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莱维从不认为在奥斯维辛熬过11个月后幸存是值得骄傲的事。相反，他到死都无法释怀：为什么那些比自己更高尚、更有用、更聪明的人被“淹没”了，没能存活；而自私麻木的合作者、卑微地适应环境的人，却被“拯救”，幸免于难。奥斯维辛之后的漫长余生中，他始终为别人代他而死，自己却因化学家这项“特权”活在世上而内疚。

　　从人性的深渊之底奥斯维辛幸存，即便亲身经历过极端处境、亲眼目睹人类亲手锻造的炼狱，莱维却深深无力于语言之囿：“我们的语言缺乏能以用来表达所蒙受的这种侮辱的词语，它摧毁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奥斯维辛之后，受难者或死亡或缄默，迫害者试图抹灭记忆，所有人都默默选择忘记以便重新开始，而莱维却意图与记忆纠缠到底，记录无人愿意直视的黑暗谷底，与逃避、推诿、狡辩、沉默、遗忘做困兽之斗，以此抵抗和平年代的淡忘与漠然。

　　奥斯维辛改写了莱维的命运，将他从一名化学家变为作家和思想者。他惧怕集中营的历史最终由迫害者纳粹来书写，因为没人愿意相信自身之恶，宁愿否认和遗忘。他不无惊骇地发现，人类追求的美德、正义、光明在这桩罪行面前是如此徒劳无力，而发生的业已发生，将来的亦未可知。当他再次返回那里，面对经过粉刷、干净整洁的遗迹时，他惊异于人类美化记忆的技巧，警惕于良知再次受到诱惑或蒙蔽的可能。当他因为奥斯维辛的经历被人关注和仰视，他责问自己：如果不写奥斯维辛，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作家？进而避免将苦难崇高化、神圣化的危险。

　　莱维书写苦痛记忆的同时，警告自己：不能将仇恨指向整个民族群体，因为那是纳粹主义成立的基础；描述走过一遭的“悲惨世界”时，要运用见证者冷静的语言，不能是受害者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的激怒口吻，因为讲述越客观冷静，就越真实可信。

　　莱维常被视作二十世纪的但丁，和中世纪的但丁描绘地狱一样，他以冷静清晰的笔触，向读者还原了纳粹犯下的罪、建造的人间地狱。但当他最终从公寓的楼梯井跌落，以此否认了世人称道的英勇。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并不高出美德之上：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把良心与美德的反面写下来。

　　详见B02-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