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9年的凯迪克金奖绘本开始，新京报小童书已经推出了14期评论。第15期我们将翻开1956年的金奖绘本《青蛙娶亲记》（Frog Went A-Courtin'）。该书的中文版已由童书品牌童立方引进。
《青蛙娶亲记》英文封面。
这本书由音乐家、教育家、绘本作家约翰·兰斯塔夫（John Langstaff）改编自苏格兰民谣《青蛙娶亲记》（ Frog Went A-Courting）。与我们所熟悉的青蛙王子的故事不同，它讲的是青蛙向老鼠姑娘求婚的故事。这首苏格兰童谣如今有多个版本，并在影视作品中被广泛使用，如动画片《猫和老鼠》1955年发行的《佩克斯·佩斯特》（Pecos Pest）这一集里就使用了这首曲子。
绘者费奥多·罗詹科夫斯基（Feodor Stepanovich）生于俄国，1941年后移居美国。他的插画作品大多与动物有关，在这本《青蛙娶亲记》中，他惟妙惟肖地画了青蛙、老鼠、猫等动物。
本期评论中，王帅乃从多个版本的青蛙娶亲的故事出发，探讨了中国民间青蛙娶妻故事与“青蛙王子”系列脚本的不同，以及女性在这类故事中应该体现的自主性。
《青蛙娶亲记》插图。青蛙左佩枪右挂剑，穿着黑亮的高筒靴、骑着高头大马。
民间故事里的青蛙怎么总在寻找伴侣？
准备本期的写作主题时，跃入我脑中的第一个想法颇有些逗趣：怎么民间故事里的青蛙好像总在寻找伴侣的路上呢？
我诧异于自己形成的这种印象，尝试着把它表述得更严谨一些——民间文学里，似乎没有哪一种动物比青蛙更热衷于在保留动物身形的情况下大胆主动地来到“人间”求偶了。生成这一记忆主要是因为，它们不但会出现在乍一看起来情节不甚相关的故事里，比如《青蛙王子》和中国的“青蛙丈夫”型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传播范围都颇广，异文也颇多；人类又是颇为自恋的物种，当青蛙屡屡将人类少女选为求偶对象时，我们也就更容易记住它的求婚故事。
青蛙王子的童话人们耳熟能详，而青蛙丈夫型文本，我想只需稍作些介绍，不少读者大抵就能回想起类似的故事。
小活字出品的绘本《青蛙绿马》插图。（唐亚明/编著，后藤仁/绘）
它们的开头往往是一对老夫妇求子不得，便许愿只要老天顾念，即使得一个青蛙儿子也心满意足。他们得偿所愿，青蛙也像人类儿子一样孝敬父母、承担家事。青蛙长到了适婚年纪，一日离家向国王求娶公主。国王设下难题，而青蛙以哭、笑、跳的方式展现了撼山动海的超能力娶得最小的公主。婚后夫妻虽和谐，但白日里青蛙始终以蛙的形态示人，最后妻子将蛙皮丢入火中，青蛙丈夫或者死去或者从此保留人形或者出走。
这类故事流布中国几十个民族生活区，有至少上百种异文，也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1937年时，德国研究者艾伯华就将这类青蛙求婚故事以“蛤蟆儿子”为名收入《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中，并对相关分型作了详细梳理。后来丁乃通、刘守华等重要的民间文学学者也在各自的民间文学分型著作中将其纳入。
虽然我的研究方向并非民俗文学，但仍可判断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民间故事体系补充完善所做出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国际通用的民间故事分类方法“阿尔奈-汤普森分类法”中，这些青蛙娶亲故事都属于条目440“蛙王或铁亨利”名下。然而，我们从条目的定名和斯蒂·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对此的阐释中都能看出，这一类型学体系建构时的欧洲中心特征。
汤普森当时所掌握的材料有限，于是认为这类青蛙求婚故事起源于德国，并写下这样的文字：“……但不论其文学背景如何，它似乎颇为德国的故事讲述者们所熟悉并向东远抵俄国，几乎全欧洲的国家都对它偶有报道，虽然从未见其他大洲有过报道”，现在我们知道并非如此。
并且，中国的青蛙丈夫故事比青蛙王子系列的复合性更强，它们往往长度可观、结构灵活，包纳了更多不同类型的故事情节，比如有的脚本中青蛙为求得新娘必须出发去寻好运，开始了“范丹问佛”的旅程；有的脚本里青蛙则干起了田螺姑娘的活儿，老婆婆偷窥发现他扔下蛙皮后“一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站起来了，接着就开始烧火、做饭”——于此也颇可见本民族文化对烟火实在生活的情有独钟。
201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绘本《青蛙骑手》改编自西藏民间故事。讲述的是青蛙想要娶头人家的女儿为妻，他用大笑、大哭和跳跃来显示自己具有神奇的力量，最后娶到了头人家的三姑娘。
青蛙娶亲童话的兼容性也体现在对不同地域风俗习惯的包纳上。我最初读到的几则故事里，青蛙儿子成婚后还去参加了赛马大会，他脱下蛙皮化身英姿飒爽、绿袍白马的青年，三度成为场上的最佳骑手，这个令人惊艳的情节显然来自于其采编地藏区的传统民俗。
山西版本的青蛙儿子会把皮一脱就开始吧嗒吧嗒地抽水烟，湖北的青蛙儿子为娶对岸的员外女儿要泅渡长江，而四川九寨沟人民则把青蛙儿子的求婚故事与当地雪山和泉水的起源联系在一起。高坡黄土，山寨草海，月涌江流，不同变体的青蛙娶亲故事映照出中国各民族和区域不同风貌的水色山光和烟火人情。
相较之下，欧洲大陆“青蛙王子”故事的结构和情节就单纯、稳定许多。
迪士尼动画片《公主与青蛙》（2009）画面。
中西方的青蛙求婚有不同寓意
说起人们为什么乐意选择青蛙作为人兽婚配故事的主角，总脱不开原始思维的关系。蛙类具有旺盛的繁殖能力，又有着与婴儿相似的啼鸣声及下肢弯曲的形态，这就让渴盼人丁的先民十分自然地产生了蛙崇拜，选择它们作为祈祷种族繁衍的图腾。
再者，蛙类活动于春种秋收的时段内，而其在大雨前后的频繁出现又让人们把它当作预知风雨的神奇动物，加之它们还能在农田中捕食害虫，有利生产，故而原始先民们便将蛙类作为预知气候的神奇动物和祈求风调雨顺、作物丰收的精神寄托。如此，有着悠久农耕历史的中国衍生出了十分丰富的青蛙求婚异文故事恰在情理之中。
农耕文化的深刻影响也部分地解释了中国故事与“青蛙王子”系列脚本中的一处显著不同。后者并不强调青蛙具有超能力，其主旨在于教导“守信”；中国的青蛙娶亲文本则不然，故事以结婚为分水岭裂为前后两个主旋律完全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反而是其重心所在，也就是说，中国故事更强调求婚者青蛙与人类国王的强弱对比。
这种强弱对比一方面指向儿童与成人二元体对立，将儿童身上的天真元素“萃取”转化为保留了更多原始性的动物，将成人的经验权威亦加以“提纯”，直至夸张为俗世间至高权力的掌控者；一方面又指向阶层/阶级内涵，青蛙本身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又被农民夫妇所养，其社会身份所属一目了然。民间童话以直观的体型之小喻底层个体力量的单薄，那么当故事声称青蛙的哭、笑和跳皆能令地动山摇时，其间的价值立场是不言自明的。
小活字出品的绘本《青蛙绿马》插图。（唐亚明/编著，后藤仁/绘）
因此可以说，虽然中西方的青蛙求婚文本同样包含契约维护、婚恋相处之道等主题，但欧洲的青蛙求婚故事专注于更抽象的道德规训和心理层面的象喻，而中国的青蛙娶亲童话则更与社会生活现实靠近，阶层是其关注的重点，且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底层农民的心声。故而前者从头至尾便依托于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并将青蛙同样设为王室出身，保持了男女主人公在社会阶层身份上的齐平，避免过多的差异元素令故事旁生枝节释义不明，为的是以单纯结构承载简单而普适的道理；但后者必须反复对读者强调青蛙的身形之小和力量之大，务求与国王形成鲜明对比，以其意在“小民”对贵族阶层的挑衅。
这里不得不提的一笔是上篇专栏中我们已经谈及的老童话所包含的问题（延伸阅读：智慧、友爱、勇敢、善良……哪一个才是童话故事的价值基底？）。虽然“青蛙丈夫”们不变人身就登堂入室求娶公主，比隐在深山等着未来岳父出现并向它们求助的蛇郎或“野兽”（《美女与野兽》）自信、坦率得多，也更有孩子般的无邪和游戏狂欢者的讨喜属性，但作为女性读者，我必须承认在阅读时仍然本能地对这一类民间脚本中包含的“强制婚”元素怀着恐惧——国王是慑于青蛙的通天彻地之能不得已答应对方的要求，在许多故事版本里，小公主最初也是出于救父救国之故嫁于青蛙，当代读者应能很容易就读出其中令人不适的非正义的一面。而女方父母索要高额聘礼，又有着买卖婚的影子，不论是何种情况，小公主都难逃被父亲和未来夫婿物化交易之嫌。
欧洲青蛙王子的故事亦然，公主背信弃义固然理当被责，但青蛙所提要求的合理性也少人探讨。这样一则涉及女性私密、身体权益和婚姻自主（在格林兄弟的版本里，不知为何青蛙刚落地变成王子，故事就糊里糊涂地快进到了婚姻，文本写道：“按照国王的意志，他现在是公主亲爱的伙伴和丈夫了”，公主的意志似乎不值一提，又或者公主根本没有独立的意志。从那以后，这个脚本里就没有以公主为主语的句子了）的不平等协议真能构成一份有效的、值得现代文明继续去捍卫的契约合同吗？还是那句话，文本具有多面性，我们和孩子都常常要记得询问的一个问题是：故事在不同向度上所召唤的平等是谁的平等，所赞美的正义又是谁的正义。
《青蛙娶亲记》插图。以树洞为居所、正在纺纱的老鼠姑娘。
从这个角度返回兰斯塔夫改写的这本《青蛙娶亲记》民谣绘本，能发现晚近的作者确实自觉不自觉地将被求婚的女性形象改编得更加具有自主性，有意增强了婚姻中的浪漫爱成分，保证了两性的平等（青蛙没有去找岳父，而是直接对老鼠小姐求婚；老鼠小姐则对叔叔肯定过青蛙是一个“可爱帅小伙”，插画中她甚至直接坐到了青蛙腿上，只不过原民谣中的性暗示被画者剔除而保留了女性主动的情欲需求。另外，应对女方家长审查的是鼠小姐自己，从她胸有成竹地应答婚礼事宜来看，这位准新娘对此显然话语权在握），基本剪除了传统民间故事里买卖婚和强制婚的元素，诸如此类处理都是进入现代社会后“开化”的印迹。
民间故事如何旧瓶装新酒？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绘本中几个小细节透露出的信息十分有趣，即被视为富有吸引力的配偶的青蛙作如此打扮：左佩枪右挂剑，穿着黑亮的高筒靴、骑着高头大马，画面中他住在乡间的一所豪宅里——这是一个乡绅贵族形象，而他看上了以树洞为居所、正在纺纱的老鼠姑娘。这样的设计展示了欧洲大陆童话的某些旧文化基因。
格林童话研究者玛丽亚·塔塔尔曾感慨，所有的民间童话好像都绕不开针织纺织这件事，它总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一个童话文本内。白雪公主要给小矮人缝补衣物；灰姑娘和千种皮公主光有美貌还不够，必须还有华丽的舞裙去获得进入舞会的通行证，并迅速吸引众人包括男主人公的眼球；《六只天鹅》里小妹妹也要给哥哥们每人做一件翠菊衬衫，好让中了魔法的他们恢复人形；《十二个猎手》里女孩们因为多看了纺车一眼而被认出是女扮男装。就连佩罗童话集初版卷首插图上的“鹅妈妈”都是纺纱老妪的形象。
尽管如此，对我而言，《青蛙娶亲记》里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与情节画面唤起的最直接记忆还是童话《纺锤、梭子和缝针》。这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篇爱情主题民间童话，倒不是由于其中相对进步甚至有些乌托邦感的政治道德，而是因为它不但有着民间文学的许多叙述要素，还表现出不少“作家童话”特征。
苏格兰诗人、童话故事收藏家安德鲁·朗（Andrew Lang）《绿色童话书》中《纺锤、梭子和缝针》插图。
譬如，对男女主坠入爱河后的行为反应有着既细腻传神又幽默克制的描写，人物不像是脸谱角色，而有了某种“私人”的、独一无二的气质，可以说兼得民间童话与作家童话二者之美，质朴又不无雅致，以至于我时常会忘记它究竟出于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的笔下（直到写这篇专栏时，我发现它确实来自格林兄弟对文学作品的摘录重述而非地道的民间故事收集，也算对之前的判断有所印证）。
故事讲的是，某国的王子声称要自己出门去寻找一位最贫穷同时又最富有的姑娘做妻子，接着读者被告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是某个边远乡村里最贫穷而女红技术最好的姑娘，她的纺锤、梭子和缝针与主人可谓心神合一，将一度离开的王子重新引回女孩的家中。故事的结尾二人终成眷属，那三样女红用具则被收入国库奉为珍宝。
民间故事被大量采集并作为儿童读物进入市场的热潮与欧洲贵族阶层衰落、资产阶级蓬勃壮大的时间是相契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们发现，那时的许多著名童话集对此过程及其中贵族的矛盾心理有所反映，如格林的《灰姑娘》《可怜的磨坊土地和小花猫》《古怪的姓》《金山王》等故事都透露了如下社会事实：日渐衰弱的贵族阶层放开口子，通过联姻的方式，接纳商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他们注入财富力量，而作为回报，他们也不得不与后者分享统治权。
上次专栏里提到某些版本《美女与野兽》故事的最后嫁给王子的商人之女被证实同样出身贵族，以此印证美好的品质只是贵族专属，便是“权力过渡期”贵族阶级矛盾心理在故事中的一种体现，也是在此意义上，前文说《纺锤、梭子和缝针》最后对女主贫民身份的正面接纳是政治道德迈进一步的表现。而民间童话里频繁出现的纺织情节和女红元素亦反映了17-19世纪欧洲大陆纺织业地位之重，它们甚至隐秘地记录了工业化进程中纺织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其他纺织题材的“向下求亲”故事里，贵族们不曾许诺自己会付出“爱情”，其结婚承诺实际上仅涉及地位与财富的交易。而《纺锤、梭子和缝针》却通过贵族男性直接宣告的方式，赤裸裸地将浪漫爱的生成与否和“贫富”这样的概念挂起钩来，作为一个强调浪漫爱的故事，它甚至懒得让王子在求婚赞美词中把姑娘的纺织技能和勤劳、诚实等人格品质相联系，以便为个中的物质主义提供一层道德遮掩。不论贫富二词的内涵如何丰富，其基本义中的经济指涉是摆脱不掉的。
故事中与贫富相关的另一端正是工作技能的高低，努力工作就能提升社会地位、过上富裕生活并由此进入统治集团，且勤劳和熟练掌握工作技术可能会被社群成员解读为品格美好（虽然求婚者对此闭口不谈）；同时，你会被鼓励延迟满足，而不是期待即时的精神愉悦，能力优秀与否的衡量方式被落实在对精美物质的占有中，这些显然既不是贵族也并非农民而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信念及其对社会的许诺。
一度似乎并不满意地离开这位“灰姑娘”的王子由纺锤牵着的金线引回小屋（妙写。若非金线，王子已经因为姑娘居所破败而走向下一站了），地上铺着梭子织就的玫瑰花毡毯（记住此处的玫瑰），缝针则造就了天鹅绒椅垫和丝绸窗帘，女主角站在焕然一新明亮如镜的由各类纺织品装扮的小屋内等待男主这次踏进房门，作品说她本人亦好像“一朵灌木丛中的玫瑰花”——爱情之花就在纺织带来的光鲜亮丽的财富之宅中亭亭盛开，女性本身亦退隐为爱情的符号——堪称神来之笔，她如此完美地融入物质堆聚的屋宅空间、如此恰切地在其中找到了她的位置和造型并定格在那里如同毡上花束，仿佛她与小屋、爱情与小屋本就是同气连枝的一体。
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我找不到比这更毫不遮掩物质主义倾向的爱情童话了。然而其诗化“财富-爱情”关联的笔墨却不见斧凿痕迹，当我们换一种阅读角度时，这看起来就像一段浑然天成的骑士罗曼司。
《青蛙娶亲记》插图。猫出场搅局。
写到这里，我们很可能会遭遇一种质疑的声音：兰斯塔夫的《青蛙娶亲记》倒是把原生民间故事里的强制元素和性别倾斜性尽可能地删去了，只留下一点阶层差别的浅影，按道理说这是一种文明上的进步，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从中文译本来看，除了配图质量较高外，其文字部分的艺术水准在一众青蛙求婚故事中算来相当一般，那么这种对民间脚本原生设置的剪除难道不是文学的损失吗？
这大约是当下儿童绘本的民间文学重述热潮中，许多写作者和读者都会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也召唤着文学研究工作“对未来文学”的责任。说实话，我并不认同把这种缺憾归于一句简单的“政治正确筛掉了民间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内容”。首先是因为，这一判断中可能包含了不易被察觉的文类偏见。艺术中“最有生命力的内容”不会以“对弱者生存真相的漠视”为根基，为着“文明”的缘故，这是我们必须抱有的信心。如上一期专栏所说的，民间文学在精神层面的生命力，以及其“善”的关节处并不在于宽容和保留陋习，而恰恰在于坚定地以“弱胜强”为核心信念。
其次，如此归因在思考上亦是懒惰的。中译本《青蛙娶亲记》在对民间文学传统的保留方面看起来除了母题的沿用（它只是青蛙求婚型故事和老鼠嫁女故事的简单合并。特别是最后猫出场搅局，显然是对“鼠婚型”故事某些版本具体情节的借鉴），基本也就是在叙事形式上还可见对排比陈列技法的运用。在排除了原生故事的阶级、性别冲突后，没有设置足够吸引人的新冲突，也没有充分利用好民间文学的更多技法（比如对某些数字的偏爱、重复、押韵、夸张、反转，等等）——当然，后一条是译者的问题，兰斯塔夫的原文版本至少在对这些口述文学迷人的传统技巧的运用上有着非常不错的继承和发挥——这些，才是造成今天我们手中的《青蛙娶亲记》泯然众书的根本原因。
还是那句话，文学的难题，最终必须依靠文学本身的方式去化解。对于民间童话重述创作而言，继承文类传统旧瓶装新酒或者先锋实验都未尝不可。当总在求婚路上的青蛙遇见纺织不停的老鼠，又或者哪天青蛙骑士发誓要去寻找一位既最贫穷又最富裕的姑娘，会发生的故事我们谁也无法预料（而这正是文学的美妙之处）。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写出好故事的通衢有千万条，但一代一代造路者前进的秘密却只有一个：
守着美的规律万万偷懒不得，沿着善的方向越行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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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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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玛丽亚·塔塔尔作；吕宇珺译. 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 写给大人看的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08.
题图来自小活字出品的绘本《青蛙绿马》。
撰文/王帅乃
编辑/申婵 西西
校对/张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