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据新华社自水利部消息，通过生态水量调度，永定河2022年实现全线通水123天。作为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从源出晋北管涔山到天津入海，滋养着沿岸人们的繁衍生息，也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了诸多名称。本期的京华物语，就来说说历史上的永定河。本文选自《永定河与北京》，较原文略有删节修改。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永定河与北京》，尹钧科 吴文涛 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8月版。

先秦典籍《山海经》中称它为浴水，《汉书·地理志》称它为治水，据谭其骧先生考订，浴水即治水，或因字形相似而传抄致讹，或因读音相近而用字有别，一般多以治水为是，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

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又称其为㶟水，文云：“㶟水出雁门（郡）阴馆（县）累头山，东入海，或曰治水也。”在三国时期的文献中，称其为高梁河。魏齐王嘉平二年（250），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刘靖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导高梁河，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黄河之别源也。”这里说的出自并州（今山西）的高梁河就是㶟水，高梁河也就是㶟水的另一个名称。其后直至魏晋南北朝，均称㶟水，《魏书》中“㶟”写作“灅”。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专有《㶟水》篇（有些版本的《水经注》误作“湿水”），对㶟水流出西山后的下游河段，则称清泉河：“㶟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顾名思义，清泉河系因河水清澈而得名。根据郦道元《水经注·㶟水》篇中所引《魏土地记》的说法“清泉河上承桑干河”，又可知当时㶟水上游又称桑干河。关于“桑干”之名的由来，《水经注》说是源自桑干泉：“㶟水又东北流，左会桑干水。（阴馆）县西北，上下洪源七轮，谓之桑干泉，即溹涫水者也。”并进一步解释：桑干系“溹涫”之音转；而“溹涫”，是指水流呈现沸腾之状。也就是说桑干泉有“上下洪源七轮”，泉水喷吐，浪花涌动，状如水沸，故称之为溹涫水，进而音转为桑干水、桑干河。

隋唐时，则上、下游通称为桑干水或桑干河。如《隋书》之《礼仪志》记载：“大业七年（611），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干河上，筑二坛，设方壝，行宜社礼。”而《旧唐书》的《韦挺传》中记载了唐太宗为征战辽东而命令韦挺筹运粮草之事，其中有“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以进，自桑干河下至卢思台，去幽州八百里”之句。可见，隋唐时期通称㶟水为桑干河。

宋、辽、金时期，永定河既称桑干河，又称卢沟河。《宋史·宋琪传》记载：端拱二年（989），宋太宗准备攻打辽，收复幽州，诏令群臣献计献策。宋琪上疏云：“从安祖砦西北有卢师神祠，是桑干（河）出山之口，东及幽州四十余里……其桑干河水属燕城北隅，绕西壁而转。大军如至城下，于燕丹陵东北横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狭，桑（干）水必溢，可于驻跸寺东引入郊亭淀，三五日弥漫百余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师可于州北系浮梁以通北路，贼骑来援，已隔水矣。”其中反复提到了桑干河，他建议引桑干河水阻挡辽军南进。又，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有一首《渡桑干诗》：“北渡桑干冰欲结，心畏穹庐三尺雪。南渡桑干风始和，冰开易水应生波。”（见《长安客话》卷四）

不仅宋朝人这么称呼，辽人也称桑干河。《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七年（989）五月辛卯，“猎桑干河”；十一年（993）秋七月己丑，“桑干、羊河溢居庸关西，害禾稼殆尽”。《辽史·地理志》于南京析津府下列有桑干河之名。由此可见，宋辽时期均称桑干河。但同时又有称卢沟河的：“自雄州白沟驿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又七十里至涿州……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门外永平馆，旧名碣石馆，请和后易之。南即桑干河。”这是《契丹国志》中收录的一篇北宋大臣王曾出使辽朝的《王沂公行程录》，其中就同时出现了卢沟河、桑干河的名称。

至金代，上游专称桑干河，《金史·地理志》于西京路大同府所属大同县，朔州所属鄯阳、马邑县，应州所属金城、山阴县，蔚州所属灵仙、定安等县下，都系有“桑干河”之名可证。同时，下游专称泸（卢）沟河。《金史·世宗纪》载：大定二十六年（1186）五月，“泸沟决于上阳村，湍流成河，遂因之”。

同书《章宗纪》载：大定二十九年（1189）六月，“作泸沟石桥”。明昌三年（1192）三月，“泸沟石桥成”。同书《河渠志》也载有“卢沟河”专条，但“泸”作“卢”。明朝人蒋一葵在其所著《长安客话》中有记：“以其黑故曰卢沟。燕人谓黑为卢。”也就是说，称其为“卢沟”是因为河水发黑。

元、明两代，该河的名称进一步复杂起来，前代旧名如桑干河、卢沟河既沿袭不废，又出现几个新名。《元史·河渠志》云：“卢沟河，其源出于代地，名曰小黄河，以流浊故也。”又云：“浑河，本卢沟水，从大兴县流至东安州、武清县，入漷州界。”《明史·河渠志》：“桑干河，卢沟上源也。发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马邑雷山之阳，有金龙池者，浑泉溢出，是为桑干。东下大同古定桥，抵宣府保安州，雁门、应州、云中诸水皆会。穿西山，入宛平界，东南至看丹口，分为二，其一东由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合易水，南至天津丁字沽入漕河，曰卢沟河，亦曰浑河……《元史》名卢沟，曰小黄河，以其流浊也。”这里既有“卢沟河”“桑干河”旧称，又有“浑河”“小黄河”新名。特别是“浑河”“小黄河”的名称，直观地反映了河水中多泥沙的特点。

《卢沟运筏图》，国家博物馆藏。《永定河与北京》内页插图。

正是因为河水泥沙含量多，致下游淤积严重，使河道常常迁徙，故又有了“无定河”的名称。对此，清朝人包世臣在其《记直隶水道》一文中解释说：“浑言其浊，无定以其系流沙，倏深倏浅而名之也。”（载《安吴四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名称都是自元代始有，而绝对不见于前代文献记载。

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才有“永定河”的名称。《清史稿·河渠志》记载：“永定河亦名无定河，即桑干下游。源出山西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马邑复出，汇众流，经直隶宣化之西宁、怀来，东南入顺天宛平界，迳卢师台下，始名卢沟河，下汇凤河入海。以其经大同合浑水东北流，故又名浑河，《元史》名曰小黄河。从古未曾设官营治。其曰永定，则康熙间所赐名也。”又云：康熙“三十七年，以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汇流，势不能容，时有泛滥，圣祖临视。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自良乡老君堂口起，迳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东安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达西沽入海，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同书《圣祖纪》云：（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丙子朔）辛卯（十六日），直隶巡抚于成龙奏偕西洋人安多履勘浑河，帮修挑浚，绘图呈进，得旨“于六月内完工”。（同年）七月（癸酉朔）癸巳（二十一日），“霸州新河成，赐名永定河，建河神庙”。

显然，康熙皇帝将治理后的浑河赐名“永定河”，是针对旧名“无定河”的，内中寄托着期许该河“永远安流”的美好愿望。虽然后来的永定河水并未完全“永定”，但此河名已沿用三百余年，看来今后也不会废弃，这也可以说是“永定”了。

综上所述，永定河的名称先后共有13个，即浴水、治水、台水、㶟水、湿水、清泉河、高梁河、桑干河、卢沟河、浑河、小黄河、无定河、永定河。毫无疑问，北京地区没有任何一条河流像永定河一样有这么多的名称。永定河名称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河流特性的变化。特别是清泉河、卢沟河、浑河、小黄河等名称的演变，直接反映了河水由清变黑，又由黑变黄、变浑，也就是河水中泥沙不断增多的变化过程。

永定河官厅以上的上游河道长约416公里，流域面积约43400平方公里，约占总流域面积的92.3％，包括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兴和县，为黄土高原东北隅。这一大片流域内既有诸如管涔山、恒山、小五台山、灵山、大海坨、燕然山、大马群山等崇山峻岭，也有大同盆地、阳原盆地、蔚县盆地、怀安盆地、宣化盆地、怀来盆地等一系列山间盆地。在山区，历史上曾分布着茂密的森林；在盆地，则覆盖着厚厚的黄土。

整个永定河上游流域都是河水侵蚀区，大约有一半面积为易侵蚀的黄土丘陵区和自然集中产沙区，是永定河中砾石、泥沙的主要源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200万年前就孕育出了人类的祖先。今河北阳原县境内的泥河湾一带，从200多万年前到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一直都有人类在此活动的痕迹，呈现出一个古人类文化遗址群落。它包括了距今200万年左右的马圈沟遗址、170多万年前的黑土沟遗址、136万年前的小长梁遗址、100万年前的东谷坨遗址、10万年前的侯家窑遗址以及1万年前的虎头梁遗址等，共出土各种石器、化石5万余件。遗迹内容十分丰富，文化序列相对完整、连贯，几乎涵盖了人类起源和演变的全过程，昭示了永定河流域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

在山西阳高，还发现了距今约20万～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许家窑人；在山西朔州，发现了距今10万年～1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峙峪人和鹅毛口古石器工场遗址。鹅毛口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石锄、石镰等农具，还有割剥兽皮、兽肉用的刮削器、尖状器等，可见当时这里人们的生产方式已经由刀耕阶段进入到锄耕阶段，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驯养业的经济生活。鹅毛口石器工场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处古石器工场遗址，与内蒙古的大窑、广东的西樵山，合称中国史前时期三大石器制造场。这些都说明了永定河上游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贡献。

官厅水库至三家店之间的中游河道长约108.5公里，流域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占总流域面积的3.4％，包括门头沟区大部、昌平区老峪沟乡以及河北怀来县东南部。流域内绝大部分为高山、丘陵区，历史上也曾是茂密的森林。这段河道蜿蜒曲折，河道纵向坡度较大，又是北京市暴雨中心之一，故一到汛期，洪水峰高、量大、流急，往往给下游造成威胁。中游流域也是河水侵蚀区，是砾石粗砂的主要产地。

在这一片流域内，也有不少远古先民留下的遗迹，在门头沟区军庄镇灰峪村、王平镇的王平村、清水镇的齐家庄、雁翅镇青白口、松树峪、斋堂镇石羊沟大东宫村、西胡林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而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距今1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前桑峪人、距今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胡林人和卧龙岗遗址等。

前桑峪人遗址，发现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前桑峪村马兰黄土台地上，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出土的是一个完整的古人类股骨化石，形成于11万年前。结合其出土环境及附属物判定这一带在旧石器时代起已是人类的活动区域。

东胡林人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西，也是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它是新石器早期的一处重要遗址，碳-14测年校正约在公元前8300年至前8000年。1966年曾在该遗址发现3具人骨架以及石器、骨器、装饰品等文化遗物，被认定是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葬，成为探索北京市乃至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线索。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对东胡林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此次发掘，除搞清了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出土了包括石器、陶器、残存人骨、动物骨骼在内的一批重要遗物外，还发现了人类烧火灶址5处，其中一座灶址底部用砾石块围成近永定河孕育似圆圈状，堆积的灰烬平面范围呈不规则圆形，灰烬内包含烧烤过的砾石块和动物骨头。这为探索整个永定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重要素材。卧龙岗遗址，在门头沟永定镇的卧龙岗村，位于永定河出山口附近的山前台地上，曾出土过石斧、石磨棒、刮削器、陶器等新石器晚期直至战国时期的器物，显示了其作为人类聚落的历史悠久和持续不断。

三家店以下的下游河道长约155.5公里，流域面积2016平方公里，约占总流域面积的4.3％。永定河由三家店出山后，进入平原地区，河道较宽，纵坡平缓，河流随意迁摆，变化较大；同时由于河水流速骤减，泥沙沉淀淤积，地表地貌的变化也非常大。尤其是随着上游地区开发力度加大、植被破坏，泥沙含量增加，永定河下游河床填高，形成地上河，汛期洪水暴涨时，极易决堤改道，泛滥成灾。所以，下游是永定河的泛滥区、淤积区。也正因如此，永定河下游地区古人类文明遗址的发现反而稀少，而更多呈现的是有农业开垦史后的人类文明。

这其中，极为珍贵的是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遗址的发现。王府井遗址，发现于东城区王府井东方广场地下12米深处，出土了石器、木炭、烧骨、骨片化石等2000余件，还发现了人类用火的遗迹——炭灰坑、炭屑层等，被认定为距今2.5万年的旧石器晚期人类遗址。从其旁边的河漫滩沉积物分析，两万年前这里曾是永定河的主河道——高梁河（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三海大河”）的故道，遗址正好位于其东岸堤上。这一发现直接说明了永定河对北京早期聚落形成的影响和北京城产生的基础。

可以说，从200多万年前到现在，永定河流域内的人类活动遍布多地，生生不息，而这，正是与永定河水如同血脉般的供养分不开的。

原文作者/尹钧科 吴文涛 

摘编/何也

编辑/袁春希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