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稻穗,一般能结出120-200粒稻谷。水稻,作为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对环境的反应直接、敏锐。在最为关键的灌浆抽穗期,稻田能不能“喝饱”水,拿捏着一季水稻产量的丰寡。

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是全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之一,年均产粮430亿斤以上,是江西连续九年交出的答卷。然而今年,为保住稻田中的每一粒稻谷,这个产粮大省却费尽了心力。

2022年9月6日,九江庐山市,鄱阳湖在千眼桥附近裸露出干涸的湖床。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9月23日,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的“丰收节”。但就在当天,江西省气候中心发布今年首个气象干旱红色预警信号——受异常高温少雨干燥天气影响,自7月12日起该省局部地区已持续73天的重度气象干旱再度升级,江西全省95%的县(市、区)达到特重气象干旱。与此同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跌至7.10米,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发布枯水红色预警。

多个气象要素突破极值,安排播种的3829.3万亩中晚稻却陆续进入了灌浆期,江西抗旱“渴”不容缓。机井抽水、引水提灌、架管开渠……每一滴珍贵的水,正在尽力送往稻穗。

“粮食不仅仅是两个村之间的事”

8月11日早上8点,日头明晃晃地打在龟裂的土地上,本该是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如今却裸露出大片干涸的湖床。在地头忙活了半天,鸣山村村支书金前进刚坐下歇歇脚,意想不到的访客登门了。

“我们的水稻快旱死了,真的没办法了,才来找你借水。”余晃村村支书余纯科开门见山,同来的两个村民也是一脸愁苦。

在行政区划上,鸣山村隶属上饶市鄱阳县,余晃村隶属九江市都昌县,但两村毗邻,并肩依偎在鄱阳湖北岸,村民们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后,渔民或是外出打工,或改以种植水稻为生。

然而,一场50年难遇的极端干旱之下,面对“汛期反枯”的鄱阳湖,两个村的境遇却截然不同。

7月以来滴雨未落,余晃村的1000亩水稻变得东倒西歪,“和人一样打不起精神了。”干涸的田地像被重锤不断敲击的玻璃,裂痕越铺越广、越来越密,“我们种田人都知道,再不浇水,庄稼就要旱死了。”

起先,余晃村搜集了100个水泵,从鄱阳湖外湖往内湖抽水,但解渴的“远水”变得越来越稀缺——湖水水位以每天20厘米左右的速度迅速下降,很快,连水都抽不上来了。

余纯科急了,他想到了储水充足的鸣山村。

2018年,金前进从县城下乡。那时的村民还普遍以捕鱼为生,村里稻田荒废,收成寥寥。成为村支书后,他启用了村里7个抗旱站点。每年4月,鄱阳湖进入丰水期后,金前进会提前拦水进入储水湖,确保枯水期时能有足够的灌溉水。

今年也是如此。6月时,他提前拦住了3000多亩的湖水,“哪怕干旱持续到12月,村里都不会缺水。”

夕阳下的鸣山村储水湖。  受访者供图

听到余纯科的求助,金前进立即安排灌水,不到两个小时,就架设好抽水泵。清澈的灌溉水沿着鸣山村的灌渠,涌向了余晃村的农田。

但鸣山村的一些村民却不认同这个做法。“借水”当天,金前进就接到了五六个表达不满的电话。


原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两村村民就因为一方鄱阳湖水摩擦不断。起先本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慢慢地,口角之争升级为暴力相向,在漫长的年月里,一次次群殴吞掉了数条人命,以至于后来,两村但凡有人通婚,都会被戳脊梁骨。

1992年,都昌县和鄱阳县政法委员会在余晃村成立联合党支部,此后,周边几个村的村民一旦发生矛盾,都交由联合党支部协调解决。本着“先动手的,有理也是无理”的原则,戾气慢慢化解了,两个村渐渐有了来往。

但这次“借水”给余晃村,还是戳到了一些陈年隐痛。反对的村民中,有人的父亲或是大伯,就是因为曾经的群殴丢了性命。金前进只能耐下心来慢慢劝解,帮他们打开心结,“粮食不仅仅是两个村之间的事。”

就这样,这场“输血”得以顺利进行。灌溉了足足7天7夜,余晃村的1000亩水稻终于“解了渴”。其间,余纯科也购买了5个大功率的水泵,将长长的管子延伸到更远的鄱阳湖区,未来,余晃村不“借水”也能保住村里的水田。

9月底,中稻已经成熟,等待收割。据余纯科介绍,余晃村“没有旱过一块田”,平均每亩产量约1200斤。热心相帮的鸣山村也迎来了丰收,“平均每亩产量可达1400斤。”

鸣山村等待收割的水稻。受访者供图

“水来了!出水了!”

今年,打井队的“爆单期”比往年提早了1个月。

程升(化名)的打井队有6台打井机,20多名打井师傅。9月开始,订单量猛增三四倍,他们在新余市水北镇和宜春市田心镇两地辗转奔波。

据程升介绍,打一口井,需要4名打井师傅连续工作三四天,直到地下水喷涌出井口为止。现在6台打井机全部投入作业,员工加班到深夜11点已是常态,但仍有不少订单在排队。有时,心急如焚的村民会催促他,“帮帮忙吧,快点儿,再快点儿。”

水北镇与田心镇均位于江西省中部,地多丘陵,农民以种植水稻为主。原本,他们的灌溉水源是池塘、水库,然而今年,经过一个多月的烈日炙烤,水库的水也干涸了,只能依靠地下水。

程升这轮接的第一个订单,来自水北镇昌下村。打井队抵达时,放眼望去,水稻田间满是干裂的口子,“两三厘米宽,有的甚至能插进一个手掌。”

水稻田间干裂的土地。  受访者供图

昌下村村委会会计敖金保一直在上火。他负责村里的水田灌溉工作,“我从来没看到过水库里的水这么少。”

据他介绍,昌下村与其他7个村庄共用一个“小(一)型水库”——即水库库容大于等于100万立方米而小于1000万立方米,并且昌下村是位于最下游的。为了确保村里的农田能接到水,他和村干部得紧盯水库的水位。“8月中旬,我去水库查看,水位线刻度只到3米左右。”

水位告急,水稻该怎么办?当时,昌下村的3000多亩水稻正处于抽穗期,烈日照耀下,水稻叶子打蔫卷曲,褪掉了该有的青翠。敖金保马上向上级反映情况,水北镇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打井。

9月初,在村民们的翘首盼望中,程升终于带着打井队来了。第一口井打在昌下村最下游,也是受旱面积最大的小组。村民们几乎都赶过来围观,五六名打井师傅搬来了大型打井机,在发动机“突突突”的轰鸣声里,钻杆旋转着向地下探去,被高温蒸干的土层溅起阵阵飞尘。

程升还记得,井打到第4天,正赶上中秋节。傍晚时分,七八个村民端着饭碗守在一旁,眼巴巴地盯着20多厘米宽的井口。突然,水一下子蹿了出来,喷出三四米高。“水来了!出水了!”被焦灼笼罩多日的村子,响起了久违的欢笑声。

正在昌下村作业的打井机。  受访者供图

程升知道,很多时候,打井靠的是运气——地下水源犹如藏在土层之下的迷宫,打井机选定一个位置,向下打多少米才会有水、有多少水,都是未知数,有时打到二百多米就会有水涌出,有时,打到五六百米也不一定成功出水。

而昌下村的第一口井,很幸运地在打到268米深时就出了水,干渴的稻田无需再垂死等待。判断当地地下水源较为充沛,原本计划在昌下村打两口井的水北镇政府,决定在此再多添一口井。

据水北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水北镇中晚稻种植面积约70000亩,其中约三成受旱情影响。截至目前,水北镇共打通30口农田灌溉用井,利用地下水缓解旱情,“保住了70%的收成。”

“预示着丰收的“噪音”

“大旱不过七月半。”在宜春农民间流行的这句气象谚语,意指农历七月十五之前,总能下点小雨。但今年,盼了许久的雨“爽约”了。

农民和土地,一个肯付出汗水,一个就会奉上回报。徐宗达跟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面对“干到冒烟”的稻田,却只能摇头苦笑。他是宜春市靖安县仁首镇大团村人,在这里“土生土长”了五十多年,“从来没见过哪一年,能够连续三个月不下雨。”

8月中旬,徐宗达家的十几亩中稻开始慢慢抽穗了。彼时的他,并不担心旱情,按照他的经验,缺水的日子“只要挺挺就过去了”。但眼看着枯黄色渐渐取代了叶片的油绿,徐宗达急了。

他是大团村的党员干部,村里共有2000多亩水稻缺水,不少种粮大户和散户也为此头疼不已,他当即决定,找村委会想办法引水灌溉。

大团村不远处有一条石下河,流经整个村,可以就近引水入田,唯一的问题是,水田地势比河道高,需借助水泵提灌。大团村委会向仁首镇汇报了情况,没过几天,水泵和引水管道就运到了村里。在村委会的号召下,不少村民组成小分队,齐心合力开始架设保灌通道。

看着水位日渐下降的石下河,徐宗达灵机一动,村里还有一座蓄水的梅岭水库可以派上用场。他本就是这座水库的义务监督员,每到汛期的时候,天天都要紧盯水位线。就这样,另一条保灌通道又开始从梅岭水库向大团村迅速延伸。

靠着两条供水“动脉”的交错引水,大团村的中稻保住了,“挺过了最关键的一个多月,现在村里这茬中稻已经成熟,马上就要收割了。”

与此同时,在大团村不远的仁首镇周口村,抽水保灌现场也是一片繁忙。

当过二十多年村支书的熊四清,有着丰富的抗旱经验。七月底,发现雨水迟迟未落,他就琢磨着,得把几年前抗旱挖出的沟渠利用起来。

周口村农田600米开外,就是鄱阳湖区修水水系的最大支流——潦河。8月中旬,熊四清组织人员购买了抽水用的管道,并成立一支30多人的抗旱小分队,不分昼夜地忙活了6天,终于架设好了抽水管道。

8月中旬,周口村“抗旱小分队”正在察看抽水管道。受访者供图

“水稻有救了。”枕着窗外抽水机“隆隆”的噪音,村民们却睡得踏实,“这是预示着丰收的声音。”

新京报记者 徐巧丽 彭镜陶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