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12 02:30:31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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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城”孟买贫民窟 生于贫穷,命不由己

2018-05-12 02:30:31新京报


印度孟买,位于机场附近的贫民窟。


贫民窟安纳瓦迪,十二岁的苏尼尔。
图片来源:英文版《地下城》官方网站。


在印度贫民窟中生活的居民们。


凯瑟琳·布(Katherine Boo),《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曾任《华盛顿邮报》记者、编辑,过去二十年都在报道贫困地区、思索社会资源不对等,个人如何摆脱贫困等议题。历年来,她对底层社会真实生活的报道,为她赢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普利策奖、美国国家杂志奖之专题写作奖等荣誉。


《地下城:孟买贫民窟的生命、死亡与希望》
作者:(美)凯瑟琳·布
译者:何佩桦
版本: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8年2月
本书用大量一手资料,展现了孟买贫民窟的极度贫穷,以及由此造成的“命不由己”。

  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与国际机场航站楼入口仅隔一条林阴道,有三千人挤在三百三十五间勉强能称作“房屋”的屋内或屋顶下,这里是印度众多贫民窟之一安纳瓦迪——被豪华酒店的大理石建筑包围,由居民临时修建的房屋歪歪斜斜,邻居之间仅隔一面危墙或破布,泥里的污水散发出刺鼻的臭味,老鼠四处逃窜,生活垃圾随处可见,疾病和死亡是家常便饭。新旧印度在此冲撞。在写着“永恒美丽”标语的机场、蓝色玻璃的君悦酒店中央,安纳瓦迪宛如玫瑰花丛缝隙中的粪堆。

  记者凯瑟琳·布用时三年,追踪安纳瓦迪居民从2007年至2011年的生存状况,写成《地下城:孟买贫民窟的生命、死亡与希望》。书中,她用真实姓名记录下一个个生命每日遭逢的际遇,以此呈现底层人眼中的世界。她想弄明白:在这个贫富割裂的社会,机会二字对穷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市场和政府制定的经济社会政策,究竟是增加还是剥夺了这群不被看到的人的更多可能性?为什么如此严重的不平等最终没有导致反抗,反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几近自虐的努力、牺牲、投机、创造?

  因为一部电影,“贫民窟”和“百万富翁”这两个词被搭在了一起,人们宁愿笃信奇迹;而在这座“地下城”,麻木早已代替绝望,一次次尝试被无力感吞没,死亡和厄运随时从天降。世界从不朝他们的方向转动。

  

  不经意,便陷入灾难

  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

  如果不是在逃跑途中和警察迎面撞上,阿布杜·胡赛因在安纳瓦迪是让人嫉妒的那个。父亲因长期从事垃圾处理工作而患肺结核,阿布杜依然在六岁便加入拾荒大军。因为擅长分类,手脚麻利,这个孩子比其他拾荒者略胜一筹,仅凭这份在大多数印度人眼中的低贱工作,他让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提升到一般水平之上。

  邻居法蒂玛的自焚,为他的好运按下了暂停键。警方找到他和他的父亲,作为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阿布杜听从了父母的决定——逃跑。

  事件的起因是胡赛因家决定修缮房屋。在安纳瓦迪,只要稍有经济余力,人人都会这么做,除了改善卫生、防范雨季,更是为了避免推土机破坏。如果一户人家的房屋不易拆除,当局承认其用地所有权的几率便会增高。胡赛因家和法蒂玛家仅隔一面不结实的砖墙,敲打墙壁引起了双方争执。为构陷胡赛因一家,法蒂玛将做饭用的煤油浇在自己头上,划根火柴点燃,然后准备用水浇灭。这个被称作“独腿婆子”的女人嫁给了一位贫穷而年迈的穆斯林,生下三个女儿,亲手溺毙了其中最虚弱的那个。她最终因烧伤感染在医院死去。

  皮鞭落在阿布杜身上,他想解释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但没人听。贫民窟残障人士的遭遇不是警员们想了解的,他们只想从中获利,逼犯人交出钱财,以避免不实的刑事指控被记录下来。如要免于牢狱之灾,每个环节都需打点,警员、在医院提取法蒂玛证词的执行官、贫民窟主阿萨,连看一眼控诉书也要付五千卢比。阿布杜的母亲婕若妮萨没有这么做,阿布杜和他的父亲于是被移至阿瑟路监狱,审判一再搁置。贪腐无处不在,继续榨干穷人。

  “由于世界的运作方式,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阿布杜曾试着让内心的坚冰融化,它却“渐渐变成了脏水”,因为在安纳瓦迪,“财富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来自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

  法蒂玛死了,阿布杜被关,斗争并未爆发在不同阶层之间,而是消化在穷人内部。在这里,水掮客垄断水源,从中牟利;有人向受欺负的孩童收取保护费。“无能为力的个人会由于自己的匮乏,而责怪无能为力的其他人。”凯瑟琳·布写道:“穷人并未团结起来,反而为临时性的微薄收益而彼此激烈竞争。”

  无法摆脱的,只是贫穷?

  他们的死根本无关紧要

  贫民窟的居民都知道,摆脱贫困有三条路:找一份事业,比如胡赛因家的垃圾回收;政治和贪腐;教育。阿萨自己选择了第二条路,为女儿曼竹选了第三条,后者成为安纳瓦迪第一个女大学生。

  贫民窟主是个非官方职位,一般是由地方政客和警察基于自身利益挑选出来的管理人和协调人。嫁给做流动建筑工的酒鬼丈夫,阿萨独立抚养三个孩子,怀抱成为贫民窟主的野心。她与市政代表走得近,参与政务活动,协助政府处理邻里琐事,充当湿婆神军党代理人,为其争取选票。为达目的,她不惜付出身体,从其他穷人那里牟利。在印度精英阶层看来,贪腐是阻挠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而对阿萨这样的人而言,贪腐是所剩无几的机会。

  和大多数贫民窟的家庭相反,阿萨知道女儿曼竹不是累赘,如能攀上一门有利的亲事,就会最快提升全家的地位。曼竹大学毕业后进入保险公司,一是卖保险能接触有钱人;二是保险公司广告中宣扬的“远离变幻无常的生活”让她神往。当她掌握了相关知识,高分通过考试之后,却什么都没有发生,她不认识一个买得起保险的人。

  阿萨自己也未能如愿获救。2010至2011年,机场附近的贫民窟逐渐被夷为平地,印度想向世界证明“无贫民窟孟买”可以实现。安纳瓦迪于是成为一些人的梦魇,另一些人的钱袋。为争取这里选民的选票,政客仍大谈特谈反对拆迁,虽然拆迁已如期进行;上层社会和商人收购棚屋,伪造法律文件,证明自己是这里的居民。阿萨从这场声势浩大的土地买卖中看见了机会,靠从中牵线抽取佣金。由于一次失败的交易,阿萨不仅颗粒无收,还丧失了居民的信任。

  安纳瓦迪中的每个人,都曾等待奇迹降临。十二岁的苏尼尔期盼吃饱,长高;十五岁的米娜渴望自由和冒险;十五岁的卡鲁痴迷电影里的女星。故事的结局却恰巧相反。只有摄影记者偶然到访时,苏尼尔才能吃到一口冰淇淋;米娜得知被母亲安排嫁到乡下后,吞食鼠药自杀而亡。安纳瓦迪的孩子们清楚自己的地位,接受了这一事实:“在现代化、日益繁荣的城市里,他们令人难堪的生活最好局限在小小的空间里,他们的死根本无关紧要。”

  他们不是没有尊严。拾荒者苏尼尔会说:“我不喜欢我自己,干这份活儿像一种侮辱。”他不愿做小偷,那会让他更不喜欢自己。在孤儿院时,他拒绝向有钱的白人妇女讨钱。他只默默期待有人将他从人群中挑选出来,改变命运,但他终于妥协,因为自己“只不过是一张模糊的脸孔”。尊严不适用于这里运行的规则。母亲因儿子在路上被车撞而大怒、打骂;女孩们不断在各种可疑情况下死亡,无人追究,原因总是“不可挽回的疾病”。他们“像狗一样死得很惨”,家人却不知道该怪罪谁。

  法蒂玛死了,人们将她的自焚解读为“充满豪情的抗议”。穷人说她在反抗贫穷,身障人士说她在争取尊重;婚姻不幸者说她在控诉婚姻。实情却远没那么复杂。她只是出于嫉妒,只是懊恼于那面粗制滥造的墙壁,和掉进她晚饭里的尘土。

  无辜经历了欲加之罪、暴力殴打、无止境的关押、拖沓的庭审之后,阿布杜看透了:“这也是一种人生,即使活得像狗的人,也有某种人生。”这样的人生对任何其他人而言无足轻重,但对他自己而言仍然很重要。土地崎岖不平,立于之上的东西无法笔直,无论是房子,还是人生。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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