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0 02:30:22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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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文学相” 可暂时脱离尘世的“白日梦”

2018-11-10 02:30:22新京报


经丰子恺翻译“注释”的日本漫画家北泽乐天《乐天全集》,因为抄家前被借走而得以保存。这套漫画集反映了当时日本的社会生活,书里的日文都由丰子恺翻译成中文,端端正正写在书边空白处。




《旅宿》

作者:(日)夏目漱石

译者:丰子恺

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2月


《小故事》

作者:丰子恺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5月

  我们熟知的,是画家丰子恺,但丰子恺并不只有画家一个面相,在漫画的基底背后,是他由师从夏丏尊开始萌发的文学志趣。他曾说,作画好比写文章,“我的作画,也不免受了文学影响……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我希望一幅画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换言之,我是企图用形状色彩来代替了语言文学而作文。”

  但与深潜人间世的五四那一批作家大不相同的是,丰子恺的创作在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天真”,他绝少直接描写那些粗粝的现实与重浊的黑暗,对于世间的那些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他往往选择轻快的笔调晕开,不致使其剥蚀心灵。这些悉数映照在他的散文随笔、小说创作以及翻译文本的选择中。

  丰子恺曾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在夏丏尊等人的召集下,一批作家云集白马湖,形成了所谓的“白马湖作家群”,他们以“立人”为基本诉求,提倡美育,丰子恺的文章也因此深深浸润了白马湖之风。

  文学翻译

  从《初恋》到《源氏物语》

  丰子恺的文学道路,是从翻译起步的。1921年,24岁的丰子恺留学日本近一年后坐船回国。他在日本买了好些书,其中一本英文的屠格涅夫小说《初恋》尤其喜爱。漫长的海上旅途,无聊又沉闷,丰子恺开始尝试翻译《初恋》。虽然直到将近十年后才出版,但他始终将这本书称为自己“文笔生涯的初恋”。这部英汉对照的小说深深影响了一代俄国文学爱好者。

  之后,丰子恺又着手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当时鲁迅也在翻译这本书。1925年,两种译本同时译出,分别在报刊连载,又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后来丰子恺去拜访鲁迅,谈起《苦闷的象征》,抱歉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回道:“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年轻的丰子恺听了,很是感动,愈发对翻译认真起来。接着又翻译了斯蒂文森的《自杀俱乐部》。

  但后来战乱频仍,各处辗转,翻译只得暂停。抗战后,丰子恺重新拾起俄文,这时他已经50多岁了。凭着勤奋,他几个月后便能通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著《战争与和平》,两年后便能译俄文书,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他又拾起日语,先后翻译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还有中野重治的《肺腑之言》、大仓登代治的《美国猎》、德富芦花的《不如归》、日本物语小说《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还翻译了蒙古作家达姆定苏连的《蒙古短篇小说集》。再之后便是那部影响深远的文学名著《源氏物语》。

  丰子恺的翻译,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晓畅自然,颇具韵味,这有赖于他的苦学和严谨态度。据他的女儿丰一吟回忆,丰子恺学习一个外语单词,一般分四天22次的渐次温习,翻译时,丰子恺对于每个词语的使用都反复斟酌考量,当他“仰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十一层楼的洋房发呆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为了想形容词的译法”。

  翻译《源氏物语》,丰子恺用了四年。动笔前,花了近半年时间准备,除了搜集必要的辞书及译本,他还去重新阅读、体会小说语言,以决定翻译的体裁与情调。《源氏物语》多为古文,语言精炼典雅,因此丰子恺用了一种类似汉语章回小说的译文风格,读来蕴藉非常。除此,小说中穿插了近八百首和歌,丰子恺不拘原诗格律,大胆摈弃流行的自由体,采用古体七言和五言诗意译原诗意义与精神,读之使人亲近,也很有味道。

  这些翻译,或白话,或文言,都下过笨拙的苦功,却大多给人一种清澈淡泊的感觉,美而不含媚态,烈而不致沸腾,深沉而无重负,与丰子恺的散文相类,都有一种风流自然的态度。

  小说创作

  茯苓糕似的桃花源故事

  丰子恺的翻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小故事”。平时读《汉书》《虞初新志》《说苑》等古文,他总是从中挑选一些适合孩子读的故事,用白话文的形式将之复述,然后一字一句抄写在缘缘堂信笺上,简单装订成册,名之为《小故事》。这样的小书,丰子恺写了三本,另两本是《谑诗》和《谐诗》,因为抄家前被借走而幸免于难。但更多的“小小”的翻译,随着时代的种种动荡,都湮没不闻了。

  这些为孩子而写的小故事,后来发展成了丰氏图像小说。这些小说,幽默诙谐,背后却往往藏着教训。丰子恺将其比为“茯苓糕”,“不但甜美,又有滋补作用,能使身体健康。画与文,最好也不但形式美丽,又有教育作用,能使精神健康……笑话闲谈,我也不喜欢光是笑笑而没有意义。”比如《伍元的话》和《小钞票历险记》,用一张纸钞的自说自话勾勒出流亡命途中的人情冷暖。比如《猫叫一声》和《毛厕救命》,以一段看似离奇的经历反思人世间辗转相生的运命因果。比如《姚晏大医师》和《骗子》,以幽默的说书口吻揭示谎言背后的真相。

  丰子恺极为痛恨欺骗的行径与文明的虚伪,是以不断歌咏“天真”,而后发展出了他的系列“桃花源”故事。在《文明国》里,名叫文儿、明儿的两个孩子迷失山中,却如武陵人般意外闯入一个叫做“善山”的地方。这里的山民彼此痛痒相关,一人痛楚,众人痛楚,一人饥渴,众人饥渴,所以这里不曾有人被抛弃。后来他们又到了一座“真山”,人人胸前皆有一面心形镜子,这国土中人,凡心中所想,都会显现在镜中,因此大家都不欺骗人。而小说《明心国》和《赤心国》则是“真山”的衍生:明心国里,人们皆以肝肺相示,心中所起之念悉数在胸前的镜子里显现,是以大家都毫无欺瞒,真心对人,这与禅宗的“明心见性”如出一辙;赤心国里,没有“偷”、“钥匙”、“枪”、“钞票”这样的词汇存在,人人皆有一颗赤心,而做首领者须有最大的赤心。

  这些故事的背景,都发生在战乱之时,因此使人感到天真幼稚、虚幻如梦,但丰子恺为何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呢?他自己的解释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知道是虚幻的,是乌托邦,但是大家喜欢一读,就为了它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山海经》是荒唐的,然而颇有人爱读。陶渊明读后还咏了许多诗。这仿佛白日做梦,也可暂时脱离尘世。”

  因此,被视为“不正经”的丰子恺小说,是他一个又一个的“白日梦”,借着仿佛的光明,他建构着内心世界的桃花源。这里的关键,在于“同情”,或者说“同理心”。如白杰明在《艺术的逃难》中所写:“从丰子恺难以言喻的个人风格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个体和创作者所秉持的‘同情之心’……丰子恺的‘同情之心’,传递出关于永恒和价值的理念,以温和的方式提醒我们警惕无理性的进步和大众文化的威胁,以及未曾注意到的物质陷阱。它还隐藏有一个追问:当文化中的道德崩塌之时,现代人还能幸存吗?”

  后来,丰子恺终于也做起了“正经”小说。这部名叫《六千元》的小说如宋元话本般讲述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拜金丑剧。一位纨绔公子吸毒成瘾,挥霍无度,将洋行房子卖得六千元。不料房款被同乡盗去,被金钱幽灵俘虏的他遂想出一个捞回损失的方法,住到对方家里“吃回六千元”。最终却弄得自己潦倒不堪,吸毒丧命。丰子恺深谙世情,将故事讲得平白晓畅且扣人心弦,见出功力。只是仅此一篇,且被他视为“游戏”。

  也许丰子恺还是融不进这人间世,一心想要逃离。他常说,夏目漱石是一个“最像人的人”,尤其喜欢夏目漱石《旅宿》中的一句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

  有时,“天真”的丰子恺自己也不免苦笑,觉得自己像是“沉郁的诗人”。他援引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的话来解释:“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写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丰子恺的创作,便是含了这样一种难以道破的意味。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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