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夜里两点多,村口劝返点的帐篷里还亮着灯,有村民在这里值班。刘军没有排班,他陪着值班的社员呆了一会儿,才回到自己的住处。

 

刘军是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上花岔乡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是中国行政体系中最基层的干部之一,也是一位包村的干部。

 

新冠肺炎暴发之后,职位对口的刘军,成为这个山乡防疫直接的责任人和执行者,封村劝返、消毒登记、摸底排查、汇集数据、沟通上下、巡查各村……短短几天中,包括8个武汉回来的人员在内,全乡46个社143个外省归来的人员,每个人在他那里都有了一本台账。

 

上花岔乡王湾村检查点。受访者供图

 

封村劝返,先把卡设起来

 

上花岔乡各村封村,是从正月初二开始的,乡里在一条主干道上,设了上中下三个检查点,主干道连通白银和兰州,无法封路,但通过登记和测量体温,也能起到一定的隔离作用。

 

主要的封锁口,都在各村村口,突发的疫情,大家都没有准备,最先上阵的是村里的喇叭和村委会的办公桌,刘军告诉新京报记者,一开始各种物资都很缺乏,村委会先把办公的桌子、椅子搬出来,在路口设卡,卫生院的医生和村医一同上阵,测量体温,宣传防疫知识。

 

给车辆消毒。受访者供图


大年初二,是走亲访友拜年的时间,主干道上设卡后,来走亲戚的一律劝返,村里的大喇叭不间断地播放防疫要求,公路上有乡政府的车载喇叭移动宣传。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人不听,村里的人出门,我们可以劝住,但外来的人,有时候不太容易,我们就找他要去的人家,让他的亲戚劝返”,刘军说。

 

刘军是上花岔乡人口与计生中心的副主任,是全乡公共卫生最直接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全乡38个检查点,早上8点开始,各村各社就要上报值班情况,拍照片发到微信群里,既是汇总情况,也是签到”。

 

检查点只有一根布条拦路,值班人员仍在严格值守。受访者供图


村民们对疫情越来越重视,早晚点卯已经不是问题,麻烦的是有人冲卡,登记点只有一条横幅拦路——其实就是一根布条。


刘军说,“开车的肯定不怕一根布条,直接冲过去了,一共有三四次,都是过路的”。

 

遇到冲卡的情况怎么解决?

 

刘军说,“如果有人冲卡,前面的人会在群里提醒,后面的登记点、各村口的登记点都会注意,提前准备拦截。实际上,一般人冲过一道,到第二道的时候,也就意识到严重性了,不会接着冲。”

 

除了冲卡,还有人撒谎,说是过路的,其实是要到村里去,“这样的也混不过去,因为各村都有登记点,他总要进村,在村口就被拦住了”。

    

摸底排查,143个归乡人

 

到2月4日,上花岔乡全乡有143个外省回归的人,其中从湖北回来的有8个。

 

摸底排查是疫情暴发后的最重要的防控手段之一,各村村干部、各社社长都要对本村本社的外地回归人员进行询问登记,“包括乘车信息、中间的居住信息、聚餐等接触人员的信息,每一个人在我这里都有一本台账,并且随时更新”,刘军说。


143个人中,有8个从湖北回来的,其中4个是武汉回来的,4个是湖北其他市回来的,“有3个人全家都搬到县城或市区了,不在本乡常住,他们在社区里隔离居住,但我们还是要登记基本信息,保持联系。”

 

怎样才能保证摸排的情况是真实的,回归的村民会不会说谎?

 

其实,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上,想要瞒过别人并不容易。

 

工作人员入户检查。受访者供图


刘军告诉记者,一般来说,村里都是熟人,村长、社长知道每家的情况,谁家有人在外读书、在外工作,大概都了解,“外出务工的,可以通过亲戚朋友核实,村里人大部分沾亲带故,自己不说,也可以通过别人了解,只是繁琐一点儿,但并不难。我们乡有一个从广州回来的,路上经过武汉,车在武汉车站停过,也查出来了。我们乡里还有一个资助贫困学生的项目,每一个受资助的都有信息,可以核对一部分人群”。

 

路过武汉的回归者,和从武汉回来的人,监控措施是同样的,重点监控,在家隔离,每天测体温,“这个人现在已经满14天了,没有异常。仍在隔离中的,还有6个人,他们是一家人,都在武汉打工,目前没有异常”。

 

村内聚会,微信群里批评

 

刘军是一位包村干部,除了每天统筹全乡信息,和乡里的其他同事一起巡查各个检查点,还要兼顾他所负责的村子。

 

刘军包村的地方叫王湾村,距离乡政府12公里,是全乡第二远的村子,全村45个建档立卡户,现在还有3户10人没有脱贫。

 

大雪中的检查点。受访者供图


疫情暴发前,刘军每周有一半时间在王湾村,暴发之后,他要汇总全乡信息,巡查乡里,但即便如此,有时候晚上还要去王湾村值班。

 

王湾村有四个社,每个社都有检查点,村干部不够,有村民自愿报名值班。

 

“当时情况仓促,连设卡的东西都不够,临时找了个废弃的门板先顶着,后面才发放卫生、消毒等设备”,刘军说。

 

和其他村庄一样,王湾村规定,过年不出门拜年、也不接待亲戚来拜年,出门都要戴口罩,村内不能聚集。

 

但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对这些规定并不完全认同,即便认同了,也未必肯做。

 

墙上的宣传标语。受访者供图


“封村不久,有一回我在村里值班,有一个村民开三轮车出门去拉柴火,我就问,怎么不戴口罩就出来了?那时候很多人都不太重视,所以我就把不戴口罩出门的人,拍了照片发到村里的群里,王湾村的群有252个人,涵盖了绝大部分在村里常住的居民。发到群里,大家都是熟人,肯定不好意思,以后出门都会戴口罩了”。

 

刘军发现,在微信群里批评,效果比想象的好,“大概正月初五左右,有十多个村民聚集在村里的一间小卖部门口,下棋、聊天,村里的小卖部,往往是村民聚集的地方,往常没什么,但这个时候就挺危险。我们就拍了照,晒到群里。第二天就剩3个人了,第三天就没人再聚集了。年长的人常年在村里,他们觉得我们这里是山区,疫情传不到我们这里,但年轻人比较重视。所以一旦把村民聚集的照片发到群里,家里的年轻人就会主动劝长辈回家”。

    

红白喜事,其实是个难题

 

过年是村里结婚的高峰期,近年来,年轻人外出务工的越来越多,大部分过年才回家。因此,集中在过年结婚的也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腊月底结婚的更多,所以年前有一大部分都办完了婚礼。计划在年后结婚的麻烦一点儿,不过现在年轻人警惕性很高,绝大部分自己就取消了婚礼,不用我们怎么劝”。


真正麻烦的是白事,白事不能等,而且难免人员聚集,防疫是大问题。

 

办白事的现场也要消毒。受访者供图


“我们这里的风俗,人走后大概要停五天,倒数第二天是来人最多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求村里尽可能压缩时间、减少人数,控制在50人以内。白事期间,村里卫生员每天要严控体温,询问每一个人有无发烧等症状,早晚还要消毒”,刘军说。

 

刘军负责的王湾村,最近就有一例白事,“当时主要是村干部在防控、给村民做工作,尽量让本村、本乡的亲戚来,外乡的就别来了,来了也进不来,程序也尽量简化,缩短时间,不要停留太久”。


刘军告诉记者,“当时是正月初三,各种物资都不齐备,防控特别困难,只能通过一些措施严加防控,比如让村医监测每一个人的体温,挨个量显然不现实,只能通过询问、观察等,进行重点测量。我们的村医是一位从医30多年的老医生,经验丰富,这帮了很大忙。此外,村干部全天管控现场、敦促消毒、防止人员过度密集等”。

 

防控严密,仍有新的担忧

 

从正月初二开始,刘军参与了全乡的防疫工作,全乡38个检查点、所有村社的情况,全都要汇总到刘军手里,还有外省返乡人员的情况,每一个人刘军都很了解。

 

“很多数据要反复核实,随时和村干部电话沟通、询问,整理好以后向上级汇报,同时发给乡里及各村的卫生员。一开始建数据库很繁琐,建好以后就好多了,每天更新就可以”,刘军说。

 

除了汇总信息、上传下达,刘军还要参加乡里的巡查,“乡里的干部分开巡查,前几天是最难的,各处的检查点刚刚设起来,要发放物资设备、一个个巡查是不是合格,有没有人值班等。有很多地方是村民值班,大家轮流,要和每一个人讲注意事项,哪些工作必须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今天这个人值班,跟他说一遍,明天换个人,还得再说一遍”。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宣传工作推进,群防群控的氛围形成后,防控的漏洞越来越少,“我们全乡目前还没有一例疑似或确诊”,刘军说。

 

搭起帐篷,24小时值守,有的时候只能泡面充饥。受访者供图


不过,防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并不意味着刘军他们可以休息了,“这几天反而更严格了”。

 

上花岔乡地处山区,虽然有一条公路直通两边的城市,但毕竟人流稀少,随着城市防控的日渐严格,乡里开始担心,会不会有人往山区走。很多人在城里买了房子,全家在城里居住,这时候很有可能想回老家,他们流动起来,就很容易造成防控的漏洞。


所以这些天,乡里、村里的干部,都安排值夜班,24小时防控,有的村子里在村道上装了摄像头,就怕有人夜里偷偷回来。

 

“我们严防死守,一定要把疫情隔绝在山乡之外”,刘军说。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范锦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