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王权：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与历史书写实践》

作者: 黄修志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6年2月

推荐理由：《与王生活的男人》是如今韩国最热门的电影，甫经上映便打破了韩国电影史的票房纪录。尽管电影讲述的史实对韩国观众来说已经耳熟能详，但人们还是愿意坐在电影院里对这场六百年前历史悲剧主角的凄惨结局流下同情的泪水。被叔叔首阳大君（世祖）篡夺王位的年幼的君主李弘????（端宗）被流放到江原道宁越偏僻的山村清泠浦，最后以莫须有的谋逆罪被篡位之君赐死，尸体也被抛进水里。这场朝鲜王朝史上的悲剧，对当时的明朝眼中，却有着别样的意味。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明朝从开始便对朝鲜使臣所说的李弘????“自愿”让位给叔叔的说法疑虑重重，毕竟本朝那场叔叔篡夺侄子皇位的靖难之役才刚过去半个世纪，记忆犹新。当明朝礼部大臣询问李弘????去向时，朝鲜使臣回答道：“为寻建文皇帝，乘彼白云而去。”于是礼部不敢更问其他。

朝鲜使臣的回答虽然听起来相当机智，但却是敏感点的彼此互踩，个中隐含的则是双方对自身王权合法性的焦虑。这种王权的焦虑不仅表现在端宗被篡位身死这一悲剧上，而是从李氏朝鲜王朝开始，就深深地根植在历代君臣的心中。李朝的首位君主李成桂便是篡夺了前朝王氏高丽的王位而登基建国，前朝王室成员同样也遭到残忍清洗。李成桂的儿子太宗李芳远为了夺得权力，不仅发动所谓的“戊寅靖社”杀死了合法继承人王世子李芳硕，更逼迫其父李成桂退位。不久之后，明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篡夺侄子皇位称帝，李芳远在天下诸侯尚未承认朱棣之时，就抢先派人进贺，朱棣也对这位篡位学长倍加嘉奖，颇有英雄相惜之意。当李芳远提及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将李成桂说成是高丽末期弑君逆臣李仁任之后是错误时，朱棣大方地表示“既不系李仁任之后，想是比先传说差了，准他改正”。而直到明晚期，朝鲜君臣一直在不断地为修改这段历史向明朝请求“辩诬”，一直延续到明清易代之后，依然在向清廷请求修改会典上的错误记载。这种合法性的焦虑每当朝鲜王朝出现政权危机时，就会显现出来。而这样的危机在朝鲜王朝五百年历史上可谓史不绝书。

《焦虑的王权》所研究的，正是朝鲜王朝如何通过打造自身的“小中华”身份，来应对这种王权的合法性焦虑的。表现上看，朝鲜王朝通过获得宗主国的册封与认可来稳固国内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但恰如《焦虑的王权》所揭示的那样，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向从宗主国那里请求合法性的来源，而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朝鲜更表现为主动的一方，甚至比宗主国表现得更加“正统”。就像书中讲述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时所引述的那段史料，当明朝准备与朝鲜讲和时，宗主国的意旨却遭到了朝鲜的强烈反对，朝鲜特别搬出了大明宗法秩序钟朝鲜与日本的不同角色：“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父母之于子，虽止于慈，岂有爱其贼子，同于孝子之理乎？”

在经历了明清易代后，在武力威胁下被迫臣服于清廷的朝鲜，在心态上也发生了从思明到尊清的潜移默化的变化。恰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灭亡的明朝对朝鲜来说，就像哈姆雷特被谋杀的父亲一样，是个始终徘徊在心头的巨大的幽灵，但这个幽灵不仅仅是焦虑，也是机遇，明朝的灭亡给了朝鲜以父之名寻找自身认同，打造神州陆沉后“小中华”的王权合法性的机遇。“为了存活下来，记忆一定要变形”，恰如作者引用的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的这句话，但对朝鲜来说，为了存活下来，记忆不仅一定要变形，还要进行重塑，将其镶嵌进新的时代当中，从清初朝鲜对清廷使用的“胡皇”，到19世纪的朝鲜为了洗去所谓“辛酉邪狱”中恩彦君被赐死的污点而进行再一次辩诬中称呼清廷的咸丰帝为“皇上”“皇帝”，甚至在咸丰帝在英法联军逼迫下逃亡热河后，朝鲜问安使主动上表遣使问安。王权的焦虑就像一条捆缚在自己身上的绳索，朝鲜王朝制造出了一种幻象，仿佛这绳子是攥在自己一心事大的宗主国手中，但实际上，那条绳索始终攥在自己的手中，只是系在了宗法秩序的柱子上，至于拉紧还是放松，主动权始终在自己的手中。

撰文/李夏恩

编辑/刘亚光

校对/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