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文学社团。左一唐诺、左二朱天心。右一朱天文、右二马叔礼。
唐诺,本名谢材俊，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
《旱魃》
作者：朱西甯
版本：理想国|九州出版社 2018年10月
《铁浆》
作者：朱西甯
版本：理想国|九州出版社 2018年10月
（上接B04版）
唐诺 “真正悲伤的东西是善与善的冲突”
新京报：关于朱西甯的评价仍然存在争议，通行的文学史给朱西甯先生的定位是“军中作家”、“乡土作家”，这是否是一种文学史的偏见？你如何看待朱西甯在文学史中的位置？
唐诺：台湾经历了很多变化，文学史就交给未来的人去做吧，我只说一下过程。其实在我认识朱西甯老师之前，他就已经是当时台湾最好的小说家了，这在那时是没有争议的。后来台湾乡土文学运动兴起，多少对朱老师造成了一些冲击和事后评价的改变。这个“乡土”并非我们所说的“乡土作家”那个“乡土”，它实质是把文学当成了一种宣传工具，像朱老师这样坚持纯文学的一些人自然无法接受，所以就有了一个激烈的乡土文学论战。最初朱老师是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去到台湾，但这个身份是时代的偶然。到他40多岁退役之前，他都是在军中进行写作，特别的地方也在这里。乡土文学论战后，有了敌我之分，朱老师被归为“那边的人”，声名也从那时开始发生了改变。这是典型的政治污染文学，文学受到各种比它更强大的力量的影响。之后的历史会怎样评价这些事情，不知道，这要看未来的台湾与大陆要如何理解这段特殊的历史。纯粹从文学的角度讲，我依然认为朱西甯是1949年至今台湾最优秀的小说家，如果加上“之一”的话，大概也没有几个。
新京报：刘大任称，朱西甯的文学属于“灰色地带传统”，惊讶于居然在台湾“发现了鲁迅与吴组缃的传人”，他认为朱西甯的作品并不属于张派或者胡派，而是应该属于鲁迅、吴组缃、沙汀、艾芜、叶紫和罗淑所代表的这个传统。
唐诺：他其实是从“五四”一路过来的文人。今天我们看到的作品是他三十几岁到四十出头时期的作品，是他的第一个高峰期，用的文学基本题材与设定还是以大陆华北，即他的家乡山东临朐、江苏宿迁为背景。但朱老师的作品非常多，他从年轻时一直写到最后一刻。《铁浆》与《旱魃》是他第一个时期的作品，所谓的“怀乡”之作指的就是这些。我当时也反对过，如果说他的作品是怀乡文学的话，另一个与他齐名的作家司马中原更加适合，司马中原所歌颂的黄河长江、北方大地、古老汉唐，让当时的台湾人一听就热泪盈眶。而朱西甯的“怀乡写作”是批判性的，这里面有深刻的反省。也许是因为时空与个人特质的关系，朱老师与二三十年代那一批作家的不同在于，鲁迅那时的中国无疑在一种更为迫切的时刻，周遭的世界有更大的召唤，文学的使用方式有着另外的目的，它被用来鞭打当时的社会与统治者，如空中飞舞的投枪，是会伤害人的。但朱西甯是个很温和很宽厚的人，再加上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因此他的小说多了几层徘徊，不会把恶与善分得那么清楚。他对世界充满了同情，总是会对一般所谓的“恶”多看两眼，给它们一点点的机会。真正的“黑”不只有一种色调，很多的不幸与错误并不一定有复杂的原因，但为什么人会走到那样的结果，是什么造成的，小说会去探索原因，就像昆德拉说的，小说永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当然这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失文学那种强大的捶打力量，但却出现了更多的层次。其实我觉得“心软”不只是一个情感的变化，更是一个思维的变化，你开始觉得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小说正是从这里出现了层次，开始展开。朱老师的写作也是如此，他总是会留有余地，总是会给人一种可能性和空间，这对于三十年代作家来说可能太奢侈了，但这是比较接近文学的，没有负担文学之外的目的。
新京报：除了关于大陆农村的描写外，朱西甯还有许多以台湾战后市镇为背景的作品。张大春说，从民国57年起，朱西甯的写作进入了一个不同于往昔的阶段，借用现成的术语来形容，可谓朱西甯的“新小说时期”。
唐诺：今天我们要开始书写现代，但我们没有故事了。以前我们写的东西在乡村，比如贾平凹写陕西，莫言写高密，迟子建写东北，那个世界是完全透明的，我们不仅了解你这个人从出生到现在的故事，也知道你上一代人的故事，非常完整。但是在城市里，你碰到一个人，转过街角，这个人可能就从你的生命里消失不见了，所以王安忆说，城市无故事。城市是非常难写的，西方已经摸索了百年，我们笼统称之为现代书写，但在中国经验仍然不足。台湾的脱贫脱困大概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也就是朱老师写完《旱魃》后不久，乡村不断消失，开始了城市化，朱老师的写作这时也开始变，他没有像司马中原那样继续反复写记忆中的家乡。从《现在几点钟》以及后来的《春风不相识》开始，朱老师进入了他的第二个阶段的写作高峰，许多书写方式都在改变。这很难，因为台北不是他的故乡，如何书写“第二个家乡”，这是朱老师后来20年的创作所面对的。台湾过去讲的“现代主义书写”要追溯到一批学院派的人那里，比如林怀民、郭松棻等，但其实早在现代主义引进台湾之前，朱老师就已经以一个人的方式默默开始了探索，比如《冶金者》等等。对一个已经成名的小说家来说，要放弃自己最有把握的、已经被大家认可的书写方式，需要很大的勇气。
新京报：论者大多认为，在朱西甯的写作生涯里，他最成功的小说集中在早期，也就是写《铁浆》的那个时期。
唐诺：《铁浆》，还有《旱魃》，已经突破了早期单纯描述和叙述的阶段，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现代主义因素。我记得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听朱老师发过感慨，他说，其实真正的悲剧/悲伤并不是善与恶的冲突，真正悲伤的是善与善的冲突，是价值的冲突，诸神的冲突。那天会谈这个话题，我记得是因为朱老师的小说《破晓时分》被拍成了电影，电影处理成了另一种结果，但小说的原意是：没有人恶意地想要把罪名栽赃到某一个人身上，但最后却造成了悲剧。但如果大家都没有恶意，为什么会造成悲剧呢？这是小说最能产生力量的地方。不要小看《铁浆》《旱魃》这段时期，虽然它继承了二三十年代的书写传统，但它也交出了那个传统所没有的东西。
新京报：朱西甯的创作多被分为三个阶段。最后这个阶段该怎样来看？
唐诺：最后一个阶段，我想把它称为“缓缓归乡之路”。对于朱老师，台湾这个“家乡”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你的一生在这里真真正正地过活，你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时刻、难忘的时光、关爱的人都在这里，不是说可以回归故土了就能马上开开心心地回去了，不是的，生命不是这样的一个抉择方式。这在他的小说里非常清楚，每个阶段、每个刻表都是非常精密的。他最后写《华太平家传》没有写完，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他晚年的风格变得更温和了，他原谅了很多东西，这时他再度使用《铁浆》时期的书写方式，收起了许多锋芒。如果是二十几岁的年纪去读《华太平家传》，可能会觉得过于缓和，但是到了我这样的年纪，会觉得有不同的感动在里面。
我的先驱
读《旱魃》杂感 （选摘）
莫言
《旱魃》是一部洋溢着现代精神的伟大小说，至今读来，依然是那样地朝气蓬勃，那样地活力充沛，那样地震撼灵魂。作者使用的素材虽然是乡土的，但作者注入到小说中的思想，却大大地超越了乡土。小说着力塑造的人物尽管是上个世纪初叶的人，但他们的精神，至今值得我们敬仰。作者使用的语言，尽管具有故乡的方言色彩，但由于精雕细琢，剪裁得当，并不会造成异地读者阅读时的障碍。
《旱魃》之所以能如窖藏的美酒，历久弥香，还在于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几乎个个鲜活地表现出来自己鲜明的个性。那个寄托了朱先生全部理想的金长老，那杀人如麻而又能迷途知返的土匪头子唐铁脸，那勇敢泼辣、有胆有识的佟秋香，那虽然穷困落魄但依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的杂耍班主佟老爹，连杂耍班子里的皮二爷和油坊里的把式林爷爷、强老宋这样的次要人物，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从塑造人物的功力上看，《旱魃》又是一部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宝贵的白描传统的杰作。人物的话语，都是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的功力，不是那些所谓的“先锋派”作家具备的。这样的功力，建立在饱经沧桑的人生阅历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生活的丰富占有上，建立在对所写人物极端熟悉的基础上。
《旱魃》还展示了朱先生强悍、饱满、意象丰富犹如激流飞瀑的语言风格。我大概地可以想象出朱先生用这样的语言，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上造成的震荡。他的语言犹如乱石砌成的墙壁，布满了尖锐的锋芒。他的语言如光滑的卵石投掷到铜盘上发出铿锵的回声。这样的语言需要奔跑着阅读，这样的语言扔到水中会沉底。朱先生善用比喻，而且是他独创的比喻，别人无法重复。他异想天开，视万物皆有灵。正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所有的事物皆有生命，问题是如何唤起它们的灵性。”
《旱魃》的结构，也显示了朱先生不愿意按部就班地、轻车熟路地讲述一个故事的艺术雄心。多少惊心动魄的事件，镶嵌在一个线性发展的故事当中。这样的结构，也正是我的《红高粱》的结构。我庆幸现在才看到《旱魃》，否则我将失去写作《红高粱》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