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运动代表、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以摄影师哈里·赫斯为桑塔格拍摄的照片为素材，创作了拼贴画小盒子《艾利普西安》。

　　近十年来，我们在中国语境下谈论苏珊·桑塔格，最为强调的往往是其“公知”身份，这显然与其在欧美语境下更为复杂的媒介形象有所不同。桑塔格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位偶像级别的公知，与世纪之交媒体转型下对于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渴求有关，桑塔格作为一位打扮、随笔、小说、摄影、电影、戏剧样样在行的女性，被许多人视为“文艺教母”，或者可供都市女性参照的智性典范。

　　近来，有关桑塔格的中译本集中面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桑塔格全集》（全十六卷）与《苏珊·桑塔格全传》，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中国摄影出版社也分别出版了传记《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和《苏珊·桑塔格传》，这恰好给我们一个重新审视桑塔格的机会：理解桑塔格是如何在她的时代塑造自我，也理解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如何重塑桑塔格。

　　一种熟悉的论调，或许是透过这番回顾向桑塔格的遗产乞灵，以对症当下公共话语之不举。不过，知识分子与时代的互动形式，未必可以做到复制或移植式的借鉴，恰恰是时代的差异性决定了知识分子话语和行动状态的不同。

　　对桑塔格的遗产，同样需要“祛魅”

　　桑塔格划时代的人生始于1933年，终于2004年。在其十周年祭，中国媒体喧哗的哀悼，不失为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许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或媒体人曾公开表达对于桑塔格的援引、认同或者喜爱（比如许知远），也有不少人留意到本土知识人对于这位美国才女异乎寻常的热情。

　　媒体人萧轶曾写道，“在苏珊·桑塔格去世之时，她在中国产生的震荡远远大于美国本土，乃至逝世十周年之际，中国媒体依旧对其盛装打扮。”在他看来，这种现象恰好对接了美国20世纪中后期公共知识分子“从书斋走向街头”的神话叙事。以桑塔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表达空间，他们对政治权力激烈抗争，对社会事务激进表态，也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等新媒介形式传播先锋文化和大众文化，从而获得了数量庞大的拥趸。这些拥护者不乏战后大学扩招运动和反文化运动之下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

　　桑塔格在她的时代所经历的媒介情形，与新世纪初中国逐渐成长起来的公共话语空间，具有某种类似的生命力。2000年以来，本土都市媒体凶猛生长，而寄托于此进行自我表达的中产阶级文化，也在持续孕育和发酵。不过，这种相似性大抵停留在表象之上，因为伴随中国都市媒体兴起的“公知”群体，与上世纪60年代欧美大陆新旧交替的时代语境（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激进氛围）之下“桑塔格们”的诞生，几乎很难说有什么实质上的共通。

　　不过，十余年前，中国一度出现桑塔格热，也的确是恰逢其时。这既由于桑塔格特别有存在感（发言多、出镜多、有中译本文集出版）以外，也与香港文化人陈冠中重写中国版本的“坎普”有关，这些都促成了小圈子里重读桑塔格的热情。在另一位媒体人侯虹斌笔下，桑塔格是被国人热烈追捧却又深刻误读的“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尤物”。侯虹斌觉得，中国的左派文艺青年虽把桑塔格视为文化符号，却不愿意学习她“不合时宜”、作为“反对者”的态度；而许多人虽然喜欢她的趣味，却忘了趣味是需要智识来打底的。在她看来，桑塔格依然是大师，只不过漂洋过海之后被我们标签化了。

　　假如细读近年出版的桑塔格传记译本，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媒体人数年前对于桑塔格偶像般的塑造，有些过于“漫画式”。桑塔格的传记虽无不称赞她的智识、敏锐与才华，却并未将她塑造为“大师”。事实上，几乎所有桑塔格传记都对这位传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态度，正如同桑塔格的朋友对她的态度一样：又爱又恨。对桑塔格的遗产，同样需要“祛魅”。

　　桑塔格是否体现出超越时代的深刻？

　　事实上，桑塔格的缺陷显而易见。她的强硬主见背后，也是一个时代的随波逐流。

　　不论是政治立场，还是文化立场，桑塔格都未能体现出超越同代人的深刻，只不过她的展演更为贴合时代精神和技术手段罢了——这是她真正的才华。她的左派倾向或许是出于天性，但她的反叛经历却无不是历史化的表征。她与上世纪60年代西欧知识分子共享了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厌恶和对于社会主义的想象。而在世纪末苏联政权下流亡者的叙事令这些不安的西方知识分子急转幻灭时，桑塔格也感到迷惘。（一个布罗茨基不就根本性地晃动了她政治信念的根基吗？）当她转变立场，作为满世界奔走呼吁正义和人权的异见者时，这种认识上的矛盾也从未得以解决。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桑塔格仍然抱持着西方左翼坚持了数十年的双重策略。

　　桑塔格的许多人生构想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桑塔格之所以重要，恰恰也在于她如何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参与了整个时代的命题。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祛魅颇为关键。

　　桑塔格思想版图的构型，与她人生游历的地理版图保持了高度一致性，而这一版图极富时代性。这个迷恋欧洲、有法兰西癖的美国人，汲取了上世纪60年代法国式知识分子形象，为美国带来极端化的左派立场，以及文学、电影和政治思想的法式口味。成为作家，也是如此。当她作为小镇青年来到纽约时，纽约经历了经济上空前绝后的繁荣。媒体工业的蓬勃，使她可以一如既往地阅读关于文学、电影和文化史的学术出版物，却写作出反学院派的散文。她将文化评论作为志向，因为人们对于讨论观点越来越感兴趣。

　　出版社塑造文化偶像的商业操作，对桑塔格的走红至关重要，而桑塔格的中国拥趸却很少谈论这一点。桑塔格的出版人罗杰·斯特劳斯，有一套明确的针对桑塔格的市场营销方案，不但为她在美国知识分子建制派中奠定了稳定地位，也使之获得国际性声誉。桑塔格还为一些当时被视为“中流”、受到偏见对待的中产阶级读物写作，这为她带来了最广泛的传播，以及更高的报酬。

　　媒体转型时代的弄潮儿，是不再遵循智识游戏惯例的新一代人。上世纪末，凭借《三重门》在中国一鸣惊人的韩寒，与凭借《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火得一塌糊涂的桑塔格，都有这种共性。他们说的未必是新东西，甚至是一再重复的内容。尽管有水平高下之别，但这一身份所彰显的新游戏规则却是一致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也能成为明星。

　　名声及其带来的经济利益、旅行机会，以及与有趣人物接触的机会，也反过来塑造着他们所理解的“公共”文化。当年的评论家讽刺桑塔格是“患文化精神分裂症的童话公主”，因为她既要与名人地位保持距离，又要为行动和发表意见寻求媒体的关注，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作为过渡人物，成了一个怀旧对象

　　“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这种道德化叙事始终是中国公知的深远情结，而桑塔格“作为异见者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也紧紧缠绕在这一叙事之中。

　　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曾是中国公知最近和最好的榜样。然而在70年代末，当美国的公共评论界和知识界发生变化时，她的信念和位置也受到冲击。在美国，“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开始散发某种令人不适的异味，甚至偶尔会被当成是在骂人。连桑塔格本人也想摆脱知识分子形象。她对娱乐文化无法遏制的膨胀感到沮丧，而这种已经成为主流的娱乐文化，正是从她之前捍卫的先锋立场发展而来。年轻、煽动、文化革命式的桑塔格，与晚年认同自己是高雅文化保守变化人的桑塔格，区别已经不能再大。

　　在新时代，作为过渡人物的桑塔格，成了一个怀旧对象。她的政治行动也遭到人们的嘲讽。当她为着自己的正义感去战乱之地见证人们的痛苦时，她在萨拉热窝对战乱的报道，对于许多居民和记者来说毫无意义。在后者看来，她更在意的是自我推销，以把自己美化为这座废墟城市的英雄。

　　或许有人认为，桑塔格之后的知识分子，与时代之间的联系再也没有那么密切，或者无法再像她那样爆发出如此的能量。然而，这种现象很难被简化为大众或公共舆论的堕落，因为在新的时代，语境已经发生变化。知识分子丧失了旧日的角色与功能，也因此难以固守昔日的位置与认同，边缘化是必然的。

　　如果说桑塔格是第一个媒体弄潮儿，那么，我们后来玩得不亦乐乎的早已是别人玩剩下的。桑塔格经历了公知形象的退潮，中国公知叙事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推向大众：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2011年以来，公知在中国的形象逐渐经历了衰落与污名化，逐渐被视为有目的性地引导舆论，或发表不成熟批判言论的代表，甚至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此前公知对于公共话语权的把持和道德正当性，受到真正的挑战，更为汹涌的大众在互联网时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种去中心化、众声喧哗的表达，成为公共话语空间的既定现实。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如何吸收桑塔格的遗产？这未必是一个真命题。然而，知识分子与大众此消彼长的话语权变迁，确是伴随技术和历史而不断演变。如何在学术圈以外进行有效的公共写作，这个命题始终值得我们关注，但更重要的发问或许是，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公共”？

　　撰文/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