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文版《我的母亲》封面。
《盛成回忆录》 盛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1923年春，盛成在蒙彼利埃南部采集植物标本。
上世纪70年代的盛成。让-皮埃尔·阿涅尔 摄
“盛成的生平经历，便是他的杰作”
回顾二十世纪中法文化交流史，必然要提及一位传奇人物——盛成，他曾被法国《世界报》誉为“中国的马尔罗”，他所走过的漫长人生历程，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诸多面临抉择的重要历史关头，他总是敢于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在盛成的漫长人生历程中，其错综复杂、非常戏剧化的经历，无疑使他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纪见证人”。所以，我想借用法国作家莫洛亚对马尔罗的评价，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盛成的生平经历，便是他的杰作。”
盛成，字成中。1899年出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文人世家。其曾祖母阮氏，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阮元的堂妹；母亲郭氏，是清末“太谷学派”弟子张积中的后人，太谷学派是清末嘉庆道光年间，安徽人周太谷创办于仪征的“民间儒家”学派，是儒家思想不显传的暗流。推崇儒家圣功学说，宣扬儒释道三教合一。结合当时的国情，太谷学派有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张以养民为本，推动社会变革，追求思想自由。
这种家庭文化背景的浸染，赋予盛成鲜明的个性与思想。让我们看看这位被誉为“世纪见证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创造过的个人“历史神话”：从辛亥革命中年龄最小的同盟会会员，到“南京光复”起义中的“辛亥三童子”；从“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亲历者，到长辛店铁路工人“救国十人团”的工运领袖；从参与创建法共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达达派”追随者；从轰动法国文坛的《我的母亲》法文小说的作者，到登上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的讲台；从北京大学法文教授，到“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义勇军政治部主任；从“抗敌协会”赴台儿庄前线劳军的特派代表，到深入敌后、九死一生的“游击教授”；从抗战胜利北平的接收大员，到羁留孤岛、身陷囫囵的台大教授；从重返故土的海外赤子，到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的获得者。
他的传奇人生及其生动的著作，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完美的画卷，它所讲述的是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更确切地说，是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
法国政治生活的参与者
盛成是于1919年11月抵达欧洲的，之前他是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且成为铁路工会的代表，往返于天津与北京之间，为罢工筹集经费，期间认识了吴稚辉，通过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并积极投身于勤工俭学运动，决定去欧洲寻求“科学与民主”的救国之道。
初到法国，由于盛成法语水平比别人高，很快就在工厂里找到工作，开始了半工半读的求学生涯。他先在巴黎的木器加工厂打工，很快就进入旺多姆中学学习。在那里，他加入了法国社会党（S.F.I.O.）。当时正值左翼思潮在欧洲崛起，而盛成思想进步，来法国之前是中国铁路工人的工会代表。这使得他很快就融入到这一政治变革的中心，亲眼目睹了法共的诞生，并成为南方朗多克省支部的召集人，被选为书记。于是，盛成在旅欧中国共产党支部成立之前，就已经成为一名法共党员。
作为社会党多数派，他出席了1920年12月在图尔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前，他匆匆离去，到里昂迎接刚刚到法国的周恩来、张申府等人。这批学生日后成为改变留法运动的重要人物，并且发展为旅欧共产党支部的领导。
一些远离斗争中心的个人主义者，其中大部分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盛成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曾经一度是共产主义者，后来没有继续留在其中。事实上，盛成在蒙比利埃与一些极左的无政府主义者、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以及和平主义者关系密切。他竭力提倡劳工神圣，组织勤工俭学同盟，实行工学主义，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1926年5月7日，在塞特世界语工人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盛成做了长篇演讲《和平之中国》。该发言让他一举成名，很快印了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这样几句话：
“对欧洲人说，在中国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去问他们，为什么你们随心所欲地给我们派来传教士，运来鸦片和炮弹呢？……”
在这篇讲演中，盛成先介绍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面貌。他指出：“中国从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它不是对外扩张的民族。”盛成强调说，怎么能不把基督教当成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呢？”不难看出，盛成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接着他又阐述，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了资本主义。这就意味着带来了资本家的剥削，以及与之对立的工会，和革命运动。所以，盛成坚信“国际与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拯救被破坏的和平，准备起来革命”，并且最终抵达“真正的和平”。
但是盛成并不拒绝西方文化。他之所以来欧洲学习，其目的并不想让中国变成欧洲的模式，只是想唤醒自身独有的特性，这样对西方表现出的奴性可以逐渐淡化。最终，在理性、科学和互助的前提下，全世界所有民族一起迈向一个“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
与瓦雷里的不期而遇
盛成与瓦雷里的相识，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所看到的《我的母亲》序言，其背后有很值得研究的写作背景。如今，这篇序言已经收入《瞩目当今世界》一书，其写作动机远不止是对《我的母亲》一书的阅读感受，且其中的观点由来已久。
早在1895年，瓦雷里发表了《鸭绿江》一文，内容涉及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旨在批判西方现代文明对东方古老文明的侵蚀和破坏。文章的形式极为独特，虚拟了一场欧洲人与中国文人之间的对话。诗人表达了对亚洲国家西方化的忧虑，因为他们在效仿欧洲“失去理智的混乱”。这似乎与罗曼·罗兰所痛斥的“欧洲的野蛮”如出一辙。
1927年5月18日，瓦雷里的母亲去世了。蒙彼利埃大学理学院学生盛成，在蒙城车站，他意外地遇见了为母亲料理丧事归来的诗人。他并不掩饰渴望结识诗人，并且请他看看正在写作的《我的母亲》。“我身上揣着书稿，总是想到你在塞特山岗上的沉思，在那座山跟前，我从未停止过虔诚的思考，与此同时，我拟出了我的小说开头几页，关于我母亲的故事。”盛成对未来的中国充满信心，他写道，“因为中国再也不能沉睡下去了，他们要站起来，无论如何，年轻的中国要站起来，”……
1927年11月21日，瓦雷里终于回复了盛成。实际上，瓦雷里对外的联系都是通过秘书来处理的。对于盛成的请求，诗人通过秘书有所了解，他这样写道：“就他所给我讲述的这些内容来说，我深信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很快找到一个出版商，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朴实的作品，其风格是如此纯粹和真实。”他同时承诺，“请让·波朗先生审阅你的书稿《我的母亲》。阅后他可能会将其中一些章节刊发于《新法兰西评论》。”
之后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瓦雷里在家里接待了盛成，不久出版社就跟他签署了合同。1928年7月，《我的母亲》由亚丁阶（Victor Attiger）出版社出版，销路相当不错。年轻的作家成名之后，各地的邀请函纷至沓来，他应邀赴瑞士和比利时演讲。事实上，他这时已经被聘到巴黎大学执教。
1928年，盛成与瓦雷里关系变得更加密切。1928年3月6日这天下午，盛成身着一套崭新的西装，出现在巴黎大学的讲台上。瓦雷里前去聆听了他在巴黎大学主讲的第一堂课。著名诗人与班乐卫一起出现在教室的第一排。盛成把中国科学的渊源《易经》作为首讲的主题，他生动而精辟地阐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的道理。
瓦雷里为《我的母亲》所做的序言，最先发表在1928年春季号的《交流》（commerce）杂志上，题名为：“为一个中国人著作所作的序言”，后面节选了《我的母亲》部分章节。1931年，由Stock出版的《瞩目当今世界》中重新发表，文章题目为：“东方与西方”。原题在副标题之前，根据该文的一个注释，我们发现这是针对《鸭绿江》的一篇精彩的演说辞。
1927年12月31日盛成曾经写下一首诗，题赠给瓦雷里。很明显这首诗受到过《鸭绿江》一文的启发。故而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的母亲》出版之前，瓦雷里就已经给盛成看过这篇文章，所以我们推测，这篇序言中的一些观点，是两位作家相互交流之后，所产生的观点的集合。
盛成在留法十年期间，先后受到过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平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曾经感到过迷惘，但是，当他深入到法国文化实质中，与法国文人进行最直接的交流之后，他不再徘徊和迷茫，而是回归到家族传承的儒家思想，并且找到了一条实现人类真正和平的道路，即：“大道归一”，也就是“天下殊途而同归”！
□胥弋（中法文化之旅丛书、左岸译丛主编。上世纪末，偶然与盛成结识而致力于“盛成研究”，曾任《盛成研究》主编。）
盛成 不断获取“神奇的动力”
盛成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传奇的一生早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他的诗作在今天的中国诗人当中也仍在发挥影响。在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中国诗歌协会、中坤诗歌发展基金联合举办、上月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亚洲诗歌节上，中国诗人唐晓渡向土耳其诗人介绍了这位神秘而传奇的中国诗人，解读了他的诗中那种“神奇的动力”。
我们相聚在这里，相聚在横跨欧亚大陆，荟萃欧、亚、非三大洲文化的国际都市伊斯坦布尔，本身就是有关“跨文化与诗歌”的一个活生生的阐释。跨文化的努力不但不会掩盖，相反会突出我们各自的主体差异性；同样，它不但不会钝化，相反会激励我们直面各自不同的“问题情境”并探索解决之道。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诗人和作者，正是在这种跨文化的交往中，不断获取某种“神奇的动力”。
“神奇的动力”一语出自一位中国诗人的诗，事实上它正是这首题为《嬗变——致保罗·瓦雷里》的诗所致力揭示的秘密源泉。反复出现的省略号表明，诗人的笔似乎总也跟不上他内心奔突的思绪。“每一种生命和物质……影像和镜子……”，“知识……责任……权力……意志”——除了不断在语言上腾身飞跃，他又怎么能抓住那同时容涵了这一切的力量在极度宁静中兀然显形的瞬间？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巨大的能量，如此紧张的嬗变过程，在第二节中却被汇聚于一群“蠕虫”：
当神奇的动力运转起来，向前推进着的时候，/一千个萌芽，齐声歌咏着它们的每一份命运。/蠕虫，娇小的蠕虫，从它们隐蔽的洞穴里酣眠的胚芽里/破茧而出……啊，蠕虫，……激情的力量！/你们吞噬着林木和它们正在变红的肌肤。/你们吃着，你们蜕变着。你们侵蚀着理性
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物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谈及作者盛成。由于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遮蔽，即使是在座的同胞，恐怕大多也未必知道这位集诗人、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性有太多的话可说，譬如十一岁即以出家人身份秘密加入同盟会，次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南京的战斗，受到孙中山的嘉奖；譬如二十岁就作为铁路工人代表投身五四运动，与周恩来等结为亲密战友；譬如赴欧勤工俭学期间既狂热卷入达达主义运动，成为其唯一的东方要员，又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并任法共南方地区兰盖道克省（Langnedoc）省委书记……然而，我今天之所以谈到他并非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作为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真正以作品名动世界的第一人，同时又是跨文化写作和交流的绝佳典范，是因为他终其一生都与他笔下那“神奇的力量”相伴相生，从未失其自由和创造的灵魂。而我之所以感到高兴，是因为八十二年前，即1930年，他曾作为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特别邀请的客人到访过土耳其。当时他们会面的地点是新都安卡拉，但客人取陆路来自法国，肯定途经了伊斯坦布尔。我愿意想象，此刻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那次盛成受邀的缘由不是诗歌，而是两年前他那部一经出版即轰动欧洲文坛，被称为“一时盛事”的长篇小说《我的母亲》。此外，同为“革命者”大概也是一种深层的精神维系。然而对盛成来说，小说和诗歌，诗歌与革命，其间的分别远不如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万物为一”“天下殊途而同归”的存在原理，那是真正的大诗、原型之诗。事实上，盛成确实是把《我的母亲》作为一首“大诗”来写的，其自我期待是“要有《神曲》的精神，要有《第九交响曲》的音调”，应当成为“饿肚子的朋友，痛苦者的知音”，它将是一首“人曲”；而在纪德、罗曼·罗兰、萧伯纳、海明威等他的朋友们看来，这部作品的精髓也在于“通篇闪耀着诗歌精神的光亮”。不必说，那在《嬗变》一诗中透入“阴翳的深渊”，使“沉默的、孤独的纽结,/在忧郁的心灵的阴影中，哭泣着延伸出枝节,/在高处飞翔，凝视着情感之树”的，当是同一种光亮。一个心中怀有这种光亮的人，一个能听到“ 一千个萌芽，齐声歌咏着它们的每一份命运”的人，生逢其时而将革命者和诗人一起认取，不是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自然而然吗？
盛成和瓦雷里的“跨文化佳话”
把《嬗变》一诗献给保罗·瓦雷里隐含着另一段“跨文化”的佳话。人们尚不清楚，同为1927年，盛成写作这首诗与他在巴黎大学开讲中国“群经之首”《易经》而令作为听众的瓦雷里惊喜交加，在具体时间上孰先孰后，但可以肯定，一年后《我的母亲》出版，历来以惜墨如金著称的瓦雷里亲撰万言长序，绝非个人之间的投桃报李。在这篇序文中，瓦雷里一方面盛赞作者“以一种最别出心裁、最细致入微和最巧妙的手法写就此书”，“揭示和彰显出一个时代诞生中的沧桑巨变”，一方面痛斥了其时西方世界对中华民族及中国历史文化根深蒂固的无知和偏见。他写道：“如果作者对我们相当了解，那么他是否借用他母亲的人与名，来触及到我们的灵魂呢？他从没有想到通过母亲的慈爱，委婉地使其转变为我们对博爱的笃信吗？我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个西方人，能够用最高尚的情感，毫无顾忌地对中国人倾诉衷肠。”
如此广博的理解和同情，如此深挚的自省和自察。我不知道就跨文化交流所可达成的效果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反响更能荡涤我们的灵魂，更能从内部解放我们的创造力！
请原谅我的发言变成了一个冗长的故事。但我相信没有人会把这故事仅仅当成一个故事，而忽视它同时还是一种启示。所有的故事都趋向结束，而启示，则带来不断的开始和延续。当然，历史的场景、语境的上下文、主人公的身份和角色、可以诉诸的方式和手段，诸如此类都不妨变化也必然会变；但诗人关注人类命运及其心灵境遇的责任，诗歌不断突破既有边界，探询生命和语言的新的可能性的职份，由此生发出的跨文化写作与交流的强烈欲求和企及目标，却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已被搁置了太久的“蠕虫”。必须承认，当我前面说这一象喻“令人惊奇”时，其原本的喻指在我心目中早就发生了转移。我的意思是：对洞悉人类苦难、通晓中国古典，而当时又仍充满社会革命余绪的盛成来说，选择这一“齐物我”的喻象可谓其来有自，并不足以令我惊奇；真正令我惊奇的是，这一喻象似乎更适合用来象征今天诗和诗人的处境。我不认为这种误读有太多的悲观或自嘲的意味，毕竟，盛成笔下的蠕虫不是卡夫卡笔下的甲虫，正像它们隐身的洞穴不是甲虫背上的硬壳一样。现在，我甚至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从内部鼓舞着它们的“神奇的动力”。
□唐晓渡（诗人、诗歌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