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创刊于1950年,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主办,是一份刊登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诗歌和文学评论等多种优秀作品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杂志。《北京文学》目前拥有两本杂志,原创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刊发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诗歌和文学评论。主打好看小说,聚焦报告文学,力推青年诗歌,追求清新感、现实感、大众性和可读性。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一时间精选全国文学刊物刊发的优秀中篇小说,撷千种书刊精华,创独家选刊气象。《北京文学》的第一任主编为老舍先生。

《北京文学》封面。

在海量信息的围困之中,静心书写是一种突围,静心阅读也是。本刊的新栏目以“新北京作家群”命名,在这面朴素的旗帜之下,各路勇士们将提供进取心和创造性的证明。我期待文章内外的人彼此坦诚凝视,透过文字领略独孤之笔滴落的心血,以及那些遥远而陌生的目光里流淌的心声。
——刘恒《缓慢而必要的进步》
为《北京文学》“新北京作家群”开篇所作的导言

刘恒,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协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院长、《北京文学》主编。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学作品小说《黑的雪》《伏羲伏羲》等,影视作品《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等,舞台剧《窝头会馆》等,多次获各项国内外大奖,为我国著名作家、剧作家、导演。

以下为文学评论家刘复生为作家孙睿的作品《发明家》撰写的评论。谨以此文作为《北京文学》“新北京作家群”的专栏开篇文章。以后我们会在这一栏目中刊发更多优质小说评论,敬请期待。

本文作者刘复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和文化研究,当代文艺批评。著有《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思想的余烬》《文学的历史能动性》《批评的想象力》等,在各类学术期刊共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

新北京写作,和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京味写作有什么不同?又新在哪里?我体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土著性减弱了。它带有了更多流散性和混杂性色彩。即使土生土长的地道的北京作家如石一枫,也已被卷入了新北京生活。北京早已变成一个更具功能性的现代都市,它是全球化的枢纽和节点,“传统的”、“纯粹的”北京民间或市井气息正在飞速消散。因而,土著北京人记忆中相对“质朴”的地方性经验,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下时代的古典残留。新北京,本土性正在被抽空,而成为一个彻底的移民城市。就连真正的土著,也成了时间中的移民,因为,这些土著的北京作家们所面对的也已经是一个移民的世界,被移民改造的北京,他们笔下的主角也往往是新移民。

新北京写作,很大程度上,已经“去北京化”了。这也使那些非土著的移民经验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或许,传统的京味写作已经退场,叙事人的身份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小说《发明家》作者孙睿。孙睿,北京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曾在本刊发表中篇小说《斗地主》,获2019年《北京文学》优秀中篇小说作品;也有作品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载,获2021年《北京文学》优秀选载类作品。曾获《当代》杂志首届年度青年作家,作品入选2021年“城市文学”排行榜及各类年选集。

孙睿的《发明家》叙述的正是这种新北京经验(真实的作者是不是北京土著不重要)。它代表了大多数新北京人的故事:要么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要么怀揣梦想进京创业,或者成了北漂。人近中年的新北京人,忙忙碌碌“跑步穿过中关村”,却又携带着异乡的前史,时时返顾,而且,早年经验与北京生活仍然发生着或深或浅的现实纠缠。北京所代表的日常切身经验,不期然间,在故乡或早年经验的对比映照下,会突然显示出某种异己性和陌生感,它隐约提示着“纯真”的丧失,并募然间使人心头泛上来一种旧日重来的伤感。对于70、80后一代新北京人来说,北京经验其实对应着中国社会的剧变,北京作为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历史演进的最敏感的睛雨表,因此,近二十年来的北京经验把历史变迁极度放大了——在记忆和现实中的故乡经验的对比下,北京生活就具有了强烈的寓言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60后邱华栋笔下的外省青年,往往表现出不顾一切的进取心,在时代的机运到来之时,这些年轻人野心勃勃,还顾不上思考更多,虽然难免有点晕眩感。但是,新北京写作,却表现出了更多的自省意味和对时代的批判性态度,因而也具有了更强的历史纵深感。

《发明家》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保持了老京味文学的叙事风格,很好看,阅读体验很好。历史上,不管是老舍、邓友梅,都有这个特点,故事性强,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极生动,具有表现力。我希望新北京写作能保持住这个特点。别装,别绷着“纯文学”的架子。文学性高下,不在于表面功夫。情节和人物精彩,决不是小说的原罪。或许和作者是导演系出身有关系,小说的内在戏剧性极强,也有一条清晰的人物弧。好的小说,像卢卡契认为的那样,能够把对时代和人心的洞察讲进一个紧凑而又富于戏剧感的故事里。作家不必老想着思想深度和高深寓意,故事和人物写好了,那些自然有。我从来不相信,不深刻,会有好故事,或者,好故事,会不深刻。《发明家》就是一个好故事。所谓北京故事,中国故事,就是要这样的故事。


内在的戏剧性不是那么容易写的。要靠扎实的细节和内心动机一点点累积和铺垫,最终,当人物从一个靠窥探和发掘人心的黑暗谋利的娱记,选择重新相信人性善根,走向人生的转折之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进行着内心的挣扎,他一直在说服自己职业的正当性,他一再面临心软的时刻。即使娱记老板“老大”,也有自己的底线。这种转折,多少让我想起王朔笔下,那些最后动了真情的顽主们,那些俗中之真,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些在俗念的纠缠之中的闪光与不动声色的跃升,或许才是现代世界最为可靠的救赎力量,它是低调的,却是接地气的,也是绵长的,深厚的。这种叙述,并不对理想人性提出太高的要求,不抱太多期望,甚至对人性的复杂和暗面含有深深的体谅,它知道,像“我”和鞠连生一样,其实经不起考验,但他们却处在挣扎犹疑之中,内心蕴藏着回头是岸的决心。在随着时代大潮载沉载浮之际,他们并不缺乏逆流回溯的勇气。《发明家》让我们看到了无奈,更看到了希望。

我们大多都有这样的慧根,但我们需要说服自己,需要给自己的守卫一个理由,或一个证明。鞠连生,就是这样一个污点证人,正如“我”一样。同样,作为读者,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理由,一个证明,通过孙睿发明的这面“心镜”,我们照见了自己。或许,孙睿还有点信心不足,毕竟,时代并没有给他充分的根据。于是,他就创造了一个缥缈的根据,正如徐老师最后长眠于佛门清净之地。


这面心镜,照见时代剧变中的沉沦与不甘。我们都不够纯洁。这没关系,带着并不纯洁的前史,鞠连生和“我”开始了不甘心下滑的爬升。或许只有在经历过下落之后才能得救,对于一个时代也是这样。“老大”领导下的娱记行当还是有底线的,甚至不失一点理想主义,而新起的年轻一代娱记完全不讲武德,按小说的说法,进入了“群魔乱舞期”。或许,有些事情,他们也要在进入中年后才能领悟?

从善如登。

让我们再看看小说的结尾吧:

“现在凝望着徐老师的墓碑,我突然想问他:如果活着的刹那有光,那么是不是这光也能照进前后?

连生这时候问我:还往上爬吗?我问,上面还有什么?连生说,走走就知道了。我说,那就上去看看。”

那就上去看看吧。

撰文/刘复生
编辑/张婷
校对/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