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社会都有老年人，甚至是80岁、90岁、100岁的高龄老人。人类寿命的跨越式增长发生在20世纪，这主要归功于全球财富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提高。老年时期已成为继童年和成年之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人生阶段，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老年”。

衰老的故事是关于我们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的故事，是我们所有人的必经之路。这既是一个永恒的故事，也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进步而迅速变化的故事。

所有人都会老去。随着现代人类寿命的延长，老年时期成为了继童年和成年之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人生阶段。在现代社会，这一阶段可能会占据我们生命中的40年或更长时间。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我们明明比以往活得更久，却更容易把老年隐喻为一种疾病，一种被恐惧、被轻视、被忽视和被否认的状况。青春与高效才是时代的奏鸣曲，因为我们总是试图极力避免自己衰老和死亡的迹象。

在《银发世代：重新定义老年，反思医疗体系，重构老年生活》一书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老年病专家、教育家和医学教授路易斯·阿伦森介绍了关于衰老的革命性观点，讨论了社会和医学对老龄化的态度。阿伦森指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老年”，赋予它更多的意义，更积极的意义。

以下内容选自《银发世代：重新定义老年，反思医疗体系，重构老年生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银发世代：重新定义老年，反思医疗体系，重构老年生活》，[美]路易斯·阿伦森著，蒋一琦张光磊周哲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7月版。

如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多少岁，但在18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和年龄——除了希腊或罗马作家等人清楚自己的确切年龄，大部分人都并不清楚。人们被称为“青年”或“老人”，是基于长相和行为，而不是基于实际年龄。所以，这两个称谓可能会同时用来形容一个实际年龄为40岁的人。

无须跨越几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就能发现有关人生阶段的观念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母亲只有20岁出头，外祖父很担心她会变成一个老姑娘。眼看着周围的朋友都结婚了，我母亲却还在和一个又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结婚对象约会然后分手，所以我的外祖父母越发焦虑。直到我的母亲在24岁那年与我的父亲订婚，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到我这一代，身边20多岁就结婚的朋友寥寥无几，大多数同龄人都在30多岁才结婚。其实，几十年间，我的家庭社会状况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所谓的“正常”。

拉长时间跨度则会看到更加戏剧化的观念改变。如果我和我母亲出生于中世纪后期或是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我们可能在12岁就要结婚了。在那个时代，初潮就意味着女性成熟，青春期的概念根本不存在，更不用说女性成年后的高等教育、职业发展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亲密关系了；如果有幸活到30多岁，女性就一定会变成祖母，而不可能像我母亲当年一样在30多岁时只生养了两个孩子，或是像我一样30多岁时还是个未婚的女医生。正常的标准不仅取决于时代背景，而且取决于你在那个时代中的身份和地位。

人脑会自动进行分类。中国、伊朗和希腊的作家都曾写过男孩、男人和老年人的事。近几年人类的年龄分布变化太快，而关于50岁、60岁以上人群的社会语言和机制还未形成。人们也尚未认识到这个群体的个体多样性，没有在这块新放大的人类潜力画布上使他们的个体和社会潜力最大化。

拉斯利特认识到偏见正被普遍强加于60岁以上人群

法国人似乎天生就有辨别不同人生阶段的能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就设计了针对退休人士的教育和社会活动项目，并称作“第三阶段大学”或“老年大学”。这两个概念很早就传到了英格兰，在这之后历史学家彼得·拉斯利特普及了“第三阶段”这个词，他认为这个词“填补了人们想要找到一个词描述老年群体的长期需求，而且该词尚未被曲解”。

拉斯利特还提出了一个他本人认为“激进”的观点：第三阶段是人生的最高点。拉斯利特解释说，人生阶段是按照顺序而不是按照年龄划分的。一个人有可能同时处于人生第一、第二、第三阶段，比如一边工作养家，一边达到人生最高点的年轻人（例如女体操运动员）。拉斯利特强调，第三阶段不可能与第四阶段发生重叠。拉斯利特的理论在这里出现了漏洞：他根据与年龄相关的行为来定义人生前两个阶段；根据个人成就来定义第三个阶段，认为第三阶段的行为意义应超越年龄层面；并且根据生物学来定义第四阶段。这种用不同的衡量标准来定义不同年龄人群的方式，失去了明确性、公正性和公平性。

电影《飞屋环游记》（2009）剧照。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年龄差异确实存在，分别为较年轻的老人和高龄老人，但是他们的主要区别应该在于健康、社会活动及消费者角色。第三阶段意味着“顺利地衰老”，而第四阶段则意味着虚弱和依赖。拉斯利特将工作之后和童年之后的人生阶段称为“人生的皇冠时期”与“自我实现和满足的时期”。他认为第三阶段是最近才被加进人生阶段的概念，所以应该用来“建立、塑造、维持和拓展”社会职责和功能。

拉斯利特还定义了第三阶段带来的5个挑战：认识变化的人口结构，支持大量的非就业人口，培养面对错误刻板印象的社会态度和社会道德，发展给予这一新阶段目标的相应社会前景、机制和组织，以及应对第四阶段的各类问题。尽管拉斯利特没有透彻地探讨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对其第三阶段体验的影响，但他的确认识到第四阶段可能会遭受各种偏见，而这些偏见正被普遍强加于60岁以上人群。拉斯利特认为，划分第三、第四阶段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享受这两段时光。

有人说相比于第四阶段，人们给予了第三阶段过多的关注，然而老年医学界的现状截然不同：无论结果好坏，这个领域从始至今都对第四阶段给予更多关注。

第三阶段人群是社会上活跃的大众消费群体。虽然许多人都几近或完全退休，他们仍然具有能动性——事实上，他们的自主能力是这个群体的两个关键特点之一。这个阶段最幸运的老人都在购买抗衰老产品，加入健身房和社交俱乐部，到处旅行，参加志愿活动。他们的行为、态度和生活方式更符合消费主义文化及社会历史时期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这仿佛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文化的“成人版本”：重视青春、美丽、个人选择和自我表达，体现出他们努力远离“老人”标签的不懈努力。

然而，并不是每个跨越中年的人都能进入第三阶段，有很多人虽然具有主观能动性，但他们的行为并不属于第三阶段的范畴。这个概念之所以看似普遍，是因为它包含了最有可能撰写、表达、创造艺术和市场的人群，而正是这些人在定义“第三阶段”。

拉斯利特认为第四阶段是由生物学决定的，是一种永恒的概念。只要在人类历史中活得足够久，你就会自动进入这一阶段，并经历不可避免的衰落和耻辱。克里斯·吉拉德和保罗·希格斯认为，第四阶段是“普遍的自我管理失败与通过制度化照护来稳固这种失败的结合产物”，其结果就是“从最有价值的社会、文化资本中被剥离”。他们断言，“第四阶段的出现是20世纪健康和社会政策的发展结果”，也是在第三阶段努力经营有魅力、有用、有社会参与度的老年人设带来的“苦果”。

拉斯利特的目标是抵制对老年人充满恶意和贬低的评价，这种评价否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尊心。这个目标当然是有价值的，但仅限于“帮助所有更年老的老年人获得社会地位和自尊”。如果它允许相对更年轻、更健康的老年人以“更老、更不健康的老年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轻松获得这个目标，那么所有努力将适得其反。

高龄总是让人产生消极的联想

1858年6月16日，亚伯拉罕·林肯在他的演讲中说“一幢分裂成两半的房子是无法站立的”。在这半个世纪，将老年阶段分割为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除了确实给第三阶段的老人提供一些虚假的帮助，进而恶化他们在第四阶段的遭遇，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偏见和分裂滋养倒退。当认为某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有价值时，我们也是将自己置于险境。道德应该作为观念的底线：我们是否将所有人一视同仁？是否轻视了部分人？所谓“无法达到绝对公平”，决不是无情贬低任何个体或群体的借口。

高龄总是让人产生消极的联想：对身体衰老的抗拒，对丧失躯体功能的恐惧，贫穷的生活和卑微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真实人类群体的脱离感。在这种境遇之下，他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来定义或维护自己。有的老人也许可以表达自己的喜好，有的老人却丧失了表达能力，显然他们无法实现内心想做的大多数事情。在那些频繁发生的糟糕场景中，他们能做的一切就是尖叫和哭泣，或是躺在床上消磨时间、乱踢或乱咬东西。鉴于上述情形，人们会说他们“恶劣”或是“难以相处”。他们被惩罚、被遗弃、被制度绑架、被忽视、被真的绑起来甚至被注射镇静剂。即使事先为这些做好准备，他们也不能确保最终自己的意愿会被尊重。事实上，他们如何被看待、如何被对待，以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其他人控制了。唯一的解脱就是死亡。

电影《飞屋环游记》（2009）剧照。

我用“他们”来指代第四阶段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成为“他们”之一，而我们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变成“他们”，可能是几天、几周、几个月或者几年，除非我们以一种创新的、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和应对第四阶段，并让它常态化、制度化、结构化和普遍化。我们以为可以找到这种方式，如果是从生物学上操控衰老，那么我们也许确实可以做到。但万一做不到呢？为什么不把这些努力转变为对这个人生阶段的关注、资助和创造性投入呢？即使第四阶段真的是吉拉德和希格斯描述的那个黑洞，只能通过它对其他事物的影响来加以描述，至少我们可以让它的影响变得更积极，并让这种描述更加准确。

我母亲说她宁愿死亡，也不要过身患痴呆症或者残疾的高龄生活。如果她的生活出现了这样的迹象，那么无论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她都不会再想治疗。她的用词不是“就算这个病杀了我”，而是不想治疗，希望这个病能杀了她。她也担心活到那一天却没生什么病，只是在跟她相似但完全不像她的肉体里苟延残喘。她也许不太清楚这些状况之间的差异，但她认为这样的未来非常恐怖，不仅是对她自己而言，甚至是对我们——她的家人而言。她觉得这些照护费不如花在觉得“物有所值”的人身上。我想着，快乐的失智者是有的；但我更会想到，更多人的处境可以说是“苟延残喘”于一种没有任何明显好处的生活中。大多数人表达着痛苦，更有甚者看上去备受折磨。但有些家庭并不如此认为，且有些宗教主张，无论何种情况下生命都神圣不可侵犯，这就导致决策难产，即使对于这个生命阶段的讨论至关重要，也是如此。

我父亲曾说过，如果自己患上痴呆症，他就不想活下去了。但真的患上痴呆症后，他仍然很高兴自己还活着。“我的人生很幸福。”说这话时，他感到既骄傲又满意，坐在医院的病床上滔滔不绝，成为全场的焦点。此时的他如往常一样和蔼，忘记了所有的不愉快。“不过我不介意更幸福一点”。他同意接受各种医疗程序和手术，但当他真的步入当年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生活状态——那个他很确定不会感到快乐的状态时，他已经再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也无法再讨论任何抽象概念，比如“人生的意义”“人可能会在哪一刻失去最重要的东西”。

我母亲在说那些话时，很有可能也想到了我父亲生命中糟糕的最后几年，以及在那之前的几年，想到了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的确，照护患病的父亲在很多方面都很困难，但同时非常重要，因为它定义了“家庭”的意义。如果让我选择，我会再次毫不犹豫、心甘情愿地照料父亲。母亲深知这一点，她也知道我愿意为她做同样的事情。尽管如此，她仍然热切地希望不会有这么一天。

“常态和病态的典型对立”：老年是一种疾病吗？

我们对衰老的了解取决于我们向谁寻求信息。研究衰老的方法涉及医学方法、发展性方法（生物心理学）、制度化方法（社会经济学）和文化方法（刻板印象和观念）。社会学家卡罗尔·埃斯蒂斯对美国衰老问题的医疗化现象进行了研究，这个现象源于19世纪，并延续至今。

在19世纪前，衰老被看作自然的过程，而高龄被认为是一种人生成就。随着医疗化过程的发展，医学有权定义正常和病态，人类的行为、躯体功能和生理状态都被重新诠释。过去观念里的自然和文化现象都变得易于诊断、管理和治疗。流行杂志不再谈论长寿话题，而是发表关于衰老及其医学症状的文章。各行各业的人都将老年定义为社会问题，并将关注重点转移到“病理学”：身体和精神的局限性，贫穷和依赖性。

电影《飞屋环游记》（2009）剧照。

尽管医疗化以某些方式在老年领域创造了机会，通过刻画药物的权威性创造治疗该“疾病”的工作岗位，并使衰老问题合法化，但它同时限制了个体及社会对此问题做出的反应，这就是问题所在。一味追求更多的医学治疗，而不关注患者需求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那些认为理当如此的人眼中，老年问题的医疗化是正常的，而他们大多都不算老（不管生理年龄如何，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老人）。其他人则善意地认为应该避免老年问题医疗化带来的病理化结果，声称老年群体应该遵循不同的处理标准。老年人的皮肤比年轻人更薄，更容易被撕裂、擦伤和破损，这是老年群体中很正常的现象。但问题在于，这些正常现象（比如在黑暗中视力下降，不容易听到尖锐的声音），是否就不能算作医学挑战或病理现象呢？绝大多数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都有前列腺肥大问题，这是否属于正常情况呢？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否定的：每个人都想耳聪目明，都想排泄通畅，做不到这些就代表不正常，就是病理问题。

在令人惊叹的美国老年群体文化历史著作《人生之旅》（The Journey of Life）中，见解深刻的托马斯·科尔将这称为“常态和病态的典型对立”。

我现在了解并能引用这一观点，是因为我终于读了他寄给我的作品，也可以提出更有意义的问题了。

几千年来，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注意到了老年人“常态”与“病态”之间模糊的界限。早在公元前约161年，在泰伦斯的剧本《福尔米欧》中就有这样的对话：

戴米福：“你怎么在那儿（医院）待了这么久？”

科尔曼：“因为我生病了。”

戴米福：“什么情况？是什么病？”

科尔曼：“什么病？老年本身就是种病。”

如果老年本身算是一种疾病，那么自然需要医疗手段介入。

如果老年和疾病这两个概念不能被清晰地区分，那么到底是老年的问题，还是背后存在着更深层的问题？比如社会分类体系，以及我们总是以各种形式将自己和他人区别开来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正常和不正常的对立模型还适用吗？

老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意味着疾病，但它同时是人生中自然、正常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如果要进一步了解老年的“学问”，就必须把目光从狭窄的医学领域移开，看得更远、更广，将人类的思想与经验全部囊括其中。

支持和庆祝各种情形下的老年生活

萨迪·德拉尼在她100岁的时候，这样向别人形容她和妹妹贝茜的生活（她妹妹也是一位百岁老人）：“要知道，活到我们这个岁数，你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是否能醒来，但我和贝茜都不担心死亡。我们的内心无比平和。”她还说：“我们埋葬了许多至爱之人，这就是活到这个年纪的难处。我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化为尘土。”罗杰·安杰尔表示赞同：“在人生的第十个十年，我发现老年生活的不堪在于它装满了腐朽的往事。”

但话又说回来，老年故事总是不止一面，还有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就像安吉尔说的：“大多数75岁以上的老年人都会惊喜地发现自己很快乐，我也是其中一个。”这个观点与医生兼作家奥利弗·萨克斯在80岁生日时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老年的欢乐（不是自嘲）》相呼应。这个标题体现了文章的精髓，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我的父亲活到了94岁，他常说80~90岁的那10年是他人生中最享受的10年。他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视野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变得更开阔，而我也渐渐开始有同样的感受。一个足够长寿的人，会有丰富的人生经历，这个经历不仅来自自己的人生，而且来自他人的人生。”

这些作家关于老年的言论与我的患者的描述相吻合，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过教育、财富多少、是移民还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比起衰老本身，真正的问题在于，老年人受到侮辱，被隔绝在人际交流、社会建筑、社会活动之外，遭受制度化的威胁，失去自主权和人权。原本只是有些困难的正常生活转化为绝望与苦难，而我们总是将这两点归结于衰老本身。

电影《飞屋环游记》（2009）剧照。

让我们来看一看日常生活中所谓的“微侵略”是如何贬低老人的：“您竟然还能这样起身四处逛！”“您哪里老啦！”“您真的没事吧？”或是“那个老太太好可爱！”“今天我们能为他做什么？”“您好啊，年轻的女士！”“我知道这个问题不太礼貌，但是您多少岁了？”再来想一想，还有许多针对老人的非言语性微侵略：轻视、无视、傲慢、居高临下的态度；未经询问的“帮助”；大街上的推搡；没有扶手的楼梯；没有把手的椅子；不合身的衣服；为年轻人的手指、视力、听力、喜好量身打造的科技；他人的嘲笑；白眼；提高音量；目不直视；像对待孩子一样和他们说话。

我们如果不喜欢衰老，当然也就不想变老，不想和意味着“老”的晚年生活有关联。我们在青壮年时期惧怕衰老，在老年时期痛惜失去的躯体功能、同事和朋友，感慨自己被职场淘汰、被社会轻视和边缘化，最终我们真正感受到与老年相伴的“孤独感”。我们并不想无休止地争论或争辩，因为这些都是徒劳。但同样，我们也不想依赖他人，变得无助、绝望，以及被制度化，但我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经历这样的命运。

不过，如果我们只看到老年生活中糟糕的那部分，那么这无异于只看到父母照顾身体不适、不断啼哭的婴儿而夜不能寐，只看到父母担心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越来越叛逆和疏远而失眠到凌晨。这些情况确实是事实，但只是冰山一角。

稍微浏览一些有关人类寿命的卡通片或是名言警句，你很有可能产生两个错觉：首先，人生将近一半的时间都在从婴儿期过渡到成年期；其次，人生在步入中年前都很有趣，但在那之后就变得令人沮丧、严肃沉重、困惑迷茫，一直是下坡路。这些关于中年时期的评价与描述相当精准，但完全不适用于美国人的老年生活。

令大多数人惊讶的是，美国一项大型研究表明，中年是男人和女人幸福指数最低、焦虑指数最高、生活满意度最低的时期，直到步入60岁情况才开始好转。这个现象并不是人为努力的结果。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研究了全球各种类型的国家——大国、小国，贫国、富国，农业国家、工业国家，结果表明，富裕国家人民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年龄增长均呈U形，而其他国家的情况则各不相同。其中美国和西欧的数据证实，大多数人在60岁左右的幸福指数要比20多岁时高，并在此后继续攀升。

老年生活幸福指数上升似乎是负面因素减少和积极因素增加的共同结果。近来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的焦虑情绪自青少年时期开始稳步攀升，在35~59岁达到峰值，60岁时开始下降，65岁时继续下降，随后达到人生焦虑指数的最低值。与20~59岁的人相比，60~64岁的人更快乐，对生活更满意，但幸福程度不及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即使是超过90岁的老人，也比中年

人更幸福。

正如诗人玛丽·鲁夫勒所说：“不要畏惧衰老，因为你尚未品尝衰老带来的绝对自由，那是令人震撼的、神魂颠倒的自由。你不再关心别人的想法。一旦变成‘隐形人’——通常这种情况更早发生在女人身上，你就会迎来令人震撼的自由。生活中所有的权威人士都消失了。你的父母相继去世，没错，这确实令人心碎，但也是一种美妙的解脱。”总而言之，基于不同的衡量标准，70岁上下的老年人在各方面都优于年轻人，他们经历着更少的压力、沮丧、担忧和愤怒，享受着更多的快乐、幸福和满足。各种类似的研究都表明，人生幸福指数在65~79岁达到峰值，其次是80多岁时，最后是18~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