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IC


5月25日,催收行业巨头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以下简称“湖南永雄”)凌晨在其官方公号上发布了一封《告全体员工书》中宣布,决定从今日起停业。这家曾与上市仅一步之遥的催收巨头就此走到尽头。


该公司在《告全体员工书》中指出,员工大规模离职、多地分公司遭遇到调查等因素,成为该公司倒闭的重要原因。但这份《告全体员工书》在11点左右被删除。


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该公司的官网在当日上午11点左右已经无法打开,但当日早些时候仍可正常浏览。记者多次尝试拨打此前官网客服电话,均因提示“正在通话中”而无法接通。


“湖南永雄走到了今天停业并不突然。”一位互联网平台负责催收业务的相关人士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近年来部分金融机构考虑到风险问题而暂停合作,导致其业务规模和人员数量在近几年逐渐下降。


另有催收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信贷不良贷款上行,让不良资产处置行业高速发展。但为了规避因为催收而带来的声誉风险,持牌金融机构相比此前更倾向于自建催收团队、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和转让等方式来取代与外包催收机构合作。


但催收其实是金融机构的信贷出现不良后的必要流程,如何让这一正常流程“阳光化”成为热议话题。打击暴力催收等极端行为之外,出台催收行业的业务标准、监管办法成当务之急。


催收巨头是怎么瓦解的?


作为催收行业的巨头,湖南永雄此前多家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知名互联网信贷平台均与催收业务合作,并一度赴美寻求上市。


该公司在2019年发布的招股说明书中透露,2016年至2018年的收入分别为4.35 亿、5.95亿和7.58亿。招股书中还援引艾瑞咨询的报告称,就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应收账款总值和聘用的催收专员人数而言,湖南永雄是中国最大的催收服务提供商。


3年之隔,湖南永雄辉煌不再。据其《告全体员工书》:该公司员工从新冠疫情前的1.7万人,降至如今的2000人;今年有多家分公司被调查,部分员工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批捕。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与金融机构的合作,也因为风险问题而越来越少。


“催收是个极其敏感的行业。”在催收业内人士看来,这一切并不意外。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湖南永雄一直是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贝壳财经记者在某投诉平台上看到,用户针对湖南永雄的投诉有215条,威胁恐吓、恶意骚扰、冒充公检法催收等构成投诉的重要原因。


“这无疑增加了金融机构不必要的声誉风险。”一位持牌金融机构人士直言,外包催收公司合作时,机构会要求外包催收公司按照本机构提供的行为准则来展开催收业务,确保合法合规催收,但这无法避免外包机构可能为了达成催收成功率而使用过激行为。这就直接导致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逐渐暂停了与风险较高的外包催收公司的合作,湖南永雄就是其中之一。


催收帝国


成立于2014年4月,虽然宣称“和谐催收”,却一直饱受争议,湖南永雄最终倒在了十周年的门槛外。


据企查查信息显示,湖南永雄实际控制人为谭曼,持股比例65.66%。1975年出生的谭曼曾以新化一中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湘潭大学国贸院经济系,后转读法学,毕业后即开始做起了催收法律服务工作。


谭曼入行之初,正值催收行业大爆发。1997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期,国内也延伸了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催生了中国小额不良欠款管理业务。2004年,谭曼通过了司法考试,并前后加入两家律师所,相继从事欠款催收法律服务工作和金融部业务负责人。


这两份工作均未持续太久。2005年,谭曼就结束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并在佛山成立投资咨询公司,主要从事车贷清收的法律服务。2006年1月,他将公司从佛山转到长沙,并成立湖南裕邦律师事务所,主营欠款催收法律服务。2008年,裕邦律所全面进军银行信用卡催收法律服务。为后来湖南永雄的催收版图奠定了基础。2014年4月,谭曼创立湖南永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展不良资产管理业务。


谭曼从入行到行业巨头仅用了不到10年时间,但暴力催收等负面评价从未停止,最终成为其2019年寻求赴美上市途中的绊脚石。他在201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制定管理标准时,强调了“法言法语、轻言细语”、“和谐催收”等核心词。但在当时严监管之下,湖南永雄招股书披露高额的利润,引发舆论对其暴力催收的激烈声讨,上市计划仓促取消。


见不得光的催收行业能否见光发展?


随着P2P时代“裸条”等极端恶性事件出现后,催收行业逐渐与“见不得光”的黑色产业联系在了一起。“闻催收色变”也让行业的发展陷入困境。


贝壳财经采访的多家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均提及,为了避免外包催收公司的风险影响,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自建催收团队。


华南地区某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当前该银行已经暂停了外包催收合作,并自建了催收团队来杜绝因暴力催收等引发的投诉率上升和声誉风险问题。


“现在我行催收主要通过短信提示、电话催收等方式进行。”上述银行人士表示,发现客户逾期之后,银行会先通过发送短信提示的方式提示还款。若没有效果,则会选择用人工智能客服电话提醒,对个别极端客户提供人工客服服务,而电话拨打的时间和次数也会严格规定。但若所有方式均无果,银行会直接选择将这笔贷款作为不良,要么直接启用拨备核销,要么打包卖给资产管理公司。


某消费金融公司人士亦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其所在机构亦已主要是用自建团队来完成催收工作。仅有少部分被认定为“极难催收的”情况,才会给外包团队来做,往往是至少逾期3个月以上的客户。


“这也从客观上加大了催收行业发展的难度。”一位催收行业人士表示,在监管部门加大了针对暴力催收的打击后,正规的催收机构已经不会采用极端方式进行催收。但被金融机构认定为“极难催收”的客户中,部分客户已经成为“老赖”,另有一部分客户则在一些“反催收”组织的鼓动之下,妨碍正常的催收工作。


上述催收行业人士透露,部分催收公司正在发展不良资产处置业务。部分金融机构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资产管理公司之后,资产管理公司可能还会将不良资产重新打包分销给下游机构,而这些催收公司就会购买相关资产包再对其中的资产进行催收。


事实上,催收是金融机构的信贷出现不良后的必要流程,如何让这一正常流程“阳光化”成为当前行业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多位受访的金融机构和催收行业人士认为,除了打击暴力催收等极端行为之外,出台催收行业的业务标准、监管办法等,可促进催收行业的健康发展。


据贝壳财经记者获悉,当前相关金融行业协会正在制定《互联网金融 个人网络消费信贷 贷后催收风控指引》,目前已形成初步文件并在行业内征求意见。该指引拟针对制度管理、人员管理、外包管理、个人信息安全、投诉处理等核心内容进行规定。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姜樊


编辑 陈莉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