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陈薇 受访者供图
小切口下的大历史：《弄潮——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幕后
这实在是个持续时间太长、太长的特别报道了——说起由我们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要策划、统筹、实施的《弄潮——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同事们都会这么感慨。
这是一组以若干地理位置——能显著象征、体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重大进展的地标点（具体到村庄、单位、企业、城市等），报道其现状、变化、成就、历程和经验的特别报道。
《弄潮》系列报道
这是一组以从2018年3月26日起见报的系列报道，每周一见报3至4个版面，共40期，最后一期见报时间预计是12月31日。截至7月27日，已刊发17期，报道了小岗村、义乌小商品市场、果作屯、苏州工业园区、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分别对应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基层民主、对外贸易、股票市场等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关键词，作了深入而细致的展现。
曾有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就此询问我，为什么将首发日定在3月底，有何讲究？我回答，其实并没有特殊含义，只是大家坐在一起，对着日历从2018年度最后一个周一的12月31日往前推算40期而已。
报道持续时间长、需每周不断档，非常耗费人力物力。经过半年实践，我们发现，至少有3位记者需同时投入其中，保证1位在写稿、1位在采访，另有至少1位在联系下一个选题。这占用了深度报道部非常有限的记者资源。
《弄潮》系列报道
受访单位答应采访，一个选题就成功了一大半。整个操作周期中，最难的就在第一步。有许多市县乡村、公司企业婉拒了采访。理由包括“领导不在”，“最近比较忙”、“不宜出风头”等等。
策划专题时，我们还没有过多考虑约访难度。
那时指点江山，毫不设限。
去年起，全部门就改革开放专题组织了几次头脑风暴。编辑、记者二三十人一起，首先确定要写40期，写40个大议题，涵盖时政、经济、社会、法制、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比如国企改革、基层民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重大关键词。
接着，我们再考虑，哪些是能够体现这40个大议题的小切口？要讲故事，要可读。首先想过，采写40个人物，但是选择哪些人呢？当年的亲历者未必了解当下现实，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没有经历历史。
《弄潮》系列报道
大概是在第二次开会后，大家讨论出可以为每个大议题找一个代表性地点，写“改革地理”。它曾经很出名，或者现在依然很出名。它的发展变化，体现了历史脉络和进程感。切口可大可小，操作空间较大。
最后体现在专题策划案的，是这样一段话：“专题旨在以小见大，精心选择的地理位置将集中反映若干议题，如解放思想、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经济特区、自贸区、医疗改革、节能减排、一带一路等等，以地理位置为引、宏大议题为面，力争做到既深刻又生动、既宏观又细致、既有时代感又有历史感。”
接下来，如何确定这40个议题及其代表地点，还是群策群力。部门记者编辑分工认领，以两年、五年、十年等为时间段划分，分门别类地寻找每年发生的重大新闻。集中起来，形成六七十个大议题，再讨论增删。最后，初步确定了45个。
《弄潮》系列报道
这个数字，至今仍在改变。我们仍然在不间断地讨论，适时增减。
现在想想，我们可能选择了非常不讨巧、需要下苦功夫的报道方式。当初确立的原则是“大议题不变，小地点可选”，于是在一个议题之下，可能有记者联系了两个代表地点，都被婉拒、无功而返。
这样的报道做得好看，很难；我们再三要求：首先要选小切口，找合适的采访对象讲故事、说细节；第二，不要以歌颂的姿态，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要写出冲突和曲折。
于是，记者要做很多前期准备和预先采访。有一位记者，采访了14个人之后，才为4000字的主稿选择了适合出场的3位叙述者。
当然，这对记者来说也是一次锻炼。要有分解主题、沉淀信息的能力，具备以小见大、视野开阔的历史观感，还得有发现细节、叙述故事的细腻觉察，才能写好这篇稿。为此，深度报道部的两位首席编辑都亲自出马采写。
其中，由胡杰采写的《红手印到红本本 小岗改革在路上》（刊发于2018年4月2日A10-11版）一稿，有关部门表示：“‘特别报道’追昔抚今，介绍了小岗村的深刻变化，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推出此文恰逢其时。”
北京的夏天到来，40期报道还未过半。
相信在12月31日那天，这40期报道将累积着、呈现着我们的初心：“用文字打捞那些‘可昭示未来的过去’，用图片言说那些被打上了年代烙印的人、事、物，而这一切，只为给‘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绘制一幅历史底本（新京报评论员佘宗明语）。”
陈薇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副主编，负责“剥洋葱”人物公号。
2006年新闻学硕士毕业，曾任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钱江频道民生新闻栏目执行主编、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主笔，2016年进入《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任首席编辑、副主编，至今已有16年媒体工作经验。在电视、杂志及报纸的不同业态下，选题涵盖社会、时政、教育、环保等众多领域，熟悉深度长篇、暗访调查、人物纪实、专题特刊等不同媒体产品形态。
原文载于《新京报传媒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