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知名学者、散文作家，1945年生于上海。代表作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对标准答案说不：
试卷中的周国平》
作者：周国平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周国平或许是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试卷和教材最多的一位。他最新的一部著作，将自己散落于各年级语文试卷和教材的70篇散文辑录成册，并对试题进行评注作答，命名为《对标准答案说不：试卷中的周国平》。
这种独特体例的“文集”恐怕前所未有，如果放在40年前，就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他的名字将与万千学生的考试发生联系。那时候，他正在为自己的一场改写命运的考试紧张准备，那场考试将他从僻远的广西资源山区，重新调回北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插队生涯，回到魂牵梦萦的“精神故乡”。
从此，少了一位县委党校的教员、宣传干事，多了一位以哲理散文独步天下的作家。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知青岁月 接受命运安排，或者抗争
周国平1945年出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湖南某军队农场劳动一年半后，他与六十几名大学生接受命运的安排，一同被分配至广西资源县，在这里一待便是八年。如果没有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他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那片连绵逶迤的群山。
资源位于广西北部，与湖南接壤，因是资江的源头而得名。据周国平回忆，县城很小，建在山坳上，抬头看四面都是山，居民只有几千人，只有一条街，几分钟就能走完。唯一的通往外界的公路，一面是悬壁，一面是深谷，道路狭窄不平，迎面错车相当惊险。
周国平来自最高学府，被当地官员寄予厚望，留在了县革委会政工组工作。机关恢复旧名后，担任县委宣传部理论干事。
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想向上爬，只有当官一条路，以周国平当时的条件，也是完全可能的。他文化水平高，领导愿意培养，只要他愿意，便可以往上升。但很快，他发现这条路走不下去，“最大的问题是我太喜欢看书、太喜欢写东西，这个习惯改变不了。”
下班后，他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书、写作，因此得到一个评价，“知识分子的臭毛病没改，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他逐渐意识到，如果要让周围的人满意，要走当官的路的话，就必须改变读书、写作的习惯，跟大家混在一起，打牌、喝酒、聊天，但这显然与自己的秉性不符。
尽管在当时读书、写作没有任何用处，没有任何发表的可能，甚至还会招致风险，但是这种生活方式他还是改变不了，不愿委曲求全。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周国平始终得不到提拔，也入不了党，领导也放弃了对他的“栽培”。四年后，他被调到更加偏远的县委党校任教员。
党校离县城有一段距离，用的是五七干校的旧茅草房。整个学校只有五个人，除了他之外，就是一个校长、一个教员、一个炊事员、一个会计。生活单调，环境荒凉，在荒野里常常可以看到鬼火。但他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可以不受约束地读书。
在宣传部的时候，除马列著作之外，无书可读，他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全部看完了，并认真做了笔记，还写了四万字的论文。“批林批孔”之后，书店开始卖《史记》《三国志》《汉书》《韩非子》《荀子》，这些“国学”基础也都是在那时候打下的。
但这些对个人前途不能有丝毫的改变，日子还是一天天单调地重复，人生仿佛一眼就能望到头。有时候，他会像疯了一样，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喊大叫，“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交代了吗？”这种痛苦的自我怀疑让人绝望。
读书和写作，成为他与逼仄现实对抗的唯一方式，他不愿意让日子白白流逝，想让生活有一点点意义。
人生转折 一场考试，回到“精神故乡”
在阶层固化、人口流动严格限制的当时，周国平以为这种生活要延续一辈子，但随着“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消息传来，他突然觉得有了希望。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与《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后者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要积极招收研究生，加强马列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对那些行将断线缺门、后继乏人的学科和专业，应当优先考虑，以尽快解决‘青黄不接’的现象。”
这次招生甚至降低了学历门槛，“有专业特长和研究才能的工农兵、在职职工不受学历限制，但须具有同等的文化程度。成绩特别优良、确实具有研究才能的高中学生和大学生，经学校推荐也可报考。”
两个月后，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将1977年、1978年两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合并，1978年正式恢复招收研究生。
周国平回忆道，“我过的是那样的日子，我多么盼望回到北京去，从事精神劳动，所以一有机会就报考了第一届研究生。”当时，参加高考的人很多，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全县只有四人，周国平报考的是新成立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苏联当代哲学方向，之所以报这个专业，是因为他的俄语基础较好，比较有把握。
好在那一年报考研究生不需要组织批准，他报考后，就有人说“周国平想出资源，做梦”。他用半年时间准备考试，将北大哲学系编的西方哲学史教材认真研读，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16至17世纪欧洲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19世纪德国哲学》，这几本书基本囊括了西方哲学史最重要的部分，都是原著的选篇和选段，最终他的专业考了最高分96分。
笔试通过后，社科院派人来政审，一个是哲学所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刘启林，另一个是哲学所科研处副处长薄熙成（薄一波之子），两人到县委组织部调查情况，调查完之后告诉周国平，“他们说了你很多坏话，但他们认为的缺点，在我们看来全是优点，这里‘四人帮’的流毒太严重了。你录取没有问题，就等着来复试吧。”
7月，周国平到北京参加复试，然后回资源静候通知。9月14日，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他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精神故乡”。周国平说，“人生重新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一种人生。我获得了这种可能性，原来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
重返北京 “文化山头”掀起哲学热潮
1978年10月，周国平走出广西山沟，重返阔别十年的北京，“立刻置身于一种令人兴奋的氛围之中”。转型初期的北京，正是一派解冻的景象。
不过，他的研究生生活过得并不十分如意。社科院研究生院草创之初，没有自己的校舍，借住在北师大的校园里，租用那里的教室和宿舍。唯有哲学系例外，在北京市工会干校租屋办学，一间大教室住十二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的空间，十分拥挤。
租期满一年后，又搬了三次，一次是嘈杂的汽车旅馆“大车店”，一次是偏远的石景山十一学校，最后一次是京顺公路旁工地上临时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三年中，不但居无定所，而且课程也很不规范。因缺少办学经验，课程和教员都落实不了，授课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给人以乱糟糟临时对付的感觉”。
好在周国平一向喜欢自学，对此也就无所谓。他说，“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生活已经重新开始，我感到自己有无穷的精力，前面的路再次通向种种美好而未知的事物。”
作为13年来的第一批研究生，周国平这一代青年学者很自然地介入了当时的思想市场。他首先从自己的专业苏联哲学出发，为受到批判的苏联哲学家德波林翻案，指出这场错误批判对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包括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实用主义流行，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取消了哲学；在哲学史方面，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意义，抹杀了人类两千年哲学探索的价值。这些观点发表在社科院的《未定稿》杂志上。
紧接着，他开始翻译和引进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著作，相继出版了《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成为80年代“尼采热”的重要推手。
与此同时，周国平与北大和社科院哲学所的甘阳、徐友渔、陈嘉映、赵越胜等人成立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以翻译为主，两三年时间，出版了几十种西方哲学著作，掀起了读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大师的热潮，“文化：中国与世界”也成为当时的三大“文化山头”之一。此后，他的人生慢慢走向了一条哲理散文作家的道路，优美隽永的散文深入几代人的内心。
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全国报名人数达6.3万人，最终招收10708人。这批人的个人命运因一次考试而改变，后来成为各个领域的中坚，成为著名的学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包括钱理群、易中天、温儒敏、葛剑雄、萧功秦、陈丹青、曹远征等人，他们从农村回到城市，从工人、农民、教师的岗位走进研究生课堂，此后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当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