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有一种空白的性质；

无法回忆起

它是从何时开始，又或

它又在何时消失。

——艾米丽·狄金森

疼痛确实是种恼人的感觉，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感觉里，属它最不受人待见，那种感觉除了“疼痛”二字之外，几乎难以找到再合适的词来形容。当疼痛袭来的那一刹那，它就是人类绝对的主宰。它会撑起人的眼睛，阖紧人的牙关，拎起人的耳朵，拽住人的喉咙，立起皮肤上的每一个毫毛，强迫每一根分散的神经，每一缕杂乱的念头，全都集中在疼痛这一件事上来。

有些疼痛来得有来由，比如被掉下来的书砸中了大脚趾，或是写稿困得上下眼皮打架时脑门不幸撞在了桌边上。而有些疼痛则来得无缘无故，就像是此时此刻正在琢磨如何下笔的区区在下，正在感受到的头痛——不得不说，痛苦确实令人分外清醒。

但在诸多疼痛中，有一种疼痛尤为令人尴尬。这种疼痛便是所谓“屁股疼”。之所以忽然想到它，端的是因为眼下正在翻看的一本有趣的书，杰克·哈特内尔的《中世纪的身体》中的一帧插图。

这帧插图所以格外吸引人，乃在于它描绘的既非中世纪常见的城堡和骑士，也非博物志异中夸诞的奇兽怪物，而是四个长着两条长腿的屁股，活脱脱就像是一个爱恶作剧的家伙躺在床上故意把屁股撅起来给人看的怪样。其中一个屁股上，画师还特别画了一只手，伸出食指，戳进——不是指向，而是戳进那个五谷轮回的孔道当中。

这四幅小图展现了肛瘘手术的过程，出自约翰·阿德恩《肛瘘管疗法》的复制本，抄写并绘制于15世纪。图片来自杰克·哈特内尔《中世纪的身体》。

光是想一想这个来自五百年前的“千年杀”场景，就足以让人后庭一紧了。不过，这幅插图可并非中世纪人的恶趣味，而是有着极为严肃的目的。它描绘的是一场痔瘘外科手术的四个步骤。出自14世纪英国的外科名医约翰·阿德恩的《肛瘘管疗法》。图中描绘的乃是这位可敬的医生为他饱受屁股疼的患者诊疗、穿线和缝合的手术过程。

如果放在今天，那么约翰·阿德恩绝对是收音机广播、地方台和街头小广告里最熟悉的名字，他的专长就是治疗痔瘘，并且以此独门医术在当时一众医生中一骑绝尘，成为当时贵族豪门的座上宾，也让他能在那个书以稀为贵的手抄本时代，得以使用手抄本将自己的医术记录下来并保存至今，成为“中世纪最早真正画出外科手术各个步骤的书籍之一”。

哈特内尔对这幅插图的描述，同时也可以说是对屁股疼的绝佳形容，屁股疼确实令人疼得龇牙咧嘴，与其他疼痛一般无二。而它的发端，却来自于那个令人难以启齿的尴尬之地，乃至于提到它都会让人被疼痛憋红了的脸上露出一丝莫名而尴尬的笑容。屁股疼得如此真实，而诉说这种疼痛的方式又如此尴尬，这多少让屁股疼成了人类诸多疼痛中最虚伪的那一类，仅次于脐下三寸的那点儿光景。

但无论如何，疼起来还是自己疼。

“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

即使是堪称古人第一妙人的苏东坡，也难逃屁股疼之苦。在他写给朋友的和诗中，他将自己罹患的痔疮称之为“微疴”——也就是小病一桩，只需要戒酒就可以治好。但实际情况并没有他写得如此轻忽。东坡居士是一位常年的痔疮患者，大概从三十九岁时，他就已经患有痔疮了。在惠州写给表兄程正辅的信中，他抱怨道：

“轼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近日忽大作，百药不效，虽知不能为甚害，然痛楚无聊两月余，颇亦难当。”

虽然他自称“不能为甚害”，又说是“微疴”。但是已经弄到他“苦痔无情思”——连平日最嗜好的诗词都写不出来的地步，只得“杜门谢客，兀坐耳”。

苏东坡所苦的痔疮，可以说是古代的常见病，虽是“微疴”，但是疼痛之程度，足可以从后庭顺着脊柱一路影响到自己大脑的灵感之府。大概是因为痔疮着实令人痛不可当，以至于翻检古人诗文，几乎找不到描述痔疮的诗文。唯有晚清文人缪艮编撰的《游戏文章》中收录过一位无名文人以上厕所为题所写的无聊诗作《登坑曲》提了一句痔疮：

“耸尊臀，礼太恭，痔疮挣出肛门痛。”

痔疮刺激不出文思，但痔疮却足以疼到让人误事。1936年，鲁迅去世。作为鲁迅好友的茅盾当时正在家乡乌镇，距离上海并不很远。但是他却并未赶上参加鲁迅的葬礼，他多年后回忆说：

“鲁迅死后，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有我在内，但我此时在家乡（乌镇），痔疮发作，接到上海电报要我回上海，但我不能行动。从我故乡到上海，要乘小火轮到嘉兴，转乘火车，在痔疮出血，不能坐立的情况下，我当时不能赴上海。等到出血略止，我到上海时，丧事已完毕。”

茅盾因为痔疮错过了与好友见最后一面的机会，尽管在自述中，他以一种极平淡的口气谈论此事，更像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为自己的辩白和开脱，但痔疮之痛，却可以想见。而屁股疼所延误的事情不止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足以疼到改变历史的走向。

拿破仑在滑铁卢的遭遇就是一个痔疮导致的著名灾难。拿破仑患有严重痔疮，在当时乃是公开的秘密。他最早提及自己患有痔疮，是28岁时。他的痔疮病因倒是非常明显：戎马生涯导致生活习惯毫无规律，加之饮食上贪食油腻，共同促成了他严重的便秘。而这让他无论是在马桶上运劲儿，还是坐在凳子上，都非常用力，自然会导致脱肛出血，患上痔疮。而随着他人到中年，开始发福，逐渐从英俊的矮个子少年，变成了漫画中的“科西嘉矮胖子”，他的痔疮也变得愈发严重了。

作为一名指挥官，鼓舞士气的最佳方式就是横刀跃马，亲临前线。拿破仑自然深知这一点，但是他的痔疮太严重了，严重到他不仅无法骑马，连走路都痛苦万分，只能坐在马车的软垫子上才能略微好受一点。

终于，历史将这个严重痔疮患者推向了1815年6月17日的滑铁卢战场。前一天，这位肥胖的将军整天骑在马上督战，尽管他看上去疲惫又慵懒，但胜利女神似乎依然愿意和他在马背上同行。

但是到了当天晚上，他的痔疮剧烈疼痛起来，疼得整夜睡不着觉。他就这样拖着一个剧痛的屁股上了战场，疼痛不仅让他上不了马，还让他烦躁不安，失去了常规的判断力。最终，他输了这场关键性的战役。成了圣赫勒拿岛上的囚徒。而胜利女神放弃他的关键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疼得令人恼火的屁股。

痔疮之痛，足以强行扭转历史车辙前进的方向，以至于好事者不免会歪头想一想，倘使拿破仑在那天没有痔疮痛，而是战胜了威灵顿将军，滑铁卢惨败变成了滑铁卢大捷，历史又会如何。

不过历史总是缺少这样一个不疼的屁股。或者说是，缺少一个能治好屁股疼的医生。

“痔发多卧。”

1923年6月1日，鲁迅在日记中如是写道。1923年对鲁迅来说，是个困厄的年头，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和弟弟周作人的关系终于彻底破裂。就在这次痔疮发作的一个半月后，他收到了那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决裂信，里面斩钉截铁地要他“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次月，他便搬离了八道湾的旧居，迁入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逼仄的赁屋中。

尽管比起上述苦痛，痔疮的苦痛似乎只堪等而下之。但痔疮作为一种病痛的意象，在鲁迅多病的一生中，却得以在他的作品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发表于1926年夏天的《马上日记》中，他写道在宣武门城洞下：

“又是一个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纸片，但却默默地将一张塞给我，接来一看，是石印的李国恒先生的传单，内中大意，是说他的多年痔疮，已蒙一个国手叫作什么先生的医好了。”

这或许是实景描述，但考虑到鲁迅对所谓“国医”的一贯态度，加之前面遭遇那个莫名其妙的“草你妈！”更显出某种难以言传的讽刺意味。但选择痔疮，而非当时同样广告传单满坑满谷的牙医，或许更有一层特殊的寓意。鲁迅虽然一生饱受牙疼困扰，但是牙医自晚近以来西洋现代外科牙医的传入，已经进入了现代科学之域。然而痔疮诊治，却依然由所谓的传统医学专擅其场。

1923年困扰鲁迅只得多卧的痔疮，应该属于旧疾复发。多年后，鲁迅的朋友许羡苏曾经提到鲁迅的母亲讲过一桩轶事，“大先生曾经不上麻药割过痔疮。可惜怎样割和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当时老太太讲的情况都记不清了，好像是在日本时代”。

尽管这段回忆常常被引用作为鲁迅忍耐力异乎常人的坚毅品格的证据之一。但从医学角度来说，这只能证明这场割治手术即使不是失败，也是很不彻底的治疗，以至于让痔疮成为给鲁迅一生带来痛苦的三十多种疾病之一。

尽管今人很难理解，但是治疗痔疮，在现代外科医学成熟之前，治疗过程之痛苦，风险之大，都远远超乎今人的想象。在前面提到的那位中世纪出色的肛瘘专科医生约翰·阿德恩之前，据估计，寻求治疗的病人，超过一半会死于激进的外科手术。哈特内尔在书中写到，当时的治疗手段极为粗陋，“那种手术通常以酸性物质腐蚀病灶，而且恢复期的照护相当不佳”。

正因外科手术的风险太大，所以也就难怪西洋中世纪人会迷信各种不可思议的方法来治疗让自己痛不可当的痔疮。像圣徒祈祷是个常见的方法——或许是因为痔疮太痛苦了，以至于真有一位痔疮患者的主保圣人：圣菲亚格拉。这位爱尔兰传教士在前往法国莫城传教时，特别受到上帝恩宠。他为了修建修道院，平整土地铲地铲得分外辛苦，导致痔疮从肛门脱出。疼痛不已的他只得坐在一块石头上祷告，祈祷神能减轻他的痛苦，祷告完后，他起身时，居然发现他的痔疮留在了石头上。

因为这一神迹，圣菲亚格拉成为痔疮患者的主保圣人理固宜然，一个自己深受痔疮所苦的圣人，怎么会不怜悯其他同样屁股疼的信徒呢？另一个治疗方法，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治疗痔疮需要“死人手上的汗”——很难想象一具已经凉透的尸体如何出汗，所以这一药方似乎没有什么人能搞到手。但也可能这属于某种心理疗法：光是想想去从死人手上把汗弄来，就足以让人从后脊梁一直冷到屁股沟了。

比起西洋治疗方法，同一时期中国对痔疮的治疗倒显得比较温和理性。比如服用人参、白术、茯苓、当归、熟地之类熬制的“八珍汤”或是“补中益气汤”，抑或是外敷九华膏、玉露膏之类的油膏。或者是针灸——晋朝的《针灸甲乙经》就记载“痔痛，攒竹主之，痔，会阴主之”，可以通过针灸刺激攒竹、会阴这些穴道来治疗——但上述林林总总的治疗方法，只能缓解症状，却无法根治。

要想真正治疗痔疮，还得出狠招。

有时对付疼痛，只能以痛止痛。所谓对自己狠一些，多半是为了借此转移对更大疼痛的注意力。屁股疼的治疗方法，常常也是在短痛与长痛之间作取舍，但是这种取舍往往并不那么容易。

明代名医徐春甫在他的中医名著《古今医统大全》中，曾引用了一部今天已经佚散的医书《永类钤方》 。这部医书的作者李仲南，与约翰·阿德恩几乎同时，他自己就是一位重度痔疮患者。在书中，他自称“患此疾一十七年”，直到遇到一位李春山医生，才得以根治。他特意记录下了治疗方法：

“不拘数疮，上用草探一孔，引线系肠，外坠铅锤，悬取速效，药线日下，肠肌随长。辟处既补，水逐线流，末穿痔孔，鹅管内消，七日间肤全如旧……线落日期，在疮远近，或旬日半月，不出二旬……线既过肛，如锤落地，以药生肌，百治百中。”

这种用药线穿引系住痔疮之处加以治疗的方法，与约翰·阿德恩的治疗方法在原理上几乎一致，同时也是今天痔疮外科手术的基本方法：挂线法。只是阿德恩的方法更加侧重于外科手术的用刀割治，而李仲南的方法则是让药线逐渐下垂直至线落。但无论哪种方法，治愈率都相当高。但是，在麻醉剂尚未发明完备的时代，这种挂线割治的方法，其疼痛可想而知。

1686年，法国外科医生查尔斯-法朗索瓦·菲利克斯·德塔西，采用了阿德恩的方法，加以改进，为饱受肛瘘之苦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进行了手术，成功地解除了他的屁股疼痛。但代价是国王在手术过程中要强忍瘘管被划开的剧痛——“他象征性地咬紧了牙关，但没有出声”，确实很勇敢。

国王在屁股开刀的率先示范，引领了全国上下给屁股开刀的热潮，有至少三十名朝臣要求德塔西也给他们做同样的手术，尽管他们撅起屁股给医生诊察时，证明他们的肛门好得很，根本不需要来这一刀。宫廷作曲家让·巴蒂斯特·卢利还为国王谱写了一曲《感恩颂》，歌颂国王勇于给自己屁股做手术的丰功伟绩——这个拍国王马屁的家伙的下场是，在演奏这首国王屁股感恩颂歌时，被指挥杖击中大脚趾，因此诱发感染送了命。

痔疮外科手术在西方大行其道，并由此一路发展出现代痔疮外科手术。但遗憾的是，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并非李仲南的挂线治疗法，而是一种名为“枯痔法”的治疗方法。这种治疗方法起源甚早，记录在宋代官方医书《太平圣惠方》中。治疗术是，将砒霜溶于黄蜡中，捻为条子，纳于痔瘘孔窍中，用砒霜腐蚀掉痔疮。

这种外敷药物的方法，看似比外科手术更加安全，实则危险程度不啻于约翰·阿德恩之前西方用酸性物质腐蚀痔疮的治疗方法。李仲南就曾是这种危险治疗方法的受害者之一。他在《永类钤方》提及自己曾经“几中砒毒”指的就是这种治疗方法。而这种“枯痔法”真的要了一个大人物的命。这个人就是晚明权相张居正。

“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

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张居正如是说，但这次治疗虽然他自觉除去“痔根”，但是自己也“元气大损，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至不起”。在写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说得更详细，“血气亏损已甚，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按之生理，尚属艰难”——这次痔疮治疗几个月后，他便撒手归西了。

让人屁股疼的痔疮居然能够死人，在今天看来着实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直到今天，痔疮手术的死亡系数已经微乎其微，但术后恢复依然是个艰辛的过程。

因为屁股上的伤口，只能是开放式的伤口，无论是出汗还是每日排便，都会让污秽经过那个伤口，这让恢复的过程变得异常缓慢和痛苦，有时，屁股可能只是不慎扭了一下儿，创口都可能会迸开，弄得鲜血淋漓——别问我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那痛苦的四十天实在不堪回首。

那么，究竟是长痛还是短痛呢？或者说，是尚可忍耐的长痛，还是剧烈得几乎令人不堪回首的短痛，究竟该选择哪一个呢？这或许不仅仅是屁股疼的问题了。

末了，我倒想起另一个屁股疼的往事，只是这不是因痔疮导致的屁股疼，而是因为屁股挨了板子的疼。从秦朝以来，打屁股作为一种刑罚“笞刑”，延续了两千余年，可谓长痛。终于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宣布废除。

落在国人屁股上的长痛终于结束了，轻易去除，反而令已经某些屁股被打惯的人产生某种眷恋不舍之感。柏杨曾经回忆清朝老遗民，在革命后，特意让家人抱着棍杖跟他到县衙里，自己除下裤子让家人打一顿，口中还念念有词说：

“痛快痛快，今日始知王法威严。”

可见疼痛的抉择之难，有时不仅在长痛和短痛之间，甚至在不痛与疼痛之间，有些人还是愿意选择后者的。

毕竟，对有些人来说，疼惯了，才痛快。

文/李夏恩

编辑/李阳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