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期藏品征集成果展示还包括“明代火炮”“耐火砖”等承载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展品，为城市记忆增添重要物证。

近日，记者从首都博物馆获悉，首都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一直以来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自7月份举行面向全球征集文物展品的新闻发布会后，首都博物馆本馆和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的文物展品征集工作更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收到征集线索1600余条，征集文物展品100余件。

明代城墙砖捐赠者甘彦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历史往小了说，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传统；往大了说，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文脉。希望通过自己的捐赠，能够更好地保护文物、保护历史。

朱炳仁先生捐赠“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

近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铜雕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先生向首都博物馆捐赠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这枚纪念标是中国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历程的重要物证，进一步丰富了首都博物馆的大运河相关物证资料。

朱炳仁先生向首都博物馆捐赠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首都博物馆供图

据介绍，2006年5月12日，由全国政协组织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活动”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行启动仪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奎元为“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揭幕。考察团由陈奎元带队、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和文物、历史、考古、水利、建设、规划、南水北调工程等各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组成，对京杭大运河沿线6省市进行了为期10天的全程考察，通过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此次考察有力地推动了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作。

“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由考察团成员朱炳仁先生设计制作，以龙印与船桨为元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揭示运河历史的精髓。印纽以历代皇印为蓝本，经融合、综合、抽象化和再创作，似龙似虎，取其象征意义，具有沧桑感。船桨斜穿龙印，表达劳动者是穿越运河历史的主角。正面铭刻“中国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大字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二日”落款，是中国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历程的重要物证。

“明代火炮”“耐火砖”等亮相

除了本次朱炳仁先生捐赠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外，记者注意到，二期藏品征集成果展示还包括体现关隘城防和军事防御的“明代火炮”，见证日本掠夺中国资源罪行、体现民族工业奋斗与近代京津冀城市功能的“耐火砖”等承载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展品，为城市记忆增添重要物证。

其中，明代的四箍厚尾式铁炮为圆筒状，口、尾均加厚，平尾，没有凸腹，炮身外壁铸等距离的环箍四道，无铭文，与馆藏的一件自东城区安定门内出土的明代铁炮形制相同。

明代四箍厚尾式铁炮。首都博物馆供图

据悉，明代是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鼎盛时期，火器在战争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明朝建立，北京地区就成为明政府打击元蒙残余势力的军事重地。鉴于北京在明代作为国都兼边塞的特殊地位，北京地区发现的明代火炮能够反映明代火炮最先进的制造技术以及明代京军、北京城防、北京长城军事防御中的火炮装备实力，体现了明代军事中最高级别的火炮装备力量。

两块耐火砖，虽貌不惊人，却是中国民族工业被日本帝国主义抢占的历史物证，也是近代京津冀城市功能分工的见证。

据悉，明嘉靖年间，秦氏、常氏家族合办“陶成局”作坊，这是唐山地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家陶瓷作坊。1899年，陶成局已有大型窑炉7座，生产耐火砖、红砖给开平矿务局建矿，成为中国第一家建筑陶瓷厂。之后，陶成局秦氏在天津开设“德盛缸店”，秦幼林将“天津德盛缸店”更名为“德盛窑业厂”，天津成为德盛窑业的销售中心。1930年，秦氏开办德盛窑业厂唐山工厂，架设电路，成规模采用电力机械生产，民族工业呈现欣欣向荣之势。

日军铁蹄踏入山海关之后，民族工业也被日本侵略者控制。德盛设在唐山古冶的工厂被迫与日本公司合资，更名为“东亚窑业厂”。这两块砖正是日据时期生产的，成为侵略战争后方基地的建设材料。抗战胜利后，德盛窑耐火砖为平津唐电网火力发电提供了基础材料，为新中国华北电网的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小小耐火砖，见证了民族工业的奋斗，见证了日本掠夺中国资源的罪行，又把京津冀联系在了一起。

日本侵华时期，在唐山古冶“东亚窑业厂”生产的“东亚”标记耐火砖。首都博物馆供图

此外，战国燕饕餮纹半瓦当、战国燕双龙纹半瓦当、石雕镇水兽、北平同仁堂乐家老药铺药价目录也亮相此次成果展。

城墙砖捐赠者讲述文物发现经过：原打算将其敲碎，用来垒煤棚

记者获悉，2021年2月，市民甘彦峰先生曾把一块明代正德年间烧制的城墙砖交给了首博。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由于工作原因，自己经常在全国各地跑，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西安和南京对城墙的保护非常好。“北京从元朝开始大规模建城，一直到明清，很多的老物件，特别是明城墙，如今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觉得特别可惜。我觉得，历史往小了说，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传统；往大了说，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文脉。”

谈起这块砖的历史，中间还有些曲折。甘彦峰介绍，自己小时候住在北京铁路局、桥梁厂和其他一些铁路单位合并的大杂院里，在丰台站附近。听那时的一些老人说，这里当年曾是日本人养军马的马棚，解放以后被改建成了居民区和工厂。

1989年左右，因房子老化、漏水等问题，甘彦峰所住院子的房屋要进行翻建。“九十年代，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烧蜂窝煤，家里人从煤池子下面挖出几块大砖，说是垒煤棚子用。”

市民甘彦峰先生捐赠的城墙砖。受访者供图

当时还是八九岁的甘彦峰，对历史十分感兴趣。“我们那代人没有太多的娱乐，电视可看的节目也不是很多，就只能‘听匣’，也就是听收音机，里面有很多评书、历史故事，听得多了，慢慢就觉得历史很好玩儿。”

一次偶然的机会，甘彦峰拿凉水冲大砖，发现砖的侧面上有“正德二年七月”等字样。“出于好奇，我查了查《新华字典》上的朝代表，发现明朝确有一个正德年间，就觉得这块砖可能是明朝的。”

甘彦峰原本打算将这块砖敲碎，用来垒煤棚，这下发现可能是文物，也就没敲掉这块砖，转而把它垫在了底下，这一放就是30年。

“因为新丰台站的改扩建，涉及我们院子的拆迁，收拾东西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这块砖，没办法带走，自己也没有保存的能力，要是把砖留下的话，怕施工队弄坏了。”甘彦峰说。于是，他想到了捐赠。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捐，市文旅局给我推荐了首博。首博和其他单位来看了看砖，感觉很有历史价值，因为砖上有年号、日期，包括在哪督造的以及督造人的姓名。”甘彦峰说，“后来我自己去查，发现这块砖是从安徽那一带运到北京的。我就跟孩子说，通过这块砖，就可以证明，当时北京的城墙砖不光来自山东，还有南方。砖的烧制日期还说明了北京城不是永乐年间修好的，而是一直陆陆续续在修。”

他表示，砖上面还有一些当初修建城墙残留的膏泥、白灰，可以供文物部门用来分析当时修城墙用的材料、技艺等。“我觉得这些都很有意义，一块砖包含的内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