛被遗弃的旧时光。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他们向前,我往后

 

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记忆仿佛是凝固的。一张桌子传承百年,一栋老屋祖孙相继,一条京西古道,人们走了千年。古道边的村庄里,一代代的人们,也遵循着古老的生活方式。

 

现代化改变了缓慢而幽静的农村生活,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数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

 

祁淑芬并不是一个生来怀旧的人。甚至在改革开放时,她还是开风气之先的一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村里开了美容美发店。

 

二十多年中,祁淑芬开过店,也办过企业,甚至接手了一家老字号的酱菜,把酱菜卖到东三省。

 

但慢慢地,她觉得有些跟不上时代了。新一代的年轻人,玩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她却连打字都不会。

 

剧烈的变迁发生在身边,甚至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曾经引领风尚的祁淑芬,忽然发现跟不上变化了。她总是在想,小时候的记忆哪去了,小时候的生活还有人怀念吗?

 

门框上的字,仍然留着时代的印记,祁淑芬还认识写字的人,在去年已经去世了。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从小生活的潭王路也在变。过去数百年来,原本一直人烟繁盛的古村,忽然间人去村空,只留下古道西风。秋风吹过,漫山尽红的时候,没有了鼎沸的人声,只有古老的城关默默矗立在山中。

 

祁淑芬觉得,在变化越来越快的时候,也不一定要追着赶着。她找到弟弟祁福兴,两个人在潭王古道边,王平村的山上,租了三十多亩地,一边种菜、栽树,一边收集那些小时候司空见惯、长大了却越来越少的老物件。


搪瓷茶盘、瓷茶壶、印花镜子、双卡录音机,每一个老物件,都是一段生活的记录。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别人往前看,我觉得,我可以往后走,为过去的生活,留下点儿东西。”她说。

 

老物件不值钱,但值得保护

 

一张自家的老木桌,是祁淑芬的第一件收藏品。

 

那是一张长条桌,厚重、结实,在祁淑芬家代代相传,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祁淑芬家拆迁的时候,婆婆曾想把它卖掉。

 

老式的长条桌并不是文物,只是山村里最普通的家具,长时间使用后,慢慢变得破旧。婆婆打算卖掉桌子的想法,让祁淑芬忽然明白,这张桌子,原来是她最喜欢的家具。

 

桌子留下来了,收藏老物件的大门也打开了。

 

一个北方山村里,有多少东西凝聚着古老的生活痕迹?一个石磨,一口水缸,一扇木格窗,一个针线笸箩,一根扁担,一对箩筐……

 

这些老旧的刨子,不知道曾为多少人家打过家具。如今连乡村里的木工都快消失了,无人使用的工具被祁淑芬收集回来,寂寞地躺在橱柜里。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许许多多原本就不起眼的东西,又在不起眼的时候,消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祁淑芬说不清这样的东西有多少,但她知道,在到处大拆大建的山村里,其实很容易找到它们藏身的角落。

 

甚至就在全长只有20多公里的潭王路旁,就有很多。几十年中,潭王路边的老村越来越少了,十字道村、赵家台村、南岭村……这些村庄陆续搬迁,把整个村子留在原地,那些断壁残垣之间,就有许多被人们遗弃的老物件。


她和弟弟两个人,几乎翻遍了每一个村子。她知道,坍塌的墙角下面,往往有被扔掉的小石磨,搬开石头就能找到。水井上的辘轳,大瓦缸多在屋里,残缺的多,完好的少,还有些曾经补过的,这样的最有价值,因为它可能被几代人使用过,是一个家庭艰难而勤俭的见证者。


如果有村子拆迁,祁淑芬姐弟总会开车去“寻宝”,施工现场通常不允许陌生人进入,他们就假装拾荒的人,在即将推倒的房屋和村庄里,寻找一切记录着旧时光的物件。

 

这些老物件,其实大多不值什么钱。有人看过他们所有的藏品,估价最贵的一件,不过几千元,大多数藏品,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价值。但祁淑芬来者不拒,她觉得,这些东西,现在不收,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了。

 

走遍村庄,搜集被遗弃的物件

 

祁淑芬和祁福兴的院子门口,挂着一面“村史馆”的木牌子,是2021年村里刚为他们挂上的。姐弟俩更习惯把这里称作“博物馆”,一座没有名字,没有招牌的“乡村博物馆”。

 

“博物馆”就在院子里两排打通的房子里,入口是一扇村庄里最常见的门,门口甚至也没有任何标识,让人误以为这可能是一间客厅或者卧室。

 

进门的第一件藏品,是一架播种的木耧车。耧车很小,有些残破,这是祁淑芬用一台小型旋耕机换的。这架耧车是别人打电话告诉她的,她在电话中答应用旋耕机换。到了现场才发现耧车太小了,有些不划算,但她仍旧换了回来,放在距离门口最近的地方,一进门就能看到。

 

播种的耧车,是祁淑芬用一台小型旋耕机换来的。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耧车的旁边,是一方土炕,炕上有蒲团、炕桌,桌上还有个针线笸箩,靠墙的地方,立着一个棕红色的炕柜,柜子上有两个木头箱子。

 

这是北方山村标准的炕上陈设,这些物件,来自很多地方。

 

“博物馆”里最特殊的是天花板,几间房子的天花板,都是祁福兴设计的,用收来的木格窗做材料,在天花板拼出图案。其中一间,一层层的木窗户,从周边到中间,从低到高,围成一个方形的“藻井”样式。

 

天花板是许多木格窗组成的,创意和制作都是由弟弟祁福兴一手包办。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这是建造时最难的一处,想法来自祁福兴,动手制作的也是他。他曾经找人来做,但找了很多人,都做不出来他想要的效果,最终自己动手,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

 

窗户可能是他们最多的收藏品,祁淑芬觉得,可能有几千件,有些是收来的,有些是在荒村里拆回来的,还有些是有人拆迁时,主动找他们去拆的。

 

最初,祁淑芬和祁福兴准备了三间房子,陈设他们的藏品,但后来发现远远不够,三间变成了五间,还有很多没地方摆,堆在一个个没有装修和整理过的房间里。

 

老物件里,留着旧时间的片段

 

1958年生产的搪瓷茶盘、1975年的报纸、装宝塔糖的铁盒子、有吸铁石的塑料铅笔盒,还有印着北京十大建筑的镜子、亚运会的先进工作者奖品……

 

房子里陈设的大多数收藏品,祁淑芬都能说出来历。

 

帽儿镜、塑料花、饼干盒,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都是乡村人家值得炫耀的摆设。新京报记者王颖 摄

 

一个量粮食的竹升,是从一个拆迁的村子里捡来的,捡到的时候,里面还有一张奖状。一个木头风箱是从崇礼收来的,祁淑芬当初开车去收的,也是唯一一个外地藏品。

 

量米的升,现在认识它的人已经不多了。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一个紫檀木的秤杆,收到的时候,秤星磨得几乎看不见了,配套的秤砣也没了,她自己配了秤砣。一个半米见方的石头水槽,找到时,被一棵倒下的大树砸坏了一角。

 

紫檀的秤杆,虽然没有成套的秤砣,依然还是祁淑芬最喜欢的藏品。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在祁淑芬收藏之前,这些东西不知道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尘封了多久,捡回来后,都要下功夫清理。

 

一把印着“五福”的茶壶,捡回来时完全是黑的,看不出上面画的什么,洗了十几遍,才洗出本来的模样。

 

五福茶壶,捡回来时壶身脏得看不出图案,洗了好多遍才洗干净。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一张方桌上放着一个机油桶,机油渗进了木头,祁淑芬用火烤了很久,把机油烤出来,再反复擦洗干净。

 

祁淑芬喜欢干这些活儿,这些东西,每一件几乎都曾经出现在她的生活里,锈迹斑斑的铁皮铅笔盒,也曾出现在她童年的课桌上。印着“长城”“灯塔”的肥皂,曾经让她的衣服洁净如新;开口处塞着玉米芯子的陶制水壶,她小时候下地时,用过一模一样的;万福纹的木格窗前,仿佛能听到儿时窗外的蝉鸣……

 

时间变成了熟悉的片段,以为早就遗忘的回忆,重新凝聚在一个个老物件中。祁淑芬觉得,这种感觉让她停不下来,每次听到哪里有拆迁,哪里有个老物件,总是忍不住带回来,哪怕家里已经有很多同样的东西。

 

木格窗是祁淑芬藏品中最多的,大概有几千件。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最终,几千个木格窗堆在一间房子里,几十个座钟摆满了半面墙壁,摞成一摞的算盘旁边,放着几个双卡录音机……

 

身边的田园,藏起来的乡村

 

时间慢慢推移,院子里的老物件越来越多。祁淑芬总想着,找个时间,找些专业的人,好好设计一下。把那些该保护起来的,都整理出来,用最合适的方式,展示给人们。

 

但她总是很忙,总有想要去捡、去收集的东西。于是,收来的东西越来越多,堆不下了,就找个新的房间放起来。

 

祁淑芬越来越多地住在这个租来的院子里,忙于打理三十多亩的园子。种菜,摘果子,尤其是秋天,黄的南瓜、绿的葫芦、红的苹果,还有小葱、白菜、老品种的西红柿,都要收获。祁福兴在路边摆了个摊,把园子里的瓜菜水果卖出去,卖剩下的,他们会酿成酒或醋,不浪费,保存的时间也更久。

 

山里信号时断时续,没有玩手机的条件,也没有电视。几万件老物件,就是他们农闲时的消遣。

 

有时候,有路过的人发现这里,也会进来看看。大门总是敞开,来去自由,不收费,谁看都可以。不忙的时候,祁淑芬也会讲讲这些老物件的故事和来历。

 

有些收来的老物件,祁淑芬自己也会用,只是太好的不舍得用。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只是,喜欢的年轻人不多,年轻人大多看个新鲜,对那些几十年前,北京山村的生活也不太感兴趣,匆匆一瞥后,就再也不来了。

 

留下来的,多是老年人。老年人大多喜欢怀旧,有的来过一次,没多久还会再来,慢慢变成熟人。有时候会因为想起某段曾经的记忆,特意回来找那个记忆中的物件,有时候则漫无目的,看完了坐在院子里聊一会儿。

 

“那些老人,和我一样,在山里过了一辈子,许多东西都变了,想留住点儿什么,但能留住的,越来越少了。”祁淑芬说。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