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在社区进行反诈宣传。受访者供图
北京市朝阳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民警王佳迅速用反诈专线给事主打劝阻电话，电话打了有三四十通的时候，有个男子接了，“谢谢你们。我老婆没被骗。”王佳听到对方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凭直觉感到了不对劲，她推测事主的手机可能被骗子诱导，设置了呼叫转移。
王佳接连向事主手机发送了几十条短信提醒，大约过了40分钟后，事主终于回了电话，经过一番沟通，这位女士最终醒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王佳向老人讲解反诈相关知识。受访者供图
上述场景只是王佳日常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日益“升级”，警方的反诈应对模式也日渐完善。2022年12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下简称《反电诈法》）正式施行。《反电诈法》完善了电话卡、物联网卡、金融账户、互联网账号有关基础管理制度，推进了跨行业、企业统一监测系统建设，加强了对涉诈相关非法服务、设备、产业的治理。
在反诈一线工作超十年的民警王佳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反电诈法》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方面，从亡羊补牢变成未雨绸缪，同时也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状态。
骗子不断迭代：领域广、手段新、危害深
在王佳看来，反诈中心和反诈民警的工作就是在跟骗子赛跑。快一步，就能保护老百姓财产安全，慢一步，他们的钱财可能就被骗走了。“我们第一任务就是第一时间要找到事主，让他彻底清醒。”
从2012年开始到今天，王佳从事反电诈工作已有10年。
刚开始那几年，社会上常见的是电话诈骗，“借精生子”“中奖诈骗”“冒充熟人”等，马路边的电线杆上经常能见到这类小广告。“那时候主要是老年受害者居多。”王佳回忆说，“借精生子”的上当者也不少。
彼时的反诈工作主要是诈骗发生后侦查打击，手段比较单一，王佳表示，事后打击以及在追赃减损上的效果并不突出。因为很多诈骗分子都是在境外。“通常的情况是，我们接了案子，按照流程侦查完，结果钱和人都没办法找到。”
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电信网络诈骗花样不断翻新。网络兼职刷单、利用情感投资的杀猪盘、网络虚假投资等诈骗类型层出不穷。“从单一的电话诈骗发展成形式多样的网络诈骗，损失的金额也逐年加大。”王佳说。
王佳在做“杀猪盘”的反诈宣传。受访者供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宁此前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说明时称，近年来，犯罪分子利用新型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组织化、链条化运作，跨境跨地域实施。最高检第四检察厅主办检察官赵玮则用“领域广、手段新、危害深”概括此类犯罪特点。“领域广”指涉及诸多生活领域，公安机关发现的诈骗类型已经超过50种。“手段新”主要表现在诈骗“话术”上，犯罪分子往往以新技术、新概念包装诈骗项目并吸引社会公众参与其中。
王佳也提到，电信网络诈骗很会蹭热点，紧跟时事。比如近期一些诈骗分子冒充疫情防控人员。“他说你密接了，需要集中隔离，你要说没去过那里，他就说你身份证丢了信息被人冒用。”再比如，2022年9月一些诈骗分子称医保卡要升级，诱导居民点击短信中的风险链接。
王佳还观察到，以前的电信诈骗是广撒网，现在更精准。“比如冒充公检法叫出你的名字，冒充京东金融说你在校期间的信贷消费可能影响征信，还有冒充客服准确说出你的订单信息等。也正因为精准，诈骗成功率比较高。”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发布的《年度电信网络诈骗治理报告》也指出，一些犯罪分子通过非法途径搜集公民各类信息，筛选出诈骗目标对象，为其设置专属的陷阱和圈套。杀猪盘在这类骗局中尤为突出。
一些事主被洗脑后深信不疑，这背后诈骗分子的手段也越来越高超。比如事主被诱导把手机设置成呼叫转移，或设置成勿扰模式。这些对于反电诈工作人员都是极大考验。
“有的是一辈子的积蓄被骗，有的事主把房子卖了，也有公司因为财务人员被骗、资金重大损失而倒闭。”对于想不开的事主，王佳和团队还要对其做心理疏导。
“近几年被骗的几乎都是年轻人。”王佳告诉记者，虽然年轻人没钱，但是诈骗分子会诱导这个群体去各种平台上网络贷款。
与此同时，高学历也不意味着安全。去年1月至4月，浙江省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18万起，其中，百万元以上被骗案件中，大专以上学历受害人占54.6%。
王佳在社区宣传反诈。受访者供图
建立三层反电诈屏障，防范宣传从“漫灌”到“滴灌”
王佳曾在重案队工作8年，凭借较为凸出的敏锐洞察力，长期奔赴在重案侦查一线。2012年她开始从事反诈工作，2018年5月，朝阳反诈中心成立，王佳带领4个同事转到反诈中心。
最开始预警在反电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心主要通过电话拦截劝阻来减少受害者损失。不过，电诈事件越来越多，逐渐到了提前预警也应对不完的地步，“有时候一天电话量1万多个，没法全部都拦住，可能我们打过去的时候，事主已经被骗了。”王佳说。
王佳在实践中发现，在防电信网络诈骗中，前期的宣传工作很重要，因为诈骗一旦发生，往往给当事人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长久的心理打击，提前宣传则能让人们多一些警惕和防范意识，从源头上减少案件的发生。于是她一部分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了宣传上，走出去到各个地方给人们宣传防诈骗知识。“可以说防范宣传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第一重要任务。”
每天一到单位，王佳就开始梳理整个朝阳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她要搞清楚许多案子的发生过程，做调研、打回访电话，成了她做反诈宣传工作的基本功。“要知道所有诈骗套路，掌握每一天发案趋势，总结出这些东西，才能够把最精华的内容告诉大家。”
除了去学校、企业、社区等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活动，王佳还通过各种新媒体，拍摄情景剧或者口播等视频、做客电视台等多种方式做防范宣传。最开始是“大水漫灌型的”，让城区民众总体上都能有一个防诈意识，慢慢地宣传方式从大水漫灌变成了滴灌，致力于精准宣传。比如，针对学生主要宣传兼职刷单和网络购物相关诈骗，针对社区老年人，主要介绍网络投资理财和冒充公检法等陷阱，面对企业财务人员，则重点介绍一些冒充老板指令汇钱的案例。
和常规的单纯发反诈宣传页不同，王佳更重视把真实案例生动传达给受众，她亲自制作宣讲PPT（演示文稿），给听众呈现执法记录仪记录的真实执法画面，上门拦截劝阻的视频，以及自己和骗子直接对决的场景，这种讲故事接地气的内容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王佳逐渐成了朝阳区的反诈宣传代言人。
数据显示，自2018年反诈中心成立以来，王佳和团队一同避免群众经济损失50余亿元，单笔劝阻最大金额1400万元，成功返还400余名群众被骗资金3800余万元。2021年下半年开始，朝阳分局辖区电信网络诈骗案的案发量和涉案金额双双减少。2020年，王佳获得了“全国公安百佳刑警”称号，今年5月，她又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除了前期宣传和电话拦截劝阻，现在朝阳区反诈中心还有紧急止付手段。即在事主已经被骗子成功洗脑之后的紧急关头，能够第一时间对相关银行账户停止转账功能。
从事前宣传，到电话拦截劝阻，再到紧急止付，相当于有了三层反电诈屏障。与此同时，朝阳区也已经建立形成了从反诈中心到两所高校和城区7个街乡的四级反诈中心。“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高智商高智能的犯罪，我们面对的是新挑战，不能再用传统侦查打击方式去应对，要把工作做在最前面。”
同时，王佳强调，虽然反诈工作由公安部门牵头，但是其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来做。李宁指出，从实践情况看，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方面的制度措施不够充分，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业治理存在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各方面责任制度，形成协同打击治理合力。
这也正是《反电诈法》中规定的内容。《反电诈法》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要建立反电信网络诈骗内部控制机制和安全责任制度，加强新业务涉诈风险安全评估。有关部门、单位在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中应当密切协作，实现跨行业、跨地域协同配合、快速联动。
《反电诈法》中对帮信罪的规定也很及时和必要。帮信即那些为诈骗分子提供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等基础资料的行为。王佳提到，在以往的案件侦查中，由于相关法律条文缺少明确规定，即使抓住了这类人也只能是批评教育，没有更有效的处理办法。而新的《反电诈法》明确了帮信罪，对于那些不构成犯罪的也会有一些民事上的惩戒。移民管理机构如果发现当事人涉诈或者有前科，也有权限制其出境。
变“打击”为“打防管控”并重
那么，这部对于基层反诈民警具有指导意义的法律是如果落地的？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此前在起草这部法律草案时，深入到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电信企业，以及浙江、云南、江苏、北京等地调研；系统梳理现有政策文件、总结实践经验。“从一审到二审，再到最后通过的《反电诈法》，法条内容不断增加，最初是39条，二审稿是46条，最终版是50条，不断在做更为全面的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维在此前采访中说
在《反电诈法（草案）》提请审议的过程中，有的常委委员、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要注意处理好打击治理与保护公民、组织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规定，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应当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并规定相应法律责任。此外，根据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还建议对有关国际合作的规定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在王佳看来，《反电诈法》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方面，从亡羊补牢变成了未雨绸缪。以前是事主报案了警方去侦查，现在是把工作前置，既有防范宣传，也规范了电信互联网金融等企业的工作机制。“《反电诈法》给我们公安机关一种动力，一种保障，让我们更坚定地做反诈工作，有了全社会这种齐抓共管的职责以及全民反诈，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实现天下无诈。”王佳说。
王佳希望“天下无诈”。受访者供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表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总体上有以下特点：一是“快”。立法技术上是“小快灵”，体现“小切口”，对关键环节、主要制度作出规定，体现急用先行。二是“防”。强化系统观念，立足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侧重前端防范，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变重“打击”为“打防管控”并重。三是“准”。立法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赋予执法机关职权和企业责任，同时也要必须坚持精准防治，防止“一刀切”措施。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孙文轩 编辑 徐超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