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08 02:30:14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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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集体居住理想的诞生与幻灭

2018-09-08 02:30:14新京报


1975年的苏联电影《命运的捉弄》,千篇一律的“赫鲁晓夫楼”成为故事背景地。


上世纪中叶,曹杨新村里的日常生活景象。


克洛南塔尔拍摄的法国大型居住区系列,以“未来纪念”命名。

  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城市乌托邦想象,是针对现代化过程中具体的居住困境而生,而最终往往走向了一种有关集体居住的理想。集体主义住宅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它伴随西欧的工业化而来,工厂主为工人建造集体住所,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各式各样的居住乌托邦实践与想象。

  19世纪中叶,法国已经开始建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工人城;20世纪初,革命成功的苏联也马不停蹄地生产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住宅。在人口剧增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国家都亟待解决大城市的住房问题。如何设计出一套标准化、低成本的平民住宅,使更多平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兴建集体住宅几乎是大势所趋。

  今天以平价、快销为形象标签的宜家(IKEA),被视为典型的消费主义的家具商。然而,宜家的起家和成功却要归功于上世纪70年代瑞典最接近社会主义的住房政策。工会积极分子、经济学家Rudolf Meidner指出,当时瑞典政府大量买地,给每个家庭修建一模一样的住房,以保证人人平等。因为瑞典较为富裕,他们的公共住房甚至比计划经济国家的设计更为讲究。

  20世纪,集体住宅平地而起,波澜壮阔。尽管大部分实践失败了,却留下极为惊人的现代化景观,以及令人回味的乌托邦愿景。

  

  苏联“赫鲁晓夫楼”

  “这里不需要建筑师”

  每一次革命性的社会转型,都会深刻展现出它对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的创造性改变。Owen Hatherley在《共产主义的地景》一书中,记录了前苏联国家那些极具科幻感的构成主义先锋建筑,还有千篇一律的火柴盒式住宅。新型社会主义居住单元“社会浓缩器”(Social Condenser)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的一种新型建筑模式,在独立的集体空间中组织工人们共同生活、生产与日常生活互动;而后者,则是为了应付二战后城市满目疮痍、城市人口却急剧增长而造成的住宅缺乏现象。其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便是“赫鲁晓夫楼”,它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发展项目。

  1967年,一位美国国家标准局官员告诉《芝加哥评论》:“俄国人是想发明世界唯一的大规模廉价住宅建设模式。”赫鲁晓夫楼就是这样一种标准化的住房革命,这种三到五层高的小公寓楼,是“不需要建筑师”就能迅速“繁殖”的集体住宅,如同搭积木一般。

  与汽车流水线极其类似,这种住宅都是标准件,所有墙板在住宅工厂中事先做好,只需将预制件在不同地区复制、运送再组装即可,没有任何“不必要的装饰”。新的街道、房屋不断涌现,速度之快难以想象,以至于出现了名称“紧缺”而不得不重名的状况,有时还会因为门锁雷同而发生误会。新的住宅区不应该只是“睡城”,连绵不绝的火柴盒大楼之间还装点了娱乐场所、教育机构、绿地和人造景观。“苏联人不花钱就可以住进实用的房屋”,赫鲁晓夫如此向尼克松宣扬苏联住房改革的成功。

  “赫鲁晓夫楼”曾是苏联经济适用房的典范,如今却成为低收入困难户的象征。拆迁在1999年就已经展开,时至今日,80%的“赫鲁晓夫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高层住宅。

  上海工人新村

  “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

  房型设计,也是一种具体的空间生产,其背后包含了设计者对于所谓理想生活的理解,并在微观层面展现出权力的运作。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建造者而言,他们的任务不只是建造一批住房或几条马路,而是透过空间的改造,告诉人们哪种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

  解放之初,上海底层产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恶劣,许多人住在以竹竿、苇席搭建而成、被称为“滚地龙”的“棚户区”之中,住房条件亟待改善。罗岗、杨辰等学者指出,新村建设是对战后住房短缺的一种回应,是一种政治意愿,也是一种社会思潮。上世纪50至90年代,在市区边缘或远郊,大量的4至6层高的砖混住宅拔地而起,这些就是工人新村。在小说《上海的早晨》之中,能住进曹杨新村是先进工人身份的象征:“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

  上海工人新村的建设受苏联模式影响,但却参照了五四时期来自日本的新村理念,“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952年最早建成的上海曹杨新村,则学习了上世纪20年代美国规划师拉各斯·佩里提出的“邻里单位”概念。新村内的街道呈圆弧形走向,住宅楼扇形排布,以留足日照间距。不过“邻里单位”很快被作为资本主义规划思想受到批判,这种设计因占据空间较大,只提供了1002套住宅单位,难以解决住房紧缺的问题,设施上也不符合“先生产,后生活”的要求,后来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苏联的“居住区”规划理论。

  为解决住房紧缺,上海推出了更为简易紧凑的“二万户”。这类住房虽然室内空间狭小,但强调公共空间,居民将街道作为内厅活动,形成了一种活跃的公共关系。1959年的电影《今天我休息》,取景地就在曹杨新村,主角马天民是一名警察,他在休息日仍旧为邻里服务奔忙,恰恰体现了这种空间的公共特征。

  在1949至1978年间,上海新增的1756万平方米住房面积中,有1139万平方米是工人新村,占2/3。尽管,大规模建造的工人新村仍不足以应付大量产业工人的居住问题,但它对城市结构和社会生活却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从单位制到90年代商品房的兴起,新村的实践为今天保障房的建设仍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法国大型居住区

  现代科幻般的共同生活

  近年来,法国摄影师克洛南塔尔拍摄的“未来纪念”系列,唤起了人们对被忽略已久的法国大型居住区(“Grands Ensembles”)的关注与怀念。混凝土打造的巨大体量、造型充满未来感的建筑,犹如出自科幻小说的幻境,庄严而神秘,“这些建筑好像在时间之外,好像它们的存在就是摇摆于过去和未来之间”。

  法国大型居住区大多建于20世纪50到80年代,它的出现与赫鲁晓夫楼、工人新村有些类似,都要解决岌岌可危的住房危机:“在最短时间建造最多的住宅!”既要完成城市农村移民以及外国移民的安置问题,也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需求。这批住宅充满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设计,出自诸如西班牙建筑师里卡多·波菲尔和曼努埃尔·努内兹-亚诺斯基等人之手,体现出对于现代主义乌托邦旗手勒·柯布西耶的风格回应。它们承载了一种当时流行的观点,即现代主义建筑能够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建立起一种乌托邦式的自由生活。不过,由于需求紧迫,这些法国大型居住区的建筑造价普遍低廉,建造时间短。

  说起来,法国几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唯一一个以大规模集合住宅的形式来缓解住房短缺问题的国家。从1850年的第一座工人城到上世纪70年代的新城建设,从工人阶级到低收入居民、中产阶级,再到外来移民,不同时期的大型居住区接纳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过,近几十年来,法国大型居住区早已声名狼藉,不但备受学者批评,也遭到媒体责难,成为边缘化的存在。

  法国大型居住区并未实现它最初的理想——建立乌托邦式的国度。这些建筑在建立不久之后,便饱受贫困与犯罪的折磨。而这些隐患在设计中早已体现,正如学者杨辰指出,大型居住区突兀的建筑形象和封闭式管理,与周边地区的城市功能、肌理和景观格格不入,为日后的居住隔离埋下了隐患。如今,这些大型居住区或已被拆除,或因年久失修而岌岌可危。然而,它们伫立世间的景象是如此独一无二,令人惊奇,尽管它们所承载的集体住宅乌托邦已经逝去。

  □撰文/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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