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30 02:31:03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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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 一条道走到黑的诗人翻译家

2017-09-30 02:31:03新京报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福建泉州人,1978年移居香港。著有诗选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等;译有《里尔克诗选》《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内心活动》《如何读,为什么读》等。译作布罗茨基随笔集《小于一》是新京报2014年致敬译作。


“阿巴斯始终充满了拥有独特观察之眼的诗人对于世界特有的专注凝视和细致观察。”
《一只狼在放哨》
作者:(伊朗)阿巴斯
译者:黄灿然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7月


这是布罗茨基的第一部散文集,展现了他对文学、政治和历史等各领域的全面兴趣。它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自传。
《小于一》
作者:(美)布罗茨基
译者:黄灿然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年9月

  黄灿然是谁?诗人、翻译家。

  他中学时期从山村移居香港,如今又从香港搬回山村。当过工人,辍学六年后考上大学,由一个不懂26个字母的工厂青年,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翻译家之一。

  对于中文读者,黄灿然的名字常常和苏珊·桑塔格、布罗茨基、聂鲁达、曼德斯塔姆、卡尔维诺等一长串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在诗歌翻译上的成就为他赢得声名,但并未带来财富,如黄灿然所说的,文学翻译,常常越做越穷。

  

  年轻时,想得最多的是自杀

  15岁到19岁,黄灿然想得最多的是自杀。他想要逃离人人渴望移居的香港,又发现无处可去。家人们都在这里,故乡已不存在。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每天醒来去工厂重复同一件事——给牛仔裤装金属扣。黄灿然住观塘的简陋工棚,抬头就是逼仄的空间,没有朋友,没有方向,现实是赤身踩在无止境的流水线上。

  对工友们来说,黄灿然有些孤僻,有着不合时宜的爱好:阅读。他们拿到薪水后,往往用于赌和嫖,黄灿然却几乎把钱花在了买书和订杂志上。他对书的痴迷,有时会被他们揶揄,“读书有什么用?毕业以后还不是要出来赚钱?”

  父母对他热衷阅读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因为毫无用处。上世纪80年代初,如果你是一名香港工人,只要勤快又愿意加班,甚至能月入过万。大学毕业的文职工作,收入不过两三千。

  高中二年级,黄灿然和两个姐姐移居香港,因为祖母。她的经历后来被黄灿然写到诗里,祖母年轻时嫁到宴田,丈夫娶她后就独自去了南洋。五十年代她去了香港,但没有去南洋,因为丈夫在那已经儿孙成群。她领养了两个儿子,长子黄定富是黄灿然的父亲。

  1978年,她把儿孙相继接到香港跟她团聚。那年,黄灿然15岁。

  当他在睡梦中抵达异乡,离香港不远的广东正面临汹涌的偷渡风潮。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有9.8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机会,逃出1.8万人。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偷渡潮背后是巨大的收入差距,50年代香港制造业兴起,70年代到达顶峰,工人供不应求,收入是内地百倍。

  刚到香港的黄灿然被卷入这股潮流,成了制衣厂的一名工人。

  存在主义小说,对他意味着生活本身

  他出生在1963年,中国刚刚经历一场灾难,数千万人死于饥饿。对童年记忆最深的,是食物的匮乏:小时候吃得最多的是番薯,见得最少的是肉,饥饿感控制着中国农村大部分人的生活。

  在香港第一年,黄灿然住贫民窟,几乎没休息,早上八点多干到晚上。有时为了双倍工资,得通宵。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工厂生活还意味着身体受伤的风险:容易被针擦伤,严重的时刻,左手大拇指偏指甲一寸左右的位置,被钉子整个击穿。

  他觉得这些都没什么,比工伤更令人烦忧的,是对未来的茫然。年轻人总是不知道如何生活。他不懂广东话、不会英文、甚至认不清26个字母,又与工厂格格不入,唯一可做的就是拼命阅读。

  他从香港的三联书店订阅所有他能买到的重要刊物,包括学报、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在《信报》上了解德里达、福柯的新潮理论。黄灿然现在仍清晰地记得,自己跟着文学史读新文学以来的作家,穆旦、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有些原书已经绝版,只剩影印本。他偏爱叶芝和加缪,那时候,存在主义小说对他意味着生活本身,荒谬、试图反抗,他又怀疑这反抗也是浪费。

  黄灿然对生活的茫然,因为大舅的一句话出现转机。

  大舅是老右派,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年,黄灿然回乡探亲,大舅知道后就跟他说,“灿然,你这么喜欢看书,应该去读大学。暨南大学专门招侨胞,还会有优待。”

  舅舅的鼓励让他迅速找到方向。回香港后,黄灿然报名夜校,白天做工,晚上上课,回家再坚持自学一个半小时以上。听英文歌的时候,有些唱片背后附歌词,他就查《新英汉词典》,密密麻麻地写满注释。这本词典一直陪伴他到报社考试,终于被翻烂。

  读夜校后,自杀的念头没了,因为逐渐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两年后,黄灿然顺利考入暨南大学新闻系。很快过上昼伏夜出的大学生活,他喜欢晚上看书,有时读到凌晨三四点。逛书店重新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像在香港一样,他很快摸熟广州的书店,星期二和星期五,他骑着自行车,晃悠悠地在北京路一家一家地逛,拿寒暑假在香港打工的钱买书。等大学毕业,书已经有整整25箱。

  刚进大学时,隔壁宿舍的同学听说有一位叫黄灿然的书很多,过来串门,找他聊天,谈文学。他说,楼上有一位师兄可以见见,他那边有北岛、舒婷的诗集。这位师兄是诗人沈宏非,已经毕业,只是还没分配,就住在学校。当晚黄灿然去见他,九点一直聊到凌晨两点。沈很高兴,说,你来红土诗社吧。于是黄灿然开始做诗刊,办报纸,天南地北地跟朋友通信交流。

  临近毕业,黄灿然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油印诗集《某种预兆》,当时印了几十本。其中有一首,以父亲的口吻,写给自己未来的孩子:

  “切勿写诗,这是父亲惟一的忠告

  坏诗糟蹋艺术,好诗为诗所误

  好或坏,一旦陷入,就无法自拔

  我落得如此狼狈,就是一个例子”

  ——《倾诉》

  余生都用来服务别人

  上世纪80年代末,黄灿然回到香港,能从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感发现,时代在改变。香港的“去工业化”政策,瓦解了过去劳工在市场上具有的价值,曾经的工友几乎都面临转行,黄灿然也面临新的生活,大学毕业、结婚、女儿出生,她们都在家乡,移居申请迟迟没有通过,让他时常怀疑自己为何待在香港。为了养家,有一两年时间,他最远去到葵涌工作。每天两三个小时的地铁,从观塘坐地铁到葵涌,中间在太子转车,地图上形成一个三角。在地铁上的两三个小时,成了他一天主要的阅读时光,他的阅读也转向了西方现代诗歌:艾略特的荒原、穆旦翻译的普希金……

  但高强度的工作和阅读,身体逐渐撑不住。原本大学时期就日夜颠倒,加上一直以来抽烟、喝茶、不懂得运动,黄灿然28岁左右生了场大病。

  这场病彻底改变了他。他开始觉得人是物质的,从消极变得积极。他学会调整身体,注重饮食,每天吃牛肉、龙虾、三文鱼,早上起来会先喝两杯温水。到90年代,太太和女儿来到身边,黄灿然对香港不适应的部分终于消失。他开始大量翻译,二十年如一日地工作。

  接下来的人生,黄灿然说自己三十五岁的时候就想明白了。他说,有一天觉得活着实在是很累,不是说贪图安逸,相反,安逸对他毫无吸引力,但他突然想到,既是这样,那么为何不就多做翻译,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这样下了决心后,生活顿然轻松起来。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反而让他看到世界的光彩,并顺手变成诗。

  除了黄灿然自身的勤奋,还有一部分源于香港为他提供了极为珍贵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公报的工作,让他有机会读到国际先驱论坛报、泰晤士报、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这样的一流媒体,距离报社不远的曙光书店,有伦敦书评、纽约书评和各种新潮理论。

  另一个去处是美国领事馆在金钟设立的图书馆,黄灿然记得,那里有很多外文书和杂志,碰到喜欢的内容,他就复印下来带回去看。正是在那段时光,黄灿然接触到沃尔科特、阿什伯利、布罗茨基……那时候,布罗茨基经常在纽约客发作品,每次读到他的诗,黄灿然就会复印那一页,再剪下方块大小的诗,带回去翻译。

  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下行,图书馆关闭。不过很快互联网来了。1996年底,同事给黄灿然介绍互联网,黄灿然一看就傻了,第二天立马买了电脑,为了方便在亚马逊买书,黄灿然申请了人生第一张信用卡。

  黄灿然出生地在福建晏田,山上只有十六户人家,人口与他现在定居的洞背村相似,不同的是,洞背除了山,还有比山还高的海,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能远远看到一些渔船。晚上八九点,山里便悄然无声,渔火在海面若隐若现。

  2014年,黄灿然从大公报辞职搬到洞背,继续做不挣钱的文学翻译,写没什么人读的诗。去年在洞背和他见面,他说,已经做好随时死去的准备,而最好的死法,就是倒在工作台上。

  【黄灿然自述】

  我有一个理论,觉得人最悠闲的时候,往往最没时间。所以我不认为我现在的工作成效会比香港更高,但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每天只要有时间还是会做翻译。一些成果也出来了,我在洞背已经有满满一本诗集,一两百首诗。

  35岁之后,还在不断思考这些问题。什么是我自己的,不断在变。你读了普希金,有新的想法,你读了拉金,也会产生变化。很多人写诗是一种范式,在这个范围内无限延长,再也没法突破。

  有人说我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我想这更多的是指我在文学上的榜样,像卡瓦菲斯、佩索阿、拉金,大半辈子都是沉默的,待在一个地方,不出门,自己干自己的事。比如杜甫,颠沛流离。这些人对我是榜样也是安慰。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 徐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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